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东吴讲堂

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的传媒议题设置刍议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童兵

主持人 傅大友 丁晓原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东吴讲堂是一个名家的讲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我们学校是办在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学校，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有些野心的。《东吴学术》，是一个想走出江苏，走向全国，企图在世界范围发出一点声音来的刊物。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没有名家的支撑是万万做不到的。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处。最近来的名家比较多。今天到我们这里来讲学的这个童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名家——名校的名家。下面我把童兵先生的主要情况向各位介绍一下。童兵，一九四二年生，他是浙江人。五岁的时候就移居上海。在上海度过了中学时代，在复旦大学读了新闻的本科，一九七八年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又随新闻专业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里读了硕士，留校任教。一九八四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这个博士学位是要载入史册的。为什么？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一九九○年就成为了教授。一九九三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二○○○年被国家教育部聘为人文科学社会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二○○一年被母校复旦大学引进，所以我把他概括是，来自名校的名家。

下面言归正传。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和感谢童兵教授给我们作学术讲演。

以二○○三年“非典事件”为标志，我国已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期。加强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过程中舆论引导的影响力，是政府、传媒和新闻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拟从重视和改进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的传媒议题设置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传媒议题设置功能及其实施路径

较早对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实证研究的是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和唐纳德·肖。他们于一九七二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论文通过对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观察与分析，提出了新的发现：媒体所报道的话题，与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间有很大的相关度。两位研究者的主要结论是：“将本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解释为显示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合理。任何认为媒介与选民对议题的强调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的论证不合逻辑的论点（即认为媒介与选民仅仅是对同样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并非以某种方式互相影响）都假定选民有各种途径观察政治环境的日常变化。这一假定似乎不合理：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总统竞选活动，而亲眼见到竞选者本人的人则更少，因此，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信息，主要是转述大众传媒的报道，并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媒介是全国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对大多数人而言，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易于获得的、接连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的信息。”①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唐纳德·肖：《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袁扬扬译，张咏华校，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第419、41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马、唐两位研究者的上述观点同李普曼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也许作为后人，他们受到过李普曼的启发。李普曼在被施拉姆尊称为新闻传播学奠基之作的《舆论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球表面的一个小小的部位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活动，只对很少熟悉的事有所了解。我们看到的任何有广泛影响的公众事件，最多只是一个侧面和一个方面。实际上的情况是一些有才干的熟知内政的人起草条约、制定法律和发布命令，另一些人则受条约的约束、接受法律的实施和接受命令的实行。我们的意见不可避免地适用于比我们能直接观察到的范围更大，并且适用于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事情。因此，必须把别人报道的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拼凑在一起而成为我们的意见。”②李普曼：《舆论学》，第50页，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李普曼的这段论述，指出了阅读人意见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所获知的报道的影响。换言之，传媒的报道对受众意见的形成有直接的作用。当然，议题设置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李普曼要深刻多了。郞氏夫妇在肯定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同时，还提出了议题建构理论。他们认为，“有许多议题并非源于媒介而是来自公众本身的直接经验。媒介发掘了这些议题，报道它们，使它们进入公共领域，而许多众多人关心的议题因此被政治化了。”这就是郞氏夫妇所谓的“议题建构理论”。他们强调：“议题设定理论的重点是说：媒介将重要议题告诉公众，因此形成公众议题。媒介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议题设定的效果。”③罗浩编著：《媒介与社会Q＆A》，第134-135、137页，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

从无数社会经济、政治事件中确定重要议题，并将这些“重要议题”经过传媒的运作变成“公众议题”，这就是议题设置的功能。那么，传媒实施这一功能有哪些路径呢？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和唐纳德·肖一九六八年所进行的著名的研究主要围绕有关竞选内容的新闻报道展开。他们将这些报道分为主要新闻及文章以及次要文章两类，向被访者提问。被认为是“主要新闻及文章”的构成是：

1．电视：长度为45秒以上（包括45秒）的新闻或属于三个显要时段播出的重要新闻中的一条。

2．报纸：任何作为要闻出现在头版或任何一版在三栏标题下并有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有关的新闻报道。

