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国文

何谓“软美”？说白了就是一个媚字。一媚，放下身段媚世，二媚，低下脑袋媚俗，三媚，弯下腰杆媚上，此乃中国文人最经不起考验的致命伤。有的人媚其一，有的人媚其二，有的人媚其三，有的人一二三皆媚，那可真是一个完蛋货了。为了巴结，为了攀附，为了欲望，为了野心，很多文人那情不自禁的媚，才教人丧气败兴。有什么办法呢？文人之强项，是文章写得好，但文人之弱项，是骨头相当软。惟其文章写得好，名利之心重，惟其骨头软，弯腰屈背，卑躬折膝，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便无所不用其极……在当右派的二十多年里，我对那些非要在你脑袋上撒尿的人，那些狗屁不是却有权力踢你一脚的人，也曾磕头如捣蒜地礼拜过的。

·作 者·

去年，嘉德秋拍，傅山草书《为毓青词丈作诗》手卷，以近五千万元拍出，创他书画作品在拍卖市场的最高价。

近两年社会游资颇多，连大蒜，生姜，都可以囤积居奇，古人书画的收藏，自然更是生财之道。但傅山拍品较之其他名家，价格落差之大，颇出乎意外。一位行家笑我，藏家敢掏半个亿，这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出手了。他告诉我，再早两年，张学良收藏过的《傅山各体书册》，只售四百万，日本藏家的《傅山草书杜甫五律一首》，才售三百万。此公无奈地耸肩，并非大家不识货，而是市场不认。他还打趣地解释，就譬如你们作家，说自己写得多么多么好，读者不买账，最后送到造纸厂化浆，道理是同样的。

看来，市场这支手着实厉害，你认为好的，卖不出好的价钱；你认为差的，却成藏家的香饽饽。此公不禁感慨，市场之上下其手，操纵涨落，其中之猫腻、内幕、搞鬼、圈套，妈妈的，简直就是一个黑社会。然后他又诡秘地说，有时，拍卖师一锤定音，性价比的背离，荒腔走板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也是近年来见怪不怪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炒作的年代，既然金可以炒，股可以炒，汇可以炒，房可以炒，那么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炒？艺术家、艺术品为什么不能炒？炒不炒由我，信不信由你，你愿意上当受骗，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里，没名者想出名，得炒；有名者想出大名，更得炒。炒，压倒一切；炒，决定一切。于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半真半假，似真似假，文坛成了一锅糊涂糨子。在这锅杂碎汤里，那些炒得甚嚣尘上的文学大师，未必就是大师，说不定有赝品、伪币之嫌疑；那些炒得即将永恒的不朽杰作，未必就是杰作，说不定有山寨、水货之可能。

他认为，当下文学市场的超度萎缩，说到根子上，就是炒得过头，而失去了最起码的诚信而造成的。

一番交谈以后，我与这位其实也是炒家的朋友，分手道别。但是，想来想去，无论怎么炒，炒到天翻地覆，炒到乌烟瘴气，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无关，与艺术家本人的资质更无关。因为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是炒不掉的。到最后，尘埃落定，东西还是那东西，物件还是那物件，该什么还是什么，该多少还是多少。最近，齐白石的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拍到四亿巨价；随之，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也是以四亿多成交，成为新闻。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四亿的齐白石，四亿多的王蒙，在艺术成就上要高出五千万的傅山十倍。因为，哄抬、造势、吹捧、鼓惑；弄虚、作假、包装、抛光，这些在文学界屡试不爽的营销手段，在书画界，在收藏界，也是行之有效的。因为那个领域里一手数钱，一手验货，直接交易，赤裸买卖，容易滋生更多的骗子，其伎俩，其把戏，其阴谋，其花招，说不定更加王八蛋呢！

