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 冲

今年高考作文题刚公布，就有人为这批作文题举行了一个颁奖会。出任颁奖嘉宾的，是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在各种奖项中，有一项叫“最平庸的题目”，王先生很精确地把这个奖项授予了江苏的高考作文题《拒绝平庸》，又极公平地请出另外六个题与之并列，它们是：《我的时间》(浙江)、《这世界需要你》(山东)、《旧书》(湖北)、《孟子有三乐》(江西)、《时间在流逝》(安徽)和《关于镜子》(天津)……请注意！后面这个省略号是原有的。至于在这六个圆点里到底被省略掉了什么，王先生没说，我也不好瞎猜。是“尚有若干，不再列举”的意思？或者竟是“其实今年的题全都平庸”的意思？只能存疑。尤其是后面这种意思，加在王先生头上相当勉强。虽然在颁这个奖项时，王先生还说了一段挺刻薄的颁奖词：“如此多的题目荣膺此奖项，恰恰说明平庸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最便宜的思维和最不费吹灰之力既安全又保险的诸多特性”，毕竟他还是颁了一个很正面的奖——“最喜欢的题目”，并且还下了双黄蛋：《对世乒赛包揽金牌的看法》(北京)及《关于诚信》(全国卷)。其中的前一个，虽然也有人不看好，但据我所知，评论家雷达看了就挺高兴，说这个作文我几年前就做过，并欣然将该旧作重又贴在了博客里。

所以，如果我想说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整体上都平庸，这责任还真是很难搁在别人头上，只能自个儿担着。

当然，我在这里也施了一小计：我没有说“所有的题都平庸”，而是说“这些题整体上都平庸”。这两者的差别，可以从若干个方面去比较，而对我来说，考虑得最多的，只是证明的方便。要证明前一个命题，就得一个题一个题地指出它们的平庸之处，那不仅很麻烦，而且有风险。有些题目，单个拿出来看时，最“打眼”的并不是它的“平庸”，而是它背后的那些含混和错乱，如果把这些指出来，那么这题目很可能连“平庸”都够不上，自己就把“所有的题都平庸”给证否了。反过来，要证明“这些题整体上都平庸”，就相对容易，也相对保险。极而言之，它甚至用一个反诘就能证明：在这样一种以“平庸”为目标的教育机制、高考机制、应试机制下，惟独高考作文题不平庸，可能吗？

我曾经呼吁为“应试教育”正名并恢复名誉，但应者寥寥。今日之中国，连教育界在内，都在全面声讨“应试教育”，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却是声讨了若干年，提倡了若干年，该走的不走，该来的不来。何以故？大方向全然错了！按我的以自己早年求学时的经验为依据的理解，“应试教育”没有半点儿错，也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与“素质教育”相对立的范畴。每个学期都有期中考、期末考，考试的成绩永远是衡量一个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指标。更重要的还有升学考试：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只要不打算弃学，就必定希望考出高一点的分数，以便升入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在这一点上，学生、家长、老师、学校，愿望完全一致。这有什么不对吗？没有！这与“素质教育”有矛盾吗？没有！正相反，一个学生应对考试的能力，恰恰是其“素质”的一部分。一个学生，学懂了（或自称学懂了）某个知识，却做不对相关的题，将来在工作中有可能正确地运用这个知识吗？恐怕得重新学过才行。这是很重要的一项“素质”呀！

