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昂 周 菲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偏离”现象初探

◎马 昂 周 菲

青年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是处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处于青年期这一阶段的社会族类的一种特定的认识，是一个被特定时代赋予一定期待的群体。社会学把“青年”看作是社会化的一定阶段，认为“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①。社会发展和青年成长具有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典型时期青年群体与主流社会意识相背离所产生的“偏离”现象的对比分析，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年群体的发展状况、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当前青年群体的“偏离”现象提出建设性意见。

青年 偏离 社会发展

在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青年群体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提出“国家不可以一日无青年”、“益青年者，国家之魂”和“青年不死，则中华不亡”的论断，并以青春对人生的重要性来比喻青年对国家的重要。在整个社会中，青年群体一直作为最富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社会群体，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青年群体逐渐发生了一系列由常态到动态、由被动到主动的状态转换，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发展特征。

所谓“偏离”，主要是指非创造性的“越轨”现象，即群体在思想、行为、观念脱离社会主流模式，表现出一定的“失范”性，造成群体性的“失序”，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行为。青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最容易产生偏离行为的时期，其可能拒绝甚至反对社会的同化，在思想和行为上与社会规范的要求相背离，导致“失范”现象，甚至脱离社会现行的运行轨道，即出现“越轨”行为。对于这一点，也可以用乔治·米德的角色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该角色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处于特定社会地位，并符合社会要求的一套个人行为模式”②。人在特定时间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与那个时空相适应的角色期望和行为方式，随着生命长河的流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转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他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经验准备时，常常会碰到这种角色转换带给他的许多困惑。③由于青年群体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变动性，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偏离”现象具有不同特点。

一、青年“偏离”现象及生成因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权利倾向和群体本位的政治“偏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青年在完成了民族的独立和民众的角色使命的同时，得以从以亲族体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也使青年从传统的家族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压制下获得了解放。青年人在思想、心理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鼓舞，在革命时期青年表现出的先锋作用使其地位受到更多的重视，国家从观念到制度上都给予该群体更多的肯定和支持。尽管青年摆脱了来自传统的束缚和压迫，并在某个时期该群体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在政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命不断被反复强调，但随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在随之而来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性及政治性的约束和管制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遭到批判，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权利比如恋爱婚姻自由受到“组织”的干预和控制，没有职业和居住地的选择权，受到论资排辈的年龄权威制的压制等。

青年政治地位的这种缺失以及长期以来的政治化思想教育使得他们不可能站在个体本位和自由倾向的立场上来反抗这种压制，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权利倾向和群体本位，致力于角色表演来表现自身与最高政治权威的一致，希望据此改变自身的社会状况与地位，同时在角色表演过程中实现反抗能量的释放，从而产生“偏离”现象。如“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等政治活动中青年的非理智行为便属此类，其“偏离”更多的表现出群体特征，表现为一种非理智的、冲动的行为方式，其行为的目的不具有个体性，更多的是一种盲从和表层次的宣泄。

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偏离”现象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在这个年代，中国人从青年到老年都遵循着同一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同时这些价值和模式被认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客观必然性。在这样“万众一心”的背景下，自然没有给个人留下多少选择性的空间。从某种抽象意义上说，当时的青年的社会性格具有“传统导向性”人格的若干特征。国家和社会为青年制定出严格的角色规范，并希望借此引导青年朝着期望的方向发展，但青年对这一系列规范表现出抵触但又迫于对权威的崇拜和自身权利的限制无法以正当的直接的手段表达不满，于是就以群体的“偏离”行为宣泄情绪，造成这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青年的“边缘性”特征，尤其是政治边缘性。马赫列尔在其《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一书中认为：“边缘性可以定义为某个社会群体从属于两个（或更多）的社会阶级（阶层），从而在承担状态—角色方面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个群体所要求的状态—角色同社会所赋予的，得到社会承认和保障的状态—角色之间存在矛盾。”④因此，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其政治上的边缘性与不成熟性造成了其政治思想的活跃与混乱、政治能量的盲目释放及政治偏激思想和政治盲动行为，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的震荡和不安。