然而，市场行情的走高走低，人心世态的忽冷忽热，都无法影响中国书法史对傅山“清初第一写家”的评价。

我对于这位山西名贤，十分敬仰，一直视他为中国最有风节的文人。像这样高节苦行的大师，过去就不多，现在则尤其地少，所以弥足珍重。第一，他在明朝活了三十八年，在清朝活了四十年，到七十八岁他仙逝的那天，始终认为自己是大明王朝之民。硬挺着熬四十年政治高压岁月而不变节，即使被抬着进了北京，就是不进平则门，宁死也不为爱新觉罗的满清效劳。第二，作为医生，作为书画家，他应该很有钱，当下中国，除奸商外，这两个职业最是金不换，肥得流油的好工作。可是他老人家心存悲悯，为人看病，多不收费，再加之清高，卖字鬻画，极不肯干，放着钱不要，为此，他无法不穷。可他萧然物外，安贫乐道，拒绝金钱社会，宁愿在乡下住窑洞，日出而作，日入而歇，过一辈子拮据日子，着实令人钦服。第三，他二十七岁，妻室去世，给他留下一个儿子。白天推辆车子，带着孩子，走州过县，看病卖药，晚间秉烛夜读，钻研求知，课儿读书，琅琅不绝。数十年间，孑然一身，养儿抚孙，再未娶妇，其坚守不渝的贞一感情，难能可贵，父代母职，尤为感人。据秦瀛《己未词科录》载：“傅山，字青主，亦字公之佗。太原高士，能为古赋，尝卖药四方，其子眉挽车，晚憇逆旅，辄课读史、汉、庄、骚诸书，诘旦成诵乃行。祁县戴枫仲选《晋四家诗》，父子居其二。”

这样完整的人格，这样高尚的境界，这样澄峻的品德，这样坚贞的风节，能不令人为之高山仰止吗？

应该说，一时的坚持，容易，一生的坚持，就难之又难了。因为坚持的对面，为动摇，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颇费周章。像傅山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不变坚持，从未动摇分毫，真是何其了得？对于今天活着的那些“名利现实主义”者，那些“权势现实主义”者来说，也许并不以为傅山的坚持，具有多大意义。然而，中国历史上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篇章，正是由这些敢于坚持，并且坚持到底的人写出来的。假如大家都贼尖贼滑地求名利，谋权势，置国家，民族，社稷，江山于不顾，视理想，远景，奋斗，追求为虚无，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人间鬼域了。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他的两句诗，“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也寓示出他的抱负。辞书上称他为忻州人，但丁宝铨为其《霜红龛集》的书序中，则说：“傅青主先生别字啬庐，学者称之为啬庐先生，山西太原人。”这位山西名儒，国学大师，赡博多才，造诣精深，凡书法、诗赋、金石、绘画、经史、音韵、佛道、医术，无所不涉，有“学海”之誉。梁启超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顒、颜元并称为“清初六大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傅山“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所以，清朝顺、康年间，作为明末遗民的代表人物傅山，其声誉，其影响，超出山西，直逼京畿，远及江南，辐射全国。人望之高，堪称一时之盛。

他还是一个奇人，习文，习医，还习武，慷慨任侠，仗义直行。其师袁继咸为阉党陷害，傅山振臂一呼，全省生员，联袂随之赴京，散发传单，伏阙抗诉，时年三十一岁的傅山，曾经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学生运动领袖。明亡，参加抗清武装起义，被捕入狱，坐牢数年，“抗词不屈，绝粒九日”。经营救出狱，遂隐居不出，以居士自称。“归谢人事，坐一室，左右图书，徜徉其中。终年不出，亦不事生产，家素饶以此中落。四方贤大夫足相错于门，或遣之钱，则怫然怒，必力绝之。虽疏水不继，而啸咏自如。”（刘绍攽）

