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建纲

2011年艳阳5月，家里来了一位白肤圆脸美丽端庄女子，说起芳名陈小晓，我记忆深处立刻浮现一个聪明而文静的小丫头，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们都住在“文革”中改名的工人聚居区红钢城，相距不远。我家小更与小晓年龄相仿，正着魔般地喜欢画画，一个人拿着我给他订的速写簿子到处拜师，红钢城的画家一一拜到，最崇仰的是陈沙兵老师。因这沙兵老师年龄最大，对孩子最和善亲切，孩子们一见就喜欢。而尤使小子欢喜钦仰的，“沙老师是北京来的大画家哩！”在俺们这个小地方，能拜得这样的国家级大画家为师，何其幸运！所以小更便常常去沙老师的家，有时晚上，有时星期天。他对我说，沙老师家里常常是一屋子人，有孩子有青年，都是向沙老师学画的。那时没有收费一说，因为孩子从来没有找我要过钱。我倒是向小更说过：你们不能这样占用沙老师的业余时间。小更说：沙老师喜欢我们去呢，叫我们要好好学习持之以恒！也许只有一个人表示了不那么喜欢这些乱哄哄的人老到家里来扰人清静，就是这小晓吧？每当小更登门，沙师母就叫：小晓，李更来了，快出来招呼小朋友，而小晓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

四十年过去，小晓们均已人到中年。

如今陈小晓已落籍加拿大和南非，做着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是一位事业有成的爱国女士。她说明来拜访我的原因，是她与在温州的姐姐陈丹青商定，现在有条件要做一些纪念父亲陈沙兵的事，首先出一本父亲的画集，请我来写序。

我很感谢她们姐妹对我的信任，很乐意担当起这个任务。不过，一想到陈沙兵先生的一生，我的心便沉重紧缩起来，不知从何说起！

陈沙兵是我尊敬的老友。我们都是武钢的职工，我算是元老级，从1954年工厂荒地选址，到1979年，高炉、平炉、轧钢等等，长江之滨巍然而立起十里钢城，我待了25年。沙兵比我晚十来年。但是早也罢晚也罢，不分先后，我们的景况基本相同，都是每况愈下。祸皆起于文学和艺术。我在武钢工会俱乐部编辑一本文学刊物叫《武钢文艺》，而沙兵兄在《武钢工人报》担任美术编辑。在那个年代，一个专事生产国家重要物资钢铁的大型企业，却夹杂着一个弄文的和一个画画的，不仅多余，而且危险！果然，“文革”一来，首当其冲，《武钢文艺》正好成为武钢“文革”的活靶子，我首先被工会的小将、老将们手到擒来揪出来了，关牛棚，下干校，重点批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沙兵兄比我更惨，因为他到我们这个令人骄傲的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来，并不是如当时一般作家艺术家那样体面地来深入生活的，而是戴着帽子劳动改造来的，那帽子众所周知：右派！

五百万人被打成右派。有的悲壮，有的勇烈，有的伤心，有的误会，有的滑稽！但是陈沙兵被打成右派，即使现在说起来，也仍然让人痛心疾首，扼腕长叹！

陈沙兵是温州人。从小显露了他的美术才华，又十分刻苦努力，14岁从师学画，18岁即名冠温州，被礼聘为一家小学的绘画教师。20岁受到鲁迅先生提倡木刻的启示，熟读鲁迅所编的一本版画集，一个时期专攻版画。又与温州几位美术青年成立木刻研究社，出版《木刻通讯》半月刊，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推动者。这时候，陈沙兵有了一次赴法国留学的机会，而法国的绘画和雕塑正是他所向往的，他真想去，家里连旅费都筹措好了。但是，这位美术才子，更是一位热血的革命青年。其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浙南根据地，与日寇和国民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正需要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参加队伍，壮大力量。陈沙兵义无反顾，毅然放弃了赴法深造的机会，而参加了浙南游击队，成了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游击战士。青年战士陈沙兵作战勇猛，枪林弹雨之中，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青年画家陈沙兵更在战斗的间隙，抓紧画画。他画了许多战地速写，更创作了许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和反抗精神、讽刺和鞭挞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漫画和木刻，成为了著名的军旅画家。1946年，开明书店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收入了他的多幅画作。也是这一年，他考入了上海美专，一面钻研中西美术，不断提高自己的绘画艺术，一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学内外积极组织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陈沙兵先任温州地委宣传科长，但他不善也不愿当官，一再要求组织上允许自己去专业画画，他的心是属于绘画艺术的。1952年终于如愿以偿，调往北京，担任刚刚组建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成为了专业画家，与李少言、彦涵、罗工柳、力群、赖少其、江丰等人齐名，并且是领导成员之一。

这可是陈沙兵的黄金时代，他有了充分的创作时间，较好的创作条件，他文思泉涌，才气纵横，意气风发，埋头创作。他的画的数量与日俱增，而艺术风格也日臻独特而完美。他的画作屡屡入选全国性的大展，广获好评。他的国画《女民兵造像》被中国军事历史博物馆收藏，1957年，他的画作被推荐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希望为新中国的美术争取世界性的荣誉。

