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婷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清末以来，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一直独领风骚、独占鳌头。因此，中华书局创办伊始就是以商务印书馆竞争对手的面目出现的。商务印书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中华书局要成为后起之秀，必须在教科书的各个环节上不断开拓进取。纵观民国教育出版史，相互竞争与推陈出新成为两家关系的发展主流和趋向，由此奠定了双方在业界的地位。本文主要分析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双方在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方面的竞争概括，从而说明出版竞争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二、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竞争之过程

1921年9月21日，为了提高教科书质量、增强竞争力，张元济偕邝富灼、郭秉文到北京饭店问计于来华访问的美国教育家孟禄。张元济对孟禄说：“二十年改革教育之制，余亦于闻。二十年迄无成效。今世界大势变更，我国教育为上轨，不能不急图改良。本馆教科书约有七成供全国学生之用，自觉责任甚重，愈觉兢兢。公司董事特嘱我与邝富灼君特来求教。”［1］邝向孟禄介绍了商务各科各类教科书概况。孟禄就教科书编辑方针、内容、成本、销数、版税等提出问题，并说：“须视四个月调查事毕，可将意见陈述，略为赞助。”［2］张元济问：“四个月后可否挽留数月，俾得承教？”孟禄说国内担任职务甚多，不便久留，答应明夏再来。

为了强化共同利益，1921年12月31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关于销售书的协议，其中重要内容有教科书发行折扣、回佣、赠品和违约处罚等。1923年4月19日双方议妥修改，续约3年。

1921年7月，沈知方脱离中华书局，创办世界书局，“编印教科书，争夺市场”。“其营业方法，除给贩卖同业优厚手续费外，更降低批发折扣，并用钢笔、丝袜、书券等作为礼物，贿赠教育界和学校负责人”。［3］

1922年6月，中华书局又在报上公开征求对新中学、新小学教科书的意见；11月又以酬金千元征集小学用书改良计划。［4］

1923年秋季开学期间，世界书局大登特登教科书广告，每日准备赠券2000张，购书满洋5角可摸1张，“个个有奖，人人不落空”。［5］世界书局与一般书局赠送书券的做法大相径庭，它的奖品为“一丈六尺加重杭熟罗长衫料”、“银楼十元赤金券”、“象牙自来水笔”、“磁面德国香烟盒”和“美人镜瓶”等。［6］

对世界书局的做法，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于1924年7月谋筹组成国民书局，以联合抵制。国民书局开办资金共计40万元，商务出资30万，中华出资10万。

1925年2月，世界书局发行初小教科书一套，“提出盈余10000元补助19处大城市初级小学经费”；7月，又出版高小教科书一套。为了专门对付世界书局，1925年2月和7月，国民书局分别发行初小和高小《新国民教科书》各一套，种数和册数与世界书局完全相同；不仅售价比世界书局更低，而且买一送一，宣称 “普遍直接地优待全国小学”。［7］国民书局在发行时间、品种、售价和广告等方面与世界书局展开针锋相对的全面竞争，直到1930年7月21日才停止营业。

1925年8月30日，陆费逵在报上就中华书局状况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一般人每以中华与商务相提并论，实不克当。本局股本、营业均不及该馆的三分之一。既疲于同业竞争之烈，复受欧战及时局影响，民六以来，困苦已极。”［8］12月2日，商务印书馆致函中华书局，声明：自1926年6月1日起至1927年底，双方小学教科书销售合同停止效力，期间如有必要，另行协商。中华书局董事会决议：如能续约最好，否则应预备小学教科书以外之发展。［9］

整个20年代，商务、中华两家的教科书出版都呈现出此消彼长、波澜迭起的兴旺态势。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两家曾就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多次进行协商，并一度达成协议，甚至为了抵制新兴的世界书局，两家还投资设立国民书局。但总起来说合作乃一时的无奈之举，竞争仍是主题。1926年6月19日，张元济致书高凤池，谈小学教科书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竞争之事，建议在纪念商务成立30周年之际减价保全销路，认为：“此时若不先下手，恐销路将为人侵占。”［10］6月29日，张元济致书商务董事会，对当日董事会讨论纪念建馆30周年陈述意见：商务小学教科书原以对折出售，后与中华书局订约，提为七折。近来世界书局起而竞争，其书价约与商务相同，而以对折一下发售。商务曾联合中华设国民书局，一面维持七折之约，一面可与世界书局竞争。但国民书局设立后仍有种种窒碍，中华书局也不能通力合作，致使世界书局销路日增，商务各分馆纷纷告急。商务印书馆遂思借纪念建馆30周年之名加大折扣，中华书局未予同意。商务印书馆遂决定与之解约，其后可以自由减价。“是纪念者其名，而减轻折扣、保全销路其实也”。［11］随后，商务印书馆借纪念活动之机，大行保全销路活动：小学教科书购满实洋1元，赠送书券6角；普通书籍满1元，赠书券2角；教学仪器文具打9折；原版西文书打95折。