所以，问题不在“应”，而在“试”——即要去“应”什么样的“试”。

就说高考吧。

高考的本质是什么？书面的答案是：择优录取。对汉语言文字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汉语一经书面化，就有了一个好处：容易打马虎眼。“择优录取”，看上去多么公平、公道、合情、合理！问题是不能细琢磨。一琢磨，有麻烦了。什么叫“优”？一大帮子人在那里阅卷，哪个优哪个不优？谁说了算？那就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了。真正能“实际操作”的，是以分数的高低论优劣。这就与出题有关了。一张试卷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要把考生的分数拉开。起不到这个作用，那就是一份不合格的试卷。怎样才能把分数拉开？比如考古诗，如果你以“床前明月光”为题；比如考物理，如果你以杠杆原理为题，谁都会，都得满分，怎么把那个“优”给“择”出来？为了方便，咱们还是以语文中的古诗为例吧。如果你家里恰好有一个考生，或者因为别的缘故而有机会接触大量语文试卷，包括正式的、模拟的、练习的——这些试卷加起来没有一万种也有八百种，其中与古诗有关的试题堪称海量，如果你留心，就不难发现在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试卷、试题中，只有一个共同点，也是普遍性规律，就是它们绝少考到李白、杜甫这样级别的大诗人，考到最多的却是二流诗人的作品，即便偶尔考到一些一流诗人，多半也是他们的二流作品。大略说，中国古诗中的顶级作品大约200首，一流作品大约2000首，二流作品大约40000首。既然要“应”这个“试”，老师就领着学生们在这40000首里下大力气、做苦功夫，前头那2200首，因为极少考到乃至基本考不到，也就点到为止了。您想想，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老师，从小到大或连年不断地泡在这种二流作品里，对古诗的理解能不平庸吗？还能感觉出那些顶级作品的不平庸之处吗？汶川地震时，有个被称为王幸福的，写了首顺口溜，标上个“江城子”，好多人就以为那真是一首词了。在高考语文的现代文阅读题中，已经多次发生“考倒原作者”的情形，今年于福建再次发生。人们分析、指出造成这种“黑色幽默”的种种原因，但就我的阅读所及，还没有人直接涉及那进入高考试题的文章本身——它们也都是中常水平的文字。和那些二流古诗一样，这些文字亦自有其可取之处，不能说它本身就是“平庸之作”，但被不断用在高考当中，却很难不成为培养“平庸”的材料。于是就出现了另一个“黑色幽默”：越是那些被批评、讽刺、挖苦的高考作文题，拿去问考生，得到的回答反而是：这种题好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绝平庸》本来是个很好的题目，只是用来作为高考作文题，太过黑色幽默。我不赞成那种硬要把“平庸”和“平凡”、“平淡”等同的说法。即便引经据典，说古时候“庸”字有着怎样的原解，怎样地不含贬义，也改变不了眼下的事实：按日常的，或者说常识性的理解，“平庸”含有贬义，“平凡”、“平淡”不含贬义，且多数情况下还含有褒义。而且，在实际使用时，“平庸”一词往往带有相对性，是一种在比较中产生的评价。例如在评价某位先生时，说他“是一位很称职的作协主席，却是一个很平庸的作家”，或者反过来，说他“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却是一个很平庸的作协官员”。评价一家企业，说它的员工们普遍平庸，等于废话，信息量基本为零；但是如果说它的高管们普遍平庸，那就等于把这家企业“看死了”。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机关里的普通办事员，或者更直接地，普通老百姓，是无所谓平庸不平庸的，只有在我们看到某一个地方、某一年龄段、某一层次的官员普遍平庸时，我们才会想到那儿必定有一个筛选机制，专门把不平庸的筛掉，把平庸的留下。翻翻历史就会知道，这样的一面筛子，几乎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宋理宗赵昀，是个相当有点作为的皇帝。他的前任宋宁宗赵扩，原本立有太子，早就住进东宫等着接班，而赵昀只不过是一个远房亲戚。可是宁宗后期，丞相史弥远专权，等到宁宗驾崩，史弥远矫诏废了太子，却把赵昀捧上了皇帝宝座。为什么选中赵昀？就因为他看上去平庸。赵昀登基后，果然平庸，而且一平庸就是十年，听凭史弥远把持朝政，直到史弥远死去，他才突然发力，第二年改元“端平”，搞了个“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史称“端平更化”。他还果断决策，联蒙伐金，很快将金国灭了，洗雪了当年“二帝蒙尘”的奇耻大辱。他把前任宁宗的许多做法都推倒重来。宁宗反对理学，反对的办法之一，就是把理学的头面人物搞臭，比如揭发朱熹有“纳尼为妾”的丑行，连朱熹本人写给皇上的检查里，也承认确有此事。理宗却一反其道，大力提倡理学，内中少不得也要给朱熹平反，说把尼姑收做小老婆之类纯属诬陷不实之词，朱熹承认了也是逼供信。等理宗到了晚年，给自己挑选接班人时，就有了讲究。理宗无子，本可在更大的范围内挑选，可是挑来挑去，选中的却是后来成为度宗的赵祺。此人有何特长？平庸。因此他即位后一切都照旧，也没有重提朱熹是否真有纳尼为妾之事。

所以，那种将“平庸”等同于“平凡”、“平淡”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诡辩，是有意无意为“平庸”进行开脱。那些考分在500分以下的考生，是无所谓平庸不平庸的。他们和她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得到一份平凡或平淡的生活，挣钱养家，生儿育女，说不上特别地好，也没什么不好。倒是那些考600多分的考生，在面对“为什么不出大师”一类的拷问时，才会出现他们是否整体上平庸的问题，再连带出为什么高分也会平庸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特别国情，就是缺什么才吆喝什么。武斗打死人时吆喝团结，天灾人祸饿死人时吆喝形势大好，CPI创新高时吆喝物价基本稳定，所以我们才能见到这样的景观：当各种旁不相干的人在那里指手划脚，对高考作文题发出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的时候，一位真正的“业内人士”，特级语文教师，发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正解”。他说：“2011年，全国共十七个高考作文题，都比较好地体现了《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要求，很大程度地体现了《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表达与交流中要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的要求。”