陈沙兵并不满足于此。他有更大的抱负，更长远的创作规划。他要创作更大更美的画，无愧于新中国新时代的画卷。为此，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决心离开北京，到工农兵中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为新的创作收集素材。

关于到什么地方去深入生活，他曾经有几个考虑，或者到北京附近去，条件较好，生活方便。或者到重要的工农业建设项目中去，可以挖出重大的创作题材。当时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了到温州去。也就是到他曾经打过游击的老革命根据地去，到他的故乡去！他热爱他的故乡，思念那里的乡亲，他认为他到温州去，人亲地熟，左右逢源。是啊，对于一个感情充沛的艺术家来说，什么地方能比得了自己的故乡呢？他不能不到那儿去。他甚至于行李也不用带，只带了画板，画簿，画笔，一大堆的作画用的东西就动身了，就回到了故乡。

他在故乡真是如鱼得水，工厂农村，田间地头，凡有群众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陈沙兵本不是个善谈之人，他到处只是画画，画人物，画风景，画翻了身的乡亲们的欢乐和新气象的江南山水。当然了，在家乡，在乡亲们中间，在父老兄弟姐妹中间，他也开心地谈笑风生，说古论今，又有什么不可谈的呢？

天啊！天有不测风云，正在这时，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一些画，那些赞美新时代新人物的新颖别致的绘画无人再理会，而他的一些话，一些无心的话玩笑的话，一些只说给亲人朋友的话，一些他自己说过也忘记了的话，被人抓住了，揭发出来，汇报上去，紧接着就是批斗、定性……什么游击队员，舍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而投入革命的热血青年，学运领袖，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带头人，军旅画家等等，所有这一切，不抵被揭发的那一些随口说出的话。

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言论，让陈沙兵把自己打成了右派的？时过境迁，两姊妹也很茫然。但是我想，就陈沙兵解放前舍生忘死参加游击队参加共产党种种革命的行动表现来看，解放后兴冲冲地期望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喜爱的美术事业上大有作为一番，又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好人，这样一个人，他的头脑里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突然要反叛共产党的大逆不道的思想言论来呢？于情理不合啊！就是再打五百万右派，也轮不到陈沙兵这样的人啊。我作如是想。

不过后来我也被定为了漏网右派。

人右派了以后，人美社的岗位是没有了，送往国外准备拿奖为国争光的画撤回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开始的创作规划，大制作，大抱负，一个画家的梦想，戛然而止。

陈沙兵是作为罪人发配到我们武钢来劳动改造的，虽然后来到了报社搞美编，也大有废物利用的意思，时时在紧张焦虑，左顾右盼之中。我也请他为我的刊物画过画，也仅此“工作关系”而已。在那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年代，他头上戴着帽子，我的帽子则在群众手里拿着，在嗅觉灵敏的耳目之下，我们自觉隔离！因此我和沙兵兄并没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谈。在我的印象里，沙兵兄温文尔雅，亲切文静，戴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不多，是一位夹着尾巴的老夫子。

但是，他明显的身体瘦弱，面目憔悴，给我印象很深，至今难忘。我想这人曾经是游击战士，他的身体一定是很健壮很结实的。如今剩得这副虚弱瘦小骨架模样，当然是与右派有关，与劳改有关，与干校有关。我们俩都下过江陵干校。在干校，光是那繁重的无休无止的体力劳动，就够受的，若是头上还戴着帽子：右派啦、漏网右派啦、审查对象啦、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什么什么的啦，在群众专政组织审查的名义下的批斗、践踏、凌辱、摧残等等，任你铜头铁臂也拆散了你！任你的神经再坚韧也错乱了你！正如作家萧乾所说：“那时候的人活得不如畜生！”

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陈沙兵越来越瘦小干枯，只有一颗为艺术的心不死，始终盼望着摘帽改正的一天，重新拿起画笔来。1979年，这一天终于等到了。一般来说，平反昭雪总不如定性戴帽来得快，但也实在太慢太慢了，二十多年啊！陈沙兵大概属于最后一批摘帽改正的。当他哆哆嗦嗦捧着改正通知书欲哭无泪，他的眼睛甚至已看不清那份通知的字迹。仅仅过了一个来月的“摘帽右派”的生活，还没有来得及再拿画笔，也拿不动了。这个老游击队员，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才气纵横的画家，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我们的陈沙兵同志，就恋恋而去，只活了59岁！

沙兵故去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后才来出版这部 《沙兵画集》，才来纪念他，不亦太晚乎？不。子女的孝心对于父母来说，任何时候都不会晚。而更重要的是，三十年或者更久，沙兵这好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精神风貌完美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遗憾叹息的也许是，这一本画集不应该只有这么薄，沙兵这位才情洋溢，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的画家，还有更多更美甚至于更伟大的画作，没有被收进来。它们被剥夺去了，连同画家的生命！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一只小天鹅因为生错了地方，被当做丑小鸭而备受欺凌和排斥，最后发现自己是一只天鹅，遂一飞冲天，在天鹅群中，展示了自己美丽的身姿。

陈沙兵早年也必然相信自己是一只天鹅，他正在奋力起飞，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未能飞翔起来。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没有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