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的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

2011-03-31陶德臣

茶业通报 2011年2期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南京 210007）

华北地区的茶叶集散市场主要包括张家口、天津、北京等集散市场，是茶叶市销本地、运销西北、俄国市场的主要中转站和集散中心。其中张家口是重中之重。俄国人：“本国商人曾经屡次在齐齐哈尔、库伦、张家口、北京任意贸易”[1]，反映了一定史实。

1 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的形成

张家口明代已是北方茶马贸易中心，“当张家口之西，明时鄂尔多斯部落曾于此交易茶马”[2]，入清后是俄商贸易、晋商北上恰克图、西趋蒙古的必经之路和桥头堡，发挥的交通、商务枢纽作用更加显著[3]。“张家口为五方杂处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4]，为俄商入境贸易之孔道。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内地贸易只有北京1处。俄国组织国家商队，“向中国运来由其纳贡人等所收集之丰富兽皮，以及外国银币及银制器皿等；由中国运出黄金、银块、宝石、磁器、茶叶、绸缎、家具等项”，价值1000卢布的货物可在莫斯科售得6000卢布，“商队贸易对于俄国国库极为有利”[5]，是以俄国对京师贸易极为热心，从1695年开始派遣商队，至1755年止，3年1例，定期派遣商队来京。商队自西伯利亚入京贸易有大道二：一自尼布楚出齐齐哈尔城，经东部蒙古，过古北口或山海关入京；二是自伊尔库次克城循色楞格河，经库伦（今乌兰巴托），横断戈壁，过张家口抵北京。初，俄商入京贸易均须自尼布楚道入京，1708年清廷批准“以后者为俄商队往返之官道”[6]，张家口地位凸显。1727年中俄订立《恰克图条约》11条，应俄罗斯头目郎喀所请，准“以商人马匹牛羊留于张家口外牧放”，双方订立代牧协议，“司官一员照料”，规定“如俄罗斯贸易商人马匹牲畜遗失，查而归之；如不获，即令赔还”[7]。1741年国人替俄国商队代牧之牲畜有骆驼329头，马359匹，牛196头，羊367只，大小牲畜共1251头。该年张家口住民谢少甫（伊索克图）与俄商队订立的承揽代牧契约主要内容有3条：第一，按月计算，骆驼每头及马每匹给银1钱5分，牛每头给银1钱，羊每只给银2分。第二，冬季如在张家口城内饲养，应供给草豆饲料，按月计算，骆驼每头及马每匹均给银1两5钱。第三，牧养之际，如因承揽之不慎，致伤损某种牲畜时，该承揽人应赔偿该牲畜或偿付其代价，为猛兽所伤害时亦同。在中俄贸易运路“贯通欧亚数万里之长途，恃驼马为交通运输之工具，往返需时经年，如中途待候季节或因事停留，更需时至二年之久”[5]的情况下，张家口是中俄陆路贸易的加油站和中继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 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的发展

张家口对“足迹并不仅限于恰克图，即新疆、满、蒙诸地之贸易，鲜不为彼等（指晋商——引者）所垄断”，“独占中俄贸易之牛耳”[5]的晋商更加重要。张家口是晋商经营北方贸易的大本营和桥头堡。明末清初，晋商即在张家口站稳了脚跟，取得了较为优越的贸易优势。最著名的“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王、范永斗（《介休县志》卷九作“范永年”——引者）、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8]。当然，晋商的业务不限于经营皮张，经营茶叶就是一项重要业务，尤其是1727年后，恰克图互市始开，茶叶贸易渐趋重要。1755年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俄罗斯互市止宜在于边境。其住居京城者，请禁贸易。止令以货易货，勿以金银相售”，俄罗斯遂“停止在京贸易，而互市之事统归于恰克图矣”[7]。自此至1861年“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山西商人用茶叶交换皮毛、俄国呢绒等等”[9]。晋商以张家口为据点，北上恰克图经营茶叶贸易。“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7]。经营恰克图茶叶贸易的晋商是为“北商”，与经行西路的“西商”晋商的经营项目、贩运路线、销售对象有严格区别[10]。“北商”的贸易路线起自福建武夷山，经湖北、河南、山西，转张家口赴恰克图。具体是先在武夷山购茶运出，即史料所云：“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11]。茶由崇安县北运，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泛湖北上，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汉口晋商把各地茶集中后，装船逆汉水而至樊城起岸，装大车经河南赊旗镇，入泽州（山西晋城），经潞安府（山西长治）、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太原趋大同。在此分路，一部分茶运往归化厅（呼和浩特），另一部分茶运往张家口[12]，是为运销恰克图的茶。五口通商后，晋商退居湖北、湖南采购茶叶运销恰克图，茶运樊城后循以前的老路北运。而销蒙古的茶叶从汉水运至樊城以上约50英里的老河口镇，从此地以骡子和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的归化厅，“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5]。1861年后，俄商又开辟了自汉口水运天津，自通州经东坝、南口抵张家口转运的运输路线。晋商为挽回颓势，也把运销恰克图的茶叶由水路运天津陆运恰克图。1866年后“中国商人为了运到中蒙市场张家口以北去销售而进口到天津来的全部茶叶”，获许免征沿岸贸易税[9]。1864年由于西路“商队茶”受阻，次年也获准“西路之茶，改由北路出恰克图一带销售，仍俟西疆收复，改照旧章”[4]，即走张家口、恰克图一线。这样张家口成为数路茶叶汇集之地，“实为贸易繁盛之区”[13]。而官府早就规定，贸易商人须获取营业执照“部票”。察哈尔都统庆昀说：“富商大贾往来恰克图等处贩货，向由张理厅开造请领茶票姓名字号，前赴理藩院领取印票来口，如商货起运之时，先期报明，于票尾加用印信，查验放行”[4]。“张理厅”即张家口理事同知衙门办理。从“我之货往客商由张家口出票，至库伦换票，到彼（恰克图——引者）缴票”[14]之语，也可概见张家口为申请和查验手续之地。