西方哲人说过，鸡飞得再高，翻不出院墙，鹰飞得再低，志远在蓝天。真正的大师，自得人心，那些伪大师，不过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而已，只要一跷辫子，撒手人寰，那些招摇撞骗的徒子徒孙，不是作鸟兽散，就是作鸡鸭斗，这都是近年来历历在目的闹剧。傅山虽身居土窑，但名士臻集，从与大师来往的精英人物看，他是当时公认的思想文化界重磅人物，自无疑问。与他同声共气的顾炎武、孙奇逢、阎尔梅、李中馥都专程来到山西，与他探讨学问；与他学问相当的李因笃、阎若璩、屈大均、朱彝尊也与他友情笃密，时有往还；而朝夕奉教，切磋学艺的戴廷栻、王显祚、张天斗等辈，俱是一时人俊。他像具有强大吸力的磁场，无论他在祁县、汾阳、平定，还是太原，喜欢喝苦酒，饮苦茶的青主先生，总是不寂寞，“谈笑皆鸿儒”，是肯定的；“往来无白丁”，则未必了，因为四乡八邻登门求医者，则是些普通老百姓了。他拒绝大清王朝，拒绝官绅世界，但并不是拘泥于一个狭隘圈子里的小我文人，相当地平民化，大众化，或许这就是傅山大师的魅力了，

傅山的这幅草书手卷，虽然只拍出五千万，自是十分遗憾。然而，大家并不十分了然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学术地位，刘绍攽《傅先生山传》里，称他“书法宗王右军，得其神似。赵秋谷推为当代第一。时人宝贵，得片纸争相购。先生亦自爱惜，不易为人写，不得已多为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笔。母丧，贵官致赙，作数行谢，贵者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宝重如此。”郭鈜《征君傅先生传》中说得更为给力，认为他“奇才绝世，酷嗜学，博极群书，时称学海。为文豪放，与时眼多不合，诗词皆慷慨苍凉之调，不作软媚语。最善临池，草楷篆隶，俱造绝顶。笔如铁画，不摹古，不逢时，随笔所至，或正或侧，或巨或细，或断或续，无不苍劲自异，画更古雅绝伦。”他的书法，在当时视为珍品，“盈尺绵两，片字溢金”，士林名流咸以能家藏一纸傅书为荣。因为他的书法成就，并不局限于纵笔挥洒之中，而是砚池凹墨之外。他主张字如其人，字中见人，人直字正，写字即是做人的书法哲学，这种书法即人的精神，使他在书坛傲立数百年，为人宗奉。

他的一首《作字示儿孙》五言古诗，其后之附言，可以视为他书法理论的总枢。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得赵孟頫《香光诗》真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霜红龛集》第四卷）

赵松雪，即赵孟頫，大书画家，大文学家，但也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的皇裔身份的他，居然经受不了诱惑，坚持不了节操，至正年间北上降元，为集贤直学士，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遂成为历史所不齿的一个变节文人。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也谈到这个话题：“先生工书，自大小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一得赵松雪香光墨迹，爱其流转圆丽，稍临之遂乱真矣！既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每觉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

董其昌称赵孟頫的书法，“五百年中所无”，一位数百年难得一现的书法家，为什么却不能被傅山所认同呢？

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烙印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上，凡正朔的汉民族王朝，被非汉民族武力政权推翻，在改朝换代的拉锯过程中，中国人所流的鲜血，所砍的头颅，总是最为骇人的，所付出的代价，所付出的牺牲，总是最为惨重的，人民所受的痛苦，百姓所遭的磨难，也总是最为熬煎的。明清鼎革，宋元易代，是具有同样性质的时代背景。在这样一个血腥岁月里，做人之难，可想而知，而坚持不变，则为尤其的难。所以，傅山特别反感赵孟頫，由“大薄其为人”，到“痛恶其书”，是可以理解的。