3．新闻杂志：篇幅占一栏以上或出现在新闻部分开端的内容提要中的新闻。

4．报纸、杂志中的社论版：在社论版中位于头条位置（左上端）的社论或专栏评论，以及任何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竞选运动有关的社论或专栏评论。

被认为是“次要文章”的构成是：以政治为内容但所占篇幅和时间均少于主要文章的那些文章。④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唐纳德·肖：《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袁扬扬译，张咏华校，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第419、41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麦考姆斯等看来，传媒试图设置公众议题，一般可以通过重要的电视新闻、报纸头条新闻和标题占三栏的重要新闻、新闻杂志的较长的新闻、报纸杂志中的社论版中的社论和专栏评论，以及报纸杂志其他版面中的社论或专栏评论，作为适用方式实施。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当代传媒影响社会进程的手段，在拥有了互联网、手机这些新媒体之后，当然比之麦氏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演革和新闻实践依然表明，传媒将“重要议题”变为“公众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的这些基本手段，在今天依然有效。因此，研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的议题设置，重温与分析麦氏当年研究的做法与发现，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二、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议题设置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胡锦涛二○○八年六月二十日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明确提出：“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①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新闻战线》2008年第7期。

突发事件指未能预测或难以预测而突然发生的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指对社会公众有直接影响或同公共社会有广泛联系的突发事件。当事人为人数众多的民众，且这些民众有强烈的利益诉求的突发公共事件，谓之突发群体性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群体性事件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突发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如其来、骤然而至、出乎意料、乍从天降的特点。有时可能预感到这些事件会发生，但难以料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烈、这么大、这么凶。因此，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后，由于政府和民众缺少思想准备、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常常显得紧张、严峻、震撼，手足无措，上下忙乱。

第二，公共性。突发公共事件同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关系密切，同政府的反应、应对、态度、决策、举措息息相关，同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团体、人士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同各种介质、各个地域的传媒更有紧密及时的沟通。简言之，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影响的空间和时间是极其广泛的、久远的；受其影响的社会成员是众多的、多层次的，其公共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破坏性。突发公共事件作为“天灾”或“人祸”，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不仅会造成民众伤亡，大批房屋倒塌，城乡交通中断，工农业生产无法持续，甚至由于种种谣言、流言的传播蛊惑人心，造成心理恐慌，或者由于政府闭塞言路，举措失误，失信于民，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秩序混乱，民变丛生，给整个国家和社会造成全局性破坏。

第四，复杂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既有自然界的因素，又有制度设计不合理、社会矛盾长年得不到合理解决等因素。自然界方面，不少同环境问题相关。环境问题又可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原生环境问题主要由自然力造成，如地震、洪水、干旱、滑坡等。次生环境问题由人类活动引起，又可细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两种。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多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拿中国情况来说，中国社会正处于结构性调整之中，长期存在的城乡矛盾、东西部差距、社会保障和就业、分配不公等问题如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腐败滋生，对公职腐败缺乏有力制约机制。法律供给不足，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调节公民与政府、官方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对立、社会纠纷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对它的反应、应急、报道、协调等各种环节的认识、把握、处置又会呈现许多非常态的情景。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以及处置过程中，还会遇到一系列国际事态的反应。总之，其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

第五，紧迫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呈现“十万火急”的态势，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对情况有所了解，发出的第一个指令必须有效且给人以信心；传媒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报道确实信息并令这些信息有利于协助政府做好安定人心的工作；当事人必须迅速反应，及时组织自救和互救。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中，政府、传媒、当事人要不断了解事件的真相及其发展态势，不断作出一个又一个正确的决定，采取一批又一批有力的举措，同时要和其他地区、部门乃至全球各国联络，应对这些国家、地区、部门发来的文电提出的要求，协调各种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变动。总之一句话：情况紧迫，夜以继日，不容懈怠，谨慎从事。

第六，互动性。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各种主体和客体之间互为依存，互有作为；尤其是政府、当事人和传媒三者之间，互动性极为明显。正确处理好这种互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极其重要。政府要关心抚慰和帮助当事人，任何冷漠、懈怠都会给当事人带来悲观和失望。政府要相信传媒，要支持传媒合法和理性地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引导当事人应对和渡过难关。当事人要相信、理解和支持政府对事件的处置，支持传媒对事件的报道，配合救援力量开展自救和互救。传媒既要在政府指导下客观、真实、连续向外界报道事件，又要尊重当事人的尊严和权利，调动当事人抗灾自救或维护自己权利的努力，同时还要监督和推动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处置工作。这三者间的互动越主动、越理性，顺利应对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也就越有效。

