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凌枫

(常州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社会思想解放的局面由此打开。巴金于同年年底开始写作回忆性文集《随想录》，至1986年，《随想录》共完成5集出版(先后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是老作家“一生的收支总帐”，出版后引起社会各界震动，巴金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通过这部文集，我们可以探索作家在非常岁月里的心路历程，并从中反思知识分子主体，从知识分子立场考察作家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

一、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缺失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名来自国统区而非延安的作家，巴金早已体验到自我改造的艰难。“文革”爆发更把他推上运动的风口浪尖，迫使他面临更复杂的思想困境。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巴金坦言自己当时是真心相信“文革”的宣传，愿意接受思想的改造，他对知识的信念全盘动摇了：“人们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知识’，我也必须把属于知识分子的这些‘毒草’烧尽铲绝，才能得到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1]555作家知识分子不再是值得自豪的一种身份，而是给当事人带来灾祸的一顶黑帽。巴金承认原有的知识是有害的，甘愿割掉知识分子的尾巴，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斗折磨当作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考验，主动配合各项运动对自身的改造：“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