“平庸”到了这个份儿上，还能“拒绝”得了吗？

不仅仅是拒绝平庸很难，好多东西，一旦到了需要拒绝的时候，拒绝起来都很难。

比如拒绝腐败。

这道题是现实生活出的，缘起于河南省交通厅刚刚任命了新厅长。这件事能成为新闻，确实带点儿人咬狗的意思，因为和别的厅级官员不同，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这个职位，是全国最高危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此前十三年的五任厅长中，仅有一人（第四任）全身而退，其余四位俱皆落马，被称为“前腐后继”，且前面那“三连倒”，一个获刑15年，另两个都是无期，后面的第四位，去年底被双规，目前尚未结案，而据已透露的涉案情节与金额推想，恐亦不会“贱卖”。从去年底到现在，那个最高危职位已经空缺了半年，中间一度传出将由某人继任的传闻，第二天即遭当事人断然否认。这回新厅长的任命得到证实之后，自然少不得会引起种种议论，而议论最多的，自然是这位新厅长会不会成为“老五”，能不能、凭什么全身而退。也有恶作剧的，搞了个“提前发布”，在空缺了数字的“年月日”之后，便煞有介事地写道，“记者登陆河南省交通厅官方网站查询发现”，这位新厅长“之前的简历和活动报道等均已被删除”。我相信这些人都不是新厅长的仇人，更不会有必欲其身败名裂而后快的深仇大恨，其所以如此者，实在是替他担心，无论怎样地希望他平安无事，却实难现在就相信他确能全身而退。这中间，也有拒绝平庸的，具体而微地指出，新厅长能否洁身自保，取决于三条：看他之前做得怎么样；看有关方面教育、引导怎么样；看媒体舆论监督怎么样。真也平庸得可以，连媒体舆论监督都算上了——你以为你是谁？

真就没有一点办法来确保新厅长的安全吗？倒也未必。区区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但是会写小说。以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下组织部长在宣布任命时和新厅长的谈话，却也有点意思。部长要求厅长做出某种拒绝腐败的保证，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厅长反过来也向部长要求某种保证，好像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可能。

实际上，在人们看来，厅长的保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向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一上任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的响亮口号。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张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第四任落马厅长董永安的廉政格言是：“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这样的语言，真的一点儿都不平庸，敲起来当当响，放在那儿明晃晃，并且已经成了那个最高危职位的一种生态环境。可惜它拒绝不了腐败。

然而，如果反过来，由新厅长向省委提出：你给我一个制度，使我想腐败都腐败不成，不是“伸手必被捉”，而是根本伸不了手，行不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这样的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虽不一定达到完美无缺，至少也能堵住那些大的漏洞。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智囊机构，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嘛！后来，还是经过明白人的指点，我才明白这纯属异想天开。你一个厅的工作制度，省委怎么管？每个厅的工作制度都要省委替你制订，管得过来吗？所以，你厅里的制度怎么订，恰恰是厅长的职责所在。你自己瞧着办。何况权力有它的整体性，有选择地只让经济权力受监督，不让其他权力受监督，是很难做到的。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媒体在宣传国家拨了多少、各地支援了多少重建经费的同时，也报道了对这些重建经费的使用，建立了严格的多部门、多层次的监督制度。最近，媒体在宣传重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也透露了已有若干当地官员落马，审计署则宣布了对国家所拨重建经费进行跟踪审计的结果：已查出有36个项目、16个施工单位、11个监理单位违规，违规违纪金额达1.88亿元。北京等20个对口支援省市审计机关的跟踪审计结果，将由各省市审计机关分别向社会公告。

当腐败发展到了需要大声疾呼“拒绝腐败”时，也就变得很难再被拒绝了。

然后，这就成了一个可以有多个“代入项”的公式，使“拒绝××”与“很难不××”同义。假如以此为题，要求答题者再举出四个类似的“拒绝××”，我估计大多数考生或非考生都能得高分乃至满分。您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无妨当个智力测验来试试。比如，当您从新闻中看到作家们正纷纷“走进红色岁月”时，是不是就会想到“拒绝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