在讲究民族气节的中国社会里，在主张忠孝节义的儒学环境中，中国人所以特别痛恨汉奸、走狗、叛徒、卖国贼，以及二鬼子、皇协军、新民会、翻译官等败类，由于他们仗侵略者的淫威，所施加于同胞的恶行，其残忍，其歹毒，往往超过其主子。这也是当下那些为周作人抬轿子的先生们，嘴上花言巧语，心里不住打鼓的缘故，究竟，民意是不可违的，民心是不可逆的。其实，汪精卫的旧诗，写得不弱于周作人的散文，好像至今还没有一位冒大不韪者，敢于出版汪的《双照楼诗集》。这种文化烙印，在中国人心目中，像基因一样不能磨灭。甚至连赵孟頫自己，背叛国族，为元朝效劳，也认为是大不耻，而后悔不已。可周作人，却是甘心为虎作伥的丑类，这也是那些涂脂抹粉者，难于自圆其说，不敢明目张胆的缘故。

倡人格即字格说的傅山，始终不宽恕赵的失节行为。古稀之年作《秉烛》诗，仍以“赵厮”称赵孟頫，以“管卑”称赵孟頫之妻管仲姬。在他看来，赵是不该降元，也不能降元的。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负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跳海以后，宋虽然灭亡，但被俘关押在北京的文天祥，仍坚决不降，到公元1283年（宋亡后4年）惨遭杀害；拒绝降元被拘在北京的谢枋得，矢志不仕，到公元1289年（宋亡后10年）绝食而死，那么，公元1286年（宋亡后7年）赵孟頫就来不及地变节，跑到北京来屈身事虏。做着元朝的官，拿着元朝的饷，向忽必烈摇尾乞怜，傅山不禁要问，对你祖先的赵宋王朝，对刚被杀头的文天祥，和犹在绝食的谢枋得，情何以堪？

其实，写字即作人的道理，唐人柳公权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见诸《旧唐书》的这段记载，为什么不如从傅山嘴里说出来产生强烈的震撼呢？就是因为改朝换代大屠杀的背景，唤起了人们心灵中的这种节文化烙印，《清史稿》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自号朱衣道人，这个朱，即是朱明王朝的朱，四十年，独立特行的他，始终坚持明末遗民的身份，铁骨铮铮。至死，也遗嘱殓以道装，不改衣冠。这个始终视自己为朱明王朝之人，对满清政权，当他能够进行抵制着，抵抗着的时候，则坚决抑制之，抵抗之。当无法抑制，抵抗以后，也采取不合作、不对话的态度。哪怕坐大牢，濒死境，也不变初衷。

这位在精神上绝不媚世的大师，在书法上也倡导：“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这“四宁四毋”，一直到今天，仍旧是书法界奉为圭臬的戒律。

有人这样铨释：

“宁可追求古拙，而不能在意华巧，力臻骨格遒劲，而不必软美宜人，达到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

宁可写得丑些，甚或粗头陋服，也不能存有取悦于人的奴颜婢膝之态，努力寻求的应该是内在的精神之美；

宁可松散参差、崩崖老树，不可轻佻油滑、邀好世俗。自然萧疏之趣，远胜浅薄浮浪。朴实无华，最是天然本色；

宁可信笔而下，直抒胸臆，无需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更不要描眉画鬓，装点修饰，有搔首弄姿，俗不可耐之嫌。”

《清史稿》以为傅山书法之“四宁四毋”，并不局限于写字，“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此语诚然，然而推展延伸来讲，作文，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按傅山的原意，作事，作人，作天下大小一切生计，何尝不是如此呢？赵孟頫的书法，在有过同样身经两朝而坚贞不变的傅山眼里，好是自然的了，但“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

何谓“软美”？说白了就是一个媚字。一媚，放下身段媚世，二媚，低下脑袋媚俗，三媚，弯下腰杆媚上，此乃中国文人最经不起考验的致命伤。有的人媚其一，有的人媚其二，有的人媚其三，有的人一二三皆媚，那可真是一个完蛋货了。为了巴结，为了攀附，为了欲望，为了野心，很多文人那情不自禁的媚，才教人丧气败兴。有什么办法呢？文人之强项，是文章写得好，但文人之弱项，是骨头相当软。惟其文章写得好，名利之心重，惟其骨头软，弯腰屈背，卑躬折膝，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便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像傅山这样从无一丝一毫媚气的硬骨头，还真是难寻难觅。试想，当康熙皇帝将一纸敦请为内阁中书的任命状，塞到这位老先生手中，他居然掉头不顾，敬谢不敏而去，你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第二个吗？要换一个人，譬若你我，面对如此宠遇，还不赶快三跪九叩，五体投地，山呼万岁，皇恩浩荡啊！也许你不会，但我会。在当右派的二十多年里，我对那些非要在你脑袋上撒尿的人，那些狗屁不是却有权力踢你一脚的人，也曾磕头如捣蒜地礼拜过的，那么，我有多大胆量，敢不感激康熙皇帝这大面子？居然不尿他，难道我想找死吗？