（二）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冲击与价值流变的社会角色“偏离”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愚弄了千千万万青年的政治热情，给他们心灵留下了很大的创伤，由于在这一时期许多青年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的权利，使得他们深刻地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任务与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同时，遭受了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还处在调整时期，整个国家各方面秩序还在逐步建立过程中，改革的步伐刚刚起步，这使得许多青年的切身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改革开放后，社会急剧变革，现代化进程加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急速发展。一方面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青年成长创造了有利的客体环境，另一方面也使整个青年群体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扩大了见识的青年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和现实存在的诸多不足。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各种社会环境使得这个时期的青年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思想心理特征：关心政治，渴望四化，看重实际，不信空谈，厌恶老一套的空洞说教；追求真理，好独立思考；对新鲜事物敏感，不满足现状，憎恶专制禁锢主义，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求知欲强，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但与此同时又具有一些信心不足、敏感、盲从、主观意识太强等缺点。⑤

这一时期的“偏离”现象大多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弊害，主要集中在信仰危机、文化素养欠缺、犯罪、失业等问题上。青年开始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示怀疑，加之“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的荒废造成的青年“文化营养不良”，使得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表现得极不稳定。据当时的调查反映，西方崇拜、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缺乏爱国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等成为“青年问题”的主要方面。另外，青年的犯罪行为成为“偏离”行为的一种表面化现象，进入80年代以后，青年的犯罪数比60年代增加了10倍，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破坏的教育结构以及城市化和经济结构转变所造成庞大的青年失业群体、经济体制转轨造成的青年“选择性”离职以及“文凭痴狂”现象凸显了青年在职业社会化中角色规范的“偏离”。

这个时期“偏离”现象的根源来自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十年动乱使得这个时期的青年显示出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厌恶性，注重实际，渴望依靠科学技术满足现实需求，但由于排斥政治思想的灌输，使得他们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理论和价值观指导，思想上极易“偏离”。青年在“理论饥饿”和“理论缺氧”状态下探索各种疑问，这使他们在费劲地走出现代迷信之后，又陷入了价值虚空。⑥

另外，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使一些物质主义理念传入，受到西化的青年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生活的奢望，但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国家并不能及时满足青年各方面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体制缺陷造成的青年创造精神的窒息，加上外来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使得青年一度表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强烈不满，甚至以极端形式宣泄情绪，凸显了特定环境下青年急功近利、浮躁的一面。社会复苏阶段的青年表现出由失意向成熟角色转变过程中的“阵痛”。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激进与冲突叛离的个体行为“偏离”

当我国发展步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社会体制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城市化、全球化速度都在不断加快，各种思潮涌现，社会变动剧烈，信息化和网络化飞速发展，各种新事物、新思想冲击着青年的思维和心理。这样一个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为新一代青年成长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另一方面对青年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客观存在的竞争压力也对青年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这个时代的青年思维更为活跃大胆，敢于接受更大的竞争压力与挑战，怀有远大理想且务实，接受了全面系统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对整个世界的认知能力，具有高度群体意识和社会认同感，充分享受着来自信息、网络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然而，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和“服从”模式，虽然有利于青年主体性的发挥，但却破坏了心理的稳定，由此引发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思想及行为模式的多样化，使得这些所谓的“80后”、“90后”也成为了备受争议的一代青年。

和平的时代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自由的发展空间、开放的学术氛围使得青年在面对各种机遇与挑战，以及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一方面表现出蓬勃的创造力和无限的激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现实难以把握和适应的恐慌，进而产生一种期望通过超越自身特定时代的角色规范去满足内心不断膨胀的对现实世界的渴望，由此出现了一些“偏离”行为。比如早恋、超前消费、奢侈行为、婚前性行为等。与此同时，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的高速大量流通、自由化多样化的文化意识冲击都使得这一代青年在如何选择正确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准则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从不断攀升的青年自杀率，到网络上不断出现的青年堕落行为和激进言论，以及“富二代”现象、“晒富”现象的出现，还有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的“蚁群”现象和大学生“选择性”失业等，都反映出这个时期一些青年的“偏离”行为特点，其偏离的不仅是社会的主流规范，更与自身群体的角色规范相偏离，表现出个体意识的过分强化。

毛泽东曾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一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可见，青年的发展关乎我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然而，历史和现实又告诉我们，这个活跃的群体又存在着许多“偏离”问题，直接影响了整个青年群体力量和功能的发挥。因此，我们必须以史为鉴，从现实出发，全面分析造成青年“偏离”现象出现的原因，综合各方力量，采取多项措施，尽力减少“偏离”现象的出现，减少不和谐因素，从而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促进青年群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预防和减少青年“偏离”现象的建议