所以，张家口成为北方茶叶贸易集散中心就不难理解了。1759年商民在张家口所设店铺“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约有八十余家”[15]。19世纪更见发达，“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16]。外国人评论：张家口“本地贸易很少，主要在于它是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和俄国对华贸易的锁钥而闻名”，而在“对蒙古贸易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前者”，“像张家口这种极为活跃的商业往来，甚至在中国本部也是罕见的。街上挤满了人群、大车、骆驼、马匹和骡子。因为有着据说是数万的流动人口，故这里经常进行着无数小额的物物交换，交易、行装配备和粮食供应。该地居民，大部分都自认为是家在别地或别省的长住旅客”。总之，张家口是“南北货运的转运终点，驮兽和其他运输工具，均在此易载”[5]，有数千人专门从事代牧及养驼业。张家口以茶叶集散为主要特色，“茶市以张家口为枢纽，货物辐凑，商贾云集，蒙古之转移执事者，亦萃于斯，自秋至于初春，最为繁盛，所至骆驼以千数，一驼负四箱运至恰克图，箱费银三两”[17]。有一茶商，“家有运茶之车百辆”[18]。张家口的晋帮茶商，以长裕川、长盛川、大王川、大昌川这四大带“川”字号的“祁县帮”为著名，他们在砖茶上印上“川”字，表示货真价实，成为商标和荣誉的象征。这些大商号与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到多方面支持。如王玉川竟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清廷赐予的“双龙红贴”，成为往来内地和蒙古草原的通行证和商标。有了双龙红贴，给晋商开展茶叶贸易带来极大方便，从收购到运输，皆一路绿灯，受到各方面保护。茶运至恰克图后与俄商交易，也深得信任。现在张家口堡子鼓楼北街大玉川茶店故址院内还保存着乾隆皇帝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从碑刻内容可知这家茶庄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盛况[19]。晋商将茶运至张家口贮存、加工、包装，由此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茶叶加工业。到20世纪20年代，张家口附近仍有不少砖茶厂，“砖茶多在集散中心如张家口汉口等处制造，为农工于农闲时至城市觅工之极有趣之例。砖茶工厂每年互有增减，但一九二四年张家口包头镇及归绥等处有砖茶工厂二十八处”。1929年11月《中国经济月刊》（Chinese Economic Journal，November，1929年版，第938页）报道，“平常每厂雇工自百人至四百人；特忙时，有多至千人者。故当工厂全力工作之时，对工人之需要极大。远地农民之来此以应工作者极多”[20]。