现在已经弄不清楚玄烨心血来潮，搞这次博学鸿词，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了。但可以肯定，那几年里，因撤藩而引发与吴三桂的军事较量，正处于胜负未定之时，焦头烂额之际，前线吃力，后方空虚，上层意见分歧，下民谣诼纷纭。康熙不傻，文人中的明末遗民，未必是他公开的反对派，但体制外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很容易成为持异议的不同政见分子。虽然满清政府以异族入侵，统治偌大中国，患有很严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是自然而然的。但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对这些与大清王朝基本上离心离德的汉族文人采取退让政策。

读《清通鉴》，当吴三桂一下子占领了半壁河山，在湖南衡州称帝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恐怕是玄烨突发奇想的起因。吴三桂既然登基称帝，总得做做样子，必须有人劝进才是。而这篇劝进的文章，按历来规矩，执笔者必为当代大儒。而大文人王夫之鼎革以后，不愿改明代衣冠，正好躲在湘西蛮峒避难。现在吴举起反清大旗，理应与王是同一条壕堑里的战友，遂将撰写《劝进表》的任务委托于他。没想到，船山先生断然拒绝，拂袖而去。康熙的特务系统肯定会将此情报，如实报告，康熙恍然大悟，这些中国文人固然眷恋前朝，但还是知道什么叫“大势所趋”。于是，压根儿还是为了防着这班仍有号召力的遗民捣乱，硬的一手，文字狱大开杀戒，软的一手，就是赎买政策登场，要给老哥儿们一把甜枣吃了。遂有这次博学鸿词的“超女式”的海选，以及不咎既往，一律纳入体制内，一律拿饷吃公粮的科举直通车。

由此可见，中国养作家，可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呢！

据《清实录》，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乙未（二十三日），“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这也就是次年，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丙申（初一日）在体仁殿开考的博学宏词科，又称己未科的大开方便之门。科举，是中国选拔文官的制度，一般分乡试、省试、京试，最后才是殿试的层层把关。这一次，康熙谕旨，“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只要各部提名，地方举荐，直接就到北京参加殿试。于是，将近二百位在当时中国算得上出类拔萃的顶尖文人，一网打尽，统统被康熙纳入彀中。这其中百分之八九十，媚字当头，屁颠屁颠地上京赶考来了，但也有那么不多的七八个人，硬是不买账，抬着不来打着来，小鞭子赶着抽着，不得不来，不敢不来的。这其中，为首的就是山西傅山。

这年，他七十二岁，他说，我老了，地方官员说，不死就得去。他又说，我病了，地方官员说，抬着也得去。

因为点着名举荐他的，为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这两位京城官员，职务不高，权力很大，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上路。老先生这把老骨头，从太原到北京，居然没有颠零碎了，有三种说法，地方官员说，我是用软轿抬其进京的，公安人员说，我是派“役夫舁其床而行”的，但我宁愿相信其子傅眉所述，他赶着一头毛驴，驮着干粮，他的儿子和他的侄子抬着老爷子，当然就呵护备至了。翻山越岭，出娘子关，然后，一马平川，来到京都。远远望见平子门（山西文献都如此写，想系口音之讹，其实就是平则门，即崇文门），老爷子发话，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若再前进一步，我就死给他们看。