针对以上六个特点，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自觉而正确地发挥传媒议题设置功能，十分必要，也完全正当。

其必要性，出于这样几方面的需要。一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定下基调，避免恐慌和谬传。传媒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后于第一时间提供相关信息并给予评论，如事件的发生系自然力所致，则号召人们团结一致，排除万难，战胜灾害；如事件的发生系人为因素所致，则要求人们坚持法理，保持理智，杜绝谬传，避免事态扩大。二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确定重点，避免手脚无措，应对失当。三为政府、当事人和传媒三者间的协调构建互动机制。四为防范流言谣传的出现预设警戒。

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不断变动和应对举措的陆续推出，传媒应该相应地、逐步深入地设置不同议题，以适应事态的新变动，化解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

至于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设置议题的正当性，无非是两点，一是处置事件中政府与当事人的共同需要，二是新闻传媒社会责任使然。传媒作为政府与当事人的共同喉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成因以及应对举措，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指出认知的方向，引导政府和当事人正确观察与科学思考。这对政府与当事人取得共识、顺利应对是十分必要的。传媒顺应政府与当事人的意愿设置相关议题，自然是执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传媒在反映、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通过新闻报道与评论等手段，独立设置议题，引导公众分析与认识事件的性质和成因，提出应对之策，是传媒责无旁贷的社会使命。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设置议题，完全是传媒正当的职业行为。认为传媒的这种做法是抢权、搞“多中心”，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传媒在开展议题设置时，要征求政府的支持，要符合民意的拥护，提出的议题必须重要、适宜、有操作性。传媒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支持下，应尽可能将议题设置做得好些、细些，是完全应该的。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收到议题设置的效果。

三、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议题设置的有效把握

传媒在第一时间报道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自觉地实施议题设置功能，它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而且是告知民众如何认识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意见的指引者，同时传媒还应力求当好政府决策议题的推动者和公众评价政府决策及政府形象的影响者。承担着如此重要使命的新闻传媒，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实施议题设置，最重要的是心怀人民群众，把党的主张和人民愿望统一起来。议题的设置，必须从群众的紧迫需要出发，并且有充分的依据，在此前提下，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应该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坚持新闻报道迅速及时、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原则，不回避矛盾，不惧怕压力，敢于在第一时间推出真实和尽可能全面的报道，能够在瞬息万变、复杂多元的情况下表达自己客观和中肯的分析意见。其次，应该及时设置议题，指出事件真相和应该关注的重点，提出当前任务。只有这样的议题设置，才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才能引起政府和当事人的响应、参与和投入。

除了上面指出的通过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来信等实施议题设置功能外，根据近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议题设置的有效性，笔者认为特别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积极影响政府的决策议题。我们高度评价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并非低估政府决策议题的作用，尤其不能低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政府决策议题的重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掌握着行政权，掌握着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资源，同时又掌握着动员民众和管理传媒的种种由制度保障的力量。在这种体制下，传媒不仅要避免单打独斗，还要争取政府对传媒议题设置的支持，此外还应该积极影响政府的决策议题。这样，由于传媒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议题，自然也提升了传媒自身的公信力，并使民众受到鼓舞。所以，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传媒应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政府决策动向，尽可能配合政府设置议题，同时主动反映社情民意，影响政府决策议题。传媒应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第二，防范以政府议题取代传媒议题。有时政府以“全能政府”自居，用政府议题代替传媒议题，要求传媒跟着政府议题走，不支持传媒设置自己的议题。有时传媒“明哲保身”，被动地照抄照宣政府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议题正确，传媒不致跟着犯错误，万一政府议题错了，传媒紧跟，则必错无疑。因此，传媒议题必须直接来自群众一线、生活一线、实际一线，必须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既能够满足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紧迫需要，又能够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同时还要有可操作性，充分体现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

