张文英 訾 岩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150040)

1.引言

自翻译活动产生以来,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翻译家就对译者的地位和身份有种种不同的认识。翻译研究起源于对宗教文本的翻译,因此译者的作用一直被神的光辉所掩盖(柳晓辉2010:123)。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对于译者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译者从“仆人、奴隶”变成了“叛逆者”,译者的地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主体,从受制于原作者到被认为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的过程。对于译者的剖析与研究也经历了从忽视译者的显性作用到强调译者的主体能动作用的过程。

19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走出了纯语言研究的重围。8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文化转向,各种学派在形成多元研究范式的同时,开始提出译者主体的创造地位。这使得译者的显性地位得以凸显,译者从幕后工作者转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者。解构主义学派在对结构主义学派理论进行反驳的过程中,将译者的显性推向极致。

国内外有许多文章讨论过译者显性的问题,但多是对概念进行梳理、分析和阐述,对不同翻译家的译者显性观加以对比的人却很少。本文拟对德国的本雅明与中国的傅雷两位大师的译者显性翻译观进行解读和对比,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剖析译者显性翻译观的思想,从而加深对国内外译者显性翻译观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的了解,更进一步深化对译者地位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