这年的三月初一，紫禁城里，各路文士齐聚，好不得意，中国人其实好哄，中国文人尤其容易满足，天子门生，多荣耀，多体面的四个字，就把他们统统拿下，无不服服帖帖，从大明一百八十度转向大清。考前的预备会，主考官传达康熙的原话，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地洗耳恭听：“汝等俱系荐举人员，有才学的，原不应考试。但是考试愈显你们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赐汝宴。凡是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俱没有的，汝等要晓皇上德意。”然后，“宣讫，命起赴体仁阁，开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给值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首卷子红绫饼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秦瀛《己未词科录》）

大家一边品尝御宴，一边私下议论，这顿馒头花卷烙饼的饭，是否值四百金时，才发现绝对应该坐在主桌上的傅山，文坛大佬，经学宗师，书画名流，医界高手，竟然不见踪影。在座的官方人士，当然知道已经在崇文门外圆教寺落脚多时的傅山，其绝无转寰余地的三不政策：一是决不进城，二是决不赴宴，三是决不参考，要杀要剐，悉听君便。为此，他绝食七日，粒米不进，以示其断然不肯从命的强硬。

时年二十多岁的玄烨，雄才大略说不上，年轻有为是肯定的，听人汇报了老西子傅山的“三不”之后，这位总操盘手莞尔一笑，我原本就认为大可不必考试的吗，既然如此，不考就不考吧，功名还是可以给的，甚至还可以给得高些，那就为中书舍人吧！话声一落，聆此圣音的大臣冯溥，魏象枢之流，也都喊万岁了。中书舍人，虽无实权，名位却不低，相当于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是享受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的高干，冯、魏二人也都艳羡不已。退朝以后，连忙坐轿来到崇文门外圆教寺，向躺在榻上病得够呛的傅山贺喜，同时要挟着这位老爷子起驾进宫，叩谢皇上的大恩大德。

来者可是宰执之类的朝廷高官，驺从甚众，那班张龙赵虎之辈，一看主子眼色，不由分说，立刻架起傅山，直奔紫禁城。进得午门，才将他放下，这位大师定睛一看，登时傻了，这不是当年为学生运动领袖时，率一众生员，在这里伏阙申诉，击鼓鸣冤之地吗？城，还是当年的城，门，还是那时的门，但江山易色，物是人非，风景依旧，衣冠不同，睹此伤心地，往事涌心头，人老了，泪少了，可傅山却禁不住簌然热泪，滚滚而下。他想起他的崇祯皇帝，想起他的大明王朝，想起他的家园故国，想起他的文章盛世，老迈体弱的他，哪经得住如此触景生情的巨大刺激，双腿一软，竟坐倒在丹墀之下。

冯溥还伸出手去拉他起来，要到午门里的体仁殿磕头致意。魏象枢止住了他，连声说道：行了，行了，意思到了，意思到了。你没看老先生已经倒在地下，就等于谢主龙恩了。好吧好吧，将傅山交给他儿孙，两人径直到宫里，向康熙邀功买好去了。

据《年谱》：“次日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刘因，文人，与赵孟頫同样，仕于元朝，而后退隐，忽必烈二次征召，疾辞不就，但却得到受封翰林的恩典。但傅山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生为大明之人，死为大明之鬼，与刘因、赵孟頫两截失节之人，有着本质上的区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他的这番话，很让那些由明而清的新贵们，觉得相当刺耳。可是想到连当今圣上都由他三分，也就不敢发作了。

“自京师归，大中丞以下，咸造庐请谒，先生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阳曲令奉部文，与悬‘凤阁蒲轮’匾，却之。”

虽然，他的书法作品未能在拍卖会上得到赏识，然而，这样一位坚持到逝世，整整七十八年来分毫不变，一身正气，毫无媚颜，挺直身子做他自己的傅山，你要是有机会到山西，到太原，尤其到晋祠，你会确确实实感觉到他随时随地的存在。

人们如此记住这位有风节的文人，或许就是所谓的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