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前,朱 勤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近年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现代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们事先预料不到的后果,蕴涵很大的技术风险。可是,在对技术应用后果没有足够把握的时候,简单地用已有的道德规范约束技术活动,也会限制技术的正常发展。所以现在一些学者提出要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运用“权益伦理”来评价技术发展,实际上是希望根据不同阶段技术发展的情况不断进行反馈和调整。中国传统哲学的“道”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某些共同之处,同时也有根本差别。中国传统哲学对“道”和“技”关系的理解,能够为控制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提供新的思路。对“道”与“实践智慧”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和西方技术发展的不同模式,对处理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也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比较哲学视野下的“道”与“实践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是一个深奥的很难把握的范畴。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内涵用言语很难说清楚,只能靠直观体验加以理解。“道”被视为万物的本原,但这不是从逻辑的或发生论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是从实践的或过程论的意义上理解的。“道”的最初含义是“道路”,引申为途径、方法。作为哲学范畴的抽象的“道”,指的是事物演变过程中符合其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它的衡量标准是相关各种要素之间的和谐。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会使事物的演变趋于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如物体下落的最速降线、蜂房的最佳形状、狮子捕食的最优路径等等,这是自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