（一）正确认识青年“偏离”现象

青年的成长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青年在一定时期与主流价值规范存在一定的偏离是与青年自身的特点和特定的时代环境所共同决定的，社会宏观条件在青年出现偏离行为这一现象中起着本质性的决定作用。⑦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青年群体所出现的偏离现象并非源于个体主观，而是社会大环境变革发展的过程与个体身心成长过程产生的矛盾使然，这种矛盾现象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中不可避免，但绝不应具有颠覆性，否则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这种现象，既不能忽视这种“偏离”现象的存在，也不能因为这种“偏离”现象而片面否定青年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错误地评价其为“垮掉的一代”或“脑残的一代”。青年的“过渡人”和“边缘人”角色使得他们中的部分群体在行为上表现出些许偏差，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不确定性、不成熟性和片面性，但也从侧面证明了青年群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变革性和前进性。因此，只有建立在对青年“偏离”现象的本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引导青年步入正轨，预防和减少“偏离”现象。

（二）各种渠道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青年成长离不开正确的引导。首先，必须加强对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在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的同时，要更加突出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的教育。新一代青年需要拥有正确的信仰，再多的知识也不能直接代替信仰来满足需要。行为的正确性和知识的合理运用应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为前提。在当今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和理念空前自由、开放的环境下，要做好对青年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工作，为其指明正确方向，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素质的培养贯穿于青年教育的始终。

其次，不断探索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要创新教育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个性化、多渠道化，要注重教育过程的由浅入深。国家在分类引导青年的工作要求中将青年群体分为四类，每类青年由于其年龄特征、教育程度、认知水平、生活环境等的差异，对思想政治知识的摄入起点必然不同。现代青年对于外界信息的获取也不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方式，呆板单调、填鸭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往往会适得其反，强制性的教育手段更会引起青年的反感厌恶。因此，我们应将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着手于青年成长的方方面面，根据青年的不同类型，采用适合其特点、自然而然的方式去影响和引导，使之在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和认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帮助他们深化认识，最终形成坚定不移的行为理念。

再次，要形成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链。一是要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媒体环境。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在信息化的时代，舆论和媒体本身就具有塑造人格的力量，不良的信息往往和青年出现偏离行为直接相关，全社会在培养和引导青年上都担负着重要责任。因此，良好的社会舆论和媒体环境对于有效减少青年偏离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是通过学校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关乎国家和青年命运的浩大工程，前期需要外界客体的教育和引导，后期则需要主体自身的体悟和践行。学校教育不仅要承担思想引领的重要任务，而且要将提升青年的文化修养、训练逻辑思维能力、优化知识结构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具有传承性的青年一代。三是注重家庭教育。家庭是个体所接触的第一个小社会，家庭成员对青年的影响一直贯穿于生命初期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四是建立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教育格局。所谓三位一体，主要是指教育内容上的一致性，即三类不同环境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向和理念上是统一无矛盾的，否则，在青年个体在形成和树方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政治观的认知发展过程中易出现“认知失调”，最终所形成的基础“薄弱”的思想政治理念和道德认知在遇到强大的风波事件时往往会“不堪一击”。

（三）为青年的正常发展创造良好制度条件

青年的发展离不开外部全面综合的良好条件。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各级行政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应以国家方针政策为导向，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进各领域改革的同时，有效提升和改善民生，不片面追求眼前成效而牺牲民众利益，全力营造一个全面有序的制度环境。另外，为青年人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和制度支持。除依法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所有正当权利之外，国家还应在政策、制度方面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倾斜，保障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的正当权利受到保护，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条件。其次，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规范约束，无论是硬性的法律法规，还是柔性的道德伦理约束，当存在明确合理的约束时，便能对青年的行为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年的盲目“偏离”。再次，创造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和谐的社会环境。青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能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以此为青年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导向空间，从而从更深的层面减少“偏离”行为的发生。

注：

①A·B·彼得罗夫斯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译.年龄与教育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4-175.

②奚从清，俞国良.角色理论研究[M].浙江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6-7.

③葛操.公民社会能力素质研究[M].河南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53-54.

④陈映芳.现代中国青年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5.

⑤F·马赫列尔著.陆象淦译.青年问题和青年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3-24.

⑥钟沛璋.为一代信任成长广开出路[N].人民日报，1980-7-12.

⑦乐锋.理性与躁动——关于青年价值观的思考[M].学林出版社，2002：8-9.

⑧王军杰.法制建设对越轨行为控制机制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04：4-5.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 颜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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