第三，根据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不断调整议题设置的方向、内容和力度。传媒设置议题，为的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配合政府和当事人稳定人心，化解矛盾，推动事件向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引发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的方向发展。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进展，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原有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种态势下，传媒应与时俱进，确定新的目标，设置新的议题，对原有的议题设置的方向、内容和力度，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作出必要的调整。

第四，传媒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发挥议题设置功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传媒对社会生活虽有很大影响力，但它不是万能的。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这样处于社会生活漩涡中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更不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传媒只能在顺应新闻传播规律的轨道上，主要在满足公众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需求和政府实行舆论引导、组织动员民众的需求方面尽自己的本分。传媒不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越位，直接充当指挥员，发号施令，或者充当政府代言人，随意表态、许愿、承诺。传媒在设置议题时，要牢记自己从事的是传媒议题，而不是政府议题，不能去诱发新的矛盾，也不能不经请示另辟“战场”，另搞一套。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进行议题设置，传媒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传媒只做自己可以做的、能够做的，不做自己不能做的、做不了的事。

第五，提升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媒介素养，保障议题设置的有效性。传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议题设置要想获得积极效果，需要接受者——政府官员和民众有相当水平的媒介素养，他们必须具备透过议题设置理解、接受、批判信息的能力，不轻信流言谣传，不听凭感情用事，理智地了解真相，无畏地面对灾害或动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调查指出，目前在中国，无论对传媒信息的批判思考，还是对传媒生产的积极介入，民众均处于偏弱水平。媒介素养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公民政治认知的结果，那些具有更复杂政治认知能力的公民更能对传媒采取积极、主动的处理策略。①见周葆华、陆晔《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民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因此，要提升议题设置的有效性，就要下力气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升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媒介素养水平。他们的媒介素养提升了，就会正确、及时地体悟传媒议题设置的用意动机，生发有利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与政府和广大民众同心同德战胜万难，推动突发公共事件的化解。这样，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才会真正得以实现。

丁晓原：今天的讲演非常有特点。凡是讲演效果好的，现场要么是非常静，要么是充满了期待，充满期待听的人的脖子伸得很直，今天童教授讲的是非常专业的，但是非常重要。中国社会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整个社会管理的风险增大。刚刚童教授用一个数字表明，现在每年大约十八万起突发公共事件，面对这样的事件，媒体不报道是不行的，报道不好更不行，所以这个话题非常具有意义。今天讲座常熟新闻界的朋友都来了，前面都是，同学们也不再只是人文学院的。今天全校热爱新闻的都来了，还都很认真。我不懂新闻，我觉得童教授今天讲的话题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既体现了新闻的智慧，这个新闻议题的设置我觉得是新闻智慧的问题，但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它体现了管理的智慧。名家来也不容易，时间很宝贵，时间好像不早了，但互动是必要的，我安排了十五分钟的互动环节，赶紧提问。

校内新闻工作者：我想提一个问题。在近期河北大学有一个“我爸是李刚”的事件，这件事对大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上一次的“挟尸要价”事件，对长江大学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这些事件在我们高校发生的话，我们高校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形象？