3 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的盛衰

茶自张家口北输恰克图，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从张家口往北的商运大道中，往恰克图去的道路最为热闹，这是因为茶叶要经过这条道路运输。除俄商购运的茶叶外，华商也贩运大批茶叶至张家口发卖。在通过晋北的大路上，我几乎每天都遇见伴随着经张家口赴恰克图的长列砖茶驼运队的华商，用俄国话向我招呼”。1871年，仅华商由汉口经山西运往张家口及归化厅（呼和浩特）的砖茶及茶叶，就有28万担[5]。而从张家口“出票”情况，也可概见张家口作为茶叶集散中心的地位。1850年出票268张，分发商号五六家，大商号出票可达6张以上，中小商号则4张、2张、1张不等。1851～1855年张家口60家做恰克图生意的大商号，每年出票共为400～500张[21]。1862年9月至1863年3月，张家口“市圈商民领院票后运赴恰克图售卖者，已至二百五十四票”[4]。1850年出票数只分发给商号五六家，故没有包括所有票数。1862年9月至1863年3月的领票，又未包括全年数，即使1851～1855年每年出票数也仅为大商号之数，故每年出票总数应在此数之上。姑且以出票500张计，按“每茶三百箱，作票一张”[22]算，武夷茶包装规格为每茶1匣，合中国库平55斤，连包计算，重足共80斤[23]，或“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驼为率”，照塞外交通惯例，每驼驮载茶“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折算[4]，得出两种结果，以每箱55斤计，500张票的茶数即为：500×300×55＝825万斤，如以驼200为1票计，则500张票的茶数为：500×200×250＝2500万斤。鉴于前一种计算是与俄国议定结算塔城焚俄贸易圈问题，后一种计算法则反映了张家口恰克图贸易的一般实况，可信度大些，这样咸丰年间（1851～1861年）晋商运茶赴恰克图每年至少在2500万斤以上，折合25万担。这个数量相当庞大。而1871年的报告说，陆运茶叶共26957930磅[9]，折合24455851.8市斤，为244558.518市担，即202235关担。而另一个说法是28万担。这样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年陆路运茶量20余万担是有把握的。如果加上天津至恰克图线经过张家口的茶叶，则每年从张家口北运恰克图的茶，1870年前一般约为20余万担，1871～1878年一般为30余万担，1879～1881年超过40万担，1882～1884年又跌至30余万担，1885～1888年极盛一时，从60余万担增至70余万担，嗣后降为40万担～50余万担。总之，张家口至恰克图线是俄国5条运茶回国茶路（即甘肃新疆西北线、天津恰克图线、樊城陆路线、俄属远东线、水路敖德萨线）[12]最重要的运茶路线，它由樊城陆路线和天津恰克图线于张家口重合而成，占俄运茶回国总量的60%～80%，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仅1886年左右，这个“长城的隘口——张家口”[5]到恰克图线，俄商用来运茶的骆驼就有5万头[5]。晋商运力也不少。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山西行商有车帮》（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年版）载：“晋中行商，运货来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泰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轮差小。一车约可载重五百斤。驾一牛。一御者可御十余车”。而该书同册《农商类赴蒙商贩》云：“赴蒙商贩，皆以牛车载货赴库伦、科布多二城。辄联数百辆一行，昼则放牛，夜始行程。一人可御十车，铎声琅琅，远闻数十里。御者皆蒙人，暇则唱歌”。《山西外贸志》也载，在这条商路上，夏秋二季运输以马和牛车为主，每匹马驮80公斤，牛车约为250公斤，由张家口至库伦（乌兰巴托），马队需行40日以上，牛车约为60日。冬春季由骆驼运输，每驼可驮200公斤，一般行35日可达库伦，然后渡依鲁河，抵恰克图。驼或车皆结队而行，每15驼为1队，集10队为1房，每房计驼150头，马20匹，有20人赶驼。随着贸易的繁盛，商路上驼队经常累百达千，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24]。由于“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份，在1862年4月13日被规定是合法的”[5]，对张家口茶市产生了消极影响。19 世纪末，海参崴至斯特莱田斯克的铁路线修建，迎来了“陆运全盛时代的末日”[5]。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张家口也更趋没落。原本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及俄商运（茶叶）后，华商歇业，仅存二十余家”[16]，这是1880年王先谦所云，谈论的是19世纪60年代海运茶叶合法化后的情况。至1880年9月15日，张之洞又说：“查张家口、恰克图一路，旧有茶商二十八家，利息丰盛。自咸丰季年俄商盛行，今存者止三家耳”[16]。到1911年4月丁酉，理藩部会奏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窳费重，难与竞争”[25]所致。由此可见张家口的衰落情况。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G]．北京：中华书局，1979，738．

[2]赵尔巽．清史稿．

[3]陶德臣．古代北方东西两口的茶叶贸易[J]．茶业通报，2003，25(2)∶84～86.

[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G]．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J]．燕京学报，(25)：118～119．

[7]何秋涛．朔方备乘[M]．

[8]（乾隆）万全县志[M]．

[9]Commercial Reports．

[10]蔡鸿生．“商队茶”考释[J]．历史研究，1982，(6)∶117～133.

[11]林馥泉．武彝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M]．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编印，1943，81．

[12]陶德臣．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J]．中国农史，1994，13(2)∶8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