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江苏 常州 213164)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思想启蒙的先导、科技进步的中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Andre Lefevere(1992) 则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R.Daniel Shaw(1998)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1]这个词汇，他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一般来说，翻译界内部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2]。“异化”派认为译文应该以原文作者或源语为归宿，“归化”派则强调译文应该以译文读者或目的语为归宿。研究翻译应以实践为基础，因此，本文想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傲慢与偏见》的两种中译本入手，通过对比研究揭示文化环境如何作用于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即倾向于“归化”还是“异化”？ 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王科一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把这部经典作品翻译成中文，而张经浩的译作则出现在40年之后的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是信息化时代，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极大的丰富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其时，我国的经济改革迈出了一大步，相应的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文化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如在1995年，实现了一周5天工作制，周末的概念与西方完全吻合；麦当劳连锁快餐于1990年在深圳开设第一家门店，随后在中国迅速扩张。这些表明，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发展，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趋同，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