童兵：高校的突发性事件是经常有的。这几年比较早的是云南的马加爵事件。一个男孩子把他的同学杀了四个。这大概是这几年高校（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第一次公开化。其实，高校类似的突发性事件很多。前几年，清华大学的学生把他的班主任给杀了。政法大学的男同学把他的一个男教师给杀了，因为他的女朋友和那个男教师比较要好，他就认为如何如何。从大的角度看，这是很正常的，高校是社会的一方面。刚才这位老师讲的“挟尸要价”啊，“我爸是李刚”啊，等等，都很正常。其实，“我爸是李刚”跟校园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校园管理方面有点漏洞，让李刚他儿子钻了空子，开了车随便进校园，不受管理。其实他爸很小的，一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也就是副科长，相当于我们高校的小助教、小讲师。但是它反映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反映出了一种腐败、一种官僚至上，“李刚”的儿子都这么地狂妄！这件事情我倒不觉得我们校园要表态。但是应该把它推向社会，用社会力量丑化“李刚”就行了。“挟尸要价”这个事件比较复杂，实际上提供的这个照片是个假照片，而且在船头站的那个人不是真正的当事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他很委屈。所以人家认为他这个报纸的议题设置有问题。议题第一就是要真实客观的。它（挟尸要价）既不真实也不客观，所以它影响了设置的力度。但是“挟尸要价”，的确有这一类的事情，可是还没有形成“产业化”。不像媒体所讲的，那个地方经常要死人，所以有几条船一天到晚做这个事情。这样，报道不实就丑化了我们的社会，传播效果是不好的。媒体有更多的经验，也有更多的教训去总结。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揭露了社会的丑陋，还不如说更大程度上揭露了我们新闻界的丑陋。这是个教训。还好揭露得比较及时，要不然这张照片就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了。那就成为笑话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校园应对这种事件，应该设立公共关系部，或者公共关系室。我是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在我们今年秋季的校务委员会上，我就向我们的杨校长提了一个建议，建议我们校长办公室下面成立公共关系服务室，或者公共关系部，现在的高校有必要（这样做）。完全依靠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做不了。党委宣传部一通知新闻界来做这个事情，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正面报道为主，要给记者发新闻稿了，就要从行政的角度处理这个事情。海外的大学、海外的公司都有公共关系部。我们为什么要在复旦提这个建议呢？（因为）我们的杨校长被媒体黑了好几次。最大的一次就是《南方周末》，写了一版半“校长的腔调”，里面我们杨校长有一大段。《南方周末》主要是攻华中科技大学的李根叔。那次在会上我就不客气地说了，我说李根叔的腔调是不合适的。教授就是教授，不要学网络上的很多东西，和大学生去套近乎，你没有学者的威严。杨校长比较洋派，你就来洋派的一套，讲几句英文也比网络上的（那些东西）要好“看”。你去走李根叔的俗道，你就上了当了。我并不以为《南方周末》的这个报道有什么错。它很大胆地向你们这几个大学教授开刀，很勇敢。你（杨校长）请教一下公共关系的学者，你应该穿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讲什么话，对你的形象有好处。

常熟电视台记者：首先我要说的是，在前段时间，我们常熟理工学院也发生了一次意外。社会上有很多的流言，这个时候呢，理工学院作出了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对媒体公开，然后让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反映在大众的面前。这点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像我们采访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作为当事人的一方他不愿意向媒体去透露。而且我们媒体往往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去了解真相，但这中间又有政府的立场。我们媒体怎样来把握这个度，作为一个媒介的角色出现在新闻世界中？

童兵：这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关系挺复杂的。政府一般来说是和公司站在一起的，因为它们有利益相关。它（公司）是纳税户，或者说是纳税大户。另外政府也不希望它管辖的这个里面，那些单位被媒体曝光。它要维护自己在地方的形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可以黑道红道都做，走官方的道路，逼着它（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规定来做，另外通过亲戚朋友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了解情况以后据实报道，报道了以后它就老实了，下次就不敢了。这在中国很普遍，完全老老实实靠政府可能什么也听不到。

常熟电视台记者：有时候，我觉得倒是媒体处在一个弱势。

童兵：有时，如果你完全依靠政府你可能什么也介入不到。你比如说平安保险，我前一阶段碰到他们的一个雇员，他说，他们一个教员，就是说给训练保险员的，很辛苦，一天到晚从这个地方飞到那个地方，讲完课就要飞。他的年薪我问了一下只有三万块。我说：“你们的老总年薪七千万，你能想得通吗？”他说：“想不通。”他们很多人就想罢工，罢工又不敢，然后在办公室里不小心把茶杯扔几个。我说：“你那个小动作，就算扔一百个，他还是拿七千万。”所以这个时候，你（指媒体）就要想办法拿到他的确拿七千万的证据，来揭露，来比较。美国最大的公司，大老板和小雇员的工资差一百倍或几十倍，而中国居然差了两千多倍。你说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一揭露就会很深刻，但是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办法不是想不出来的，因为平安保险是上市公司，主要的信息它必须公开的，你通过证监委，或者其他的，它的董事的成员还是可以查到的。记者要会做工作。

丁晓原：好，现在问题不提了吧。童兵先生讲演的稿子将会在明年出版的《东吴学术》上发表。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看。我们再一次感谢童兵先生。

谢谢各位同学、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也谢谢为这次讲座做准备的老师。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录音整理 刘欣薛志文赵敏丁鹏程）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