每年春季开学前的一二月和秋季开学前的七八月份，是各校选购课本的黄金季节，也是教科书广告大战最为激烈的季节。对商务印书馆上述的保全教科书销路之策，中华书局立即作出反应，于1926年7月7日议定：秋季开学前后，即8月1日至9月底举行创办15周年纪念活动，教科书减价及赠书券，一切仿照商务印书馆办理。［12］

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许多出版机构都推出新教科书，为适应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竞争。此后，商务和中华“垄断”中国教科书出版业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大东书局等机构在教科书出版领域迅速崛起和发展起来。

三、对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教科书领域竞争的评价

商务与中华的竞争，从历史长河主流和客观上看加速了我国教科书事业的近代化，促进了我国教科书整体上质量提升、内容创新、体例完备、价格下降、装帧进步和服务水平提高，从而对整个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时代的发展不断对教科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为商务、中华教科书推陈出新的内在动力；两家相互竞争又是他们不断开疆拓土、形成品牌特色的外在驱动力。正如陆费逵后来所说：“我国教科书因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13］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教科书的稳定而广阔的需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商务和中华竞争角逐主战场。他们要么以质量上乘、内容充实、印刷精美来争取学校教师与学生，要么以方便携带、利于教学、价格低廉、回佣优厚来争取学校职员与各地销售同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始终处于该项竞争的最前沿，各自视对方为最强大的对手。这种激烈的竞争最终为推动教育的近代化带来了诸多的积极因素。

第一，竞争促进我国教科书整体质量不断提升。对于教科书来说，它不是普通商品，而是面向广大青少年儿童，供给知识、发展能力、涵养性情、提高素质的精神商品，是特殊的商品。作为竞争教科书市场主角，商务和中华对于提高教科书的编纂质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学校发展中的最大的教科书供应者，在我国近代教科书编写体例和基本模式上，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中华书局创立后，教科书出版的竞争加剧，促进了我国教科书总体质量的提高。激烈的竞争使商务和中华十分注意自家的质量。

第二，竞争促进教科书人才备受重视。商务和中华出版教科书素富盛名，占领民国时期教科书市场的绝对份额，可以说，拥有人才是基础、是关键，是它们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法宝。就教科书的编写来讲，并非具有了某种专业知识，就能够编写出某种良好的教科书来。良好的教科书有赖于具有良好素质的编辑人员。商务和中华教科书的编辑人员，自始至终都是教科书研究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从多方面阐述教科书编纂问题，这对于我们当前教科书编写的科学化、规范化，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三，竞争促进教科书降价和服务水平的提高。竞争使出版业充满活力，除了可促进教科书质量提高外，还有利于教科书价格和服务态度得到改观，使广大中小学生获益。价廉质优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求知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对穷乡僻壤的农村学生来说，无疑是好消息。商务和中华的教科书，有时在编写上各有特色，确实难分伯仲。在这种情况下，同行间的竞争，就要比服务，比印刷，比书价。

四、结语

在“国立编译馆”成立之前，我国教科书实行“审定制”，这种教科书管理方式为我国教科书出版在同一性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性的自由竞争提供了可能。各出版机构自编教科书虽然要遵循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但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一般都是国内纲领性的基本原则，在教科书体现的方式和途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激烈的教科书市场竞争，使得各家教科书在贯彻课程标准、注重教科书编写质量的同时，也很注意走个性化、品牌化之路，把“一纲多本”的中“多”，落实到同中求异上，靠特色寻求各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写出版史上，商务和中华的竞争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1］［2］［10］［11］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211，211，271，272.

［3］张静庐辑住.中国现代出版史料（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68（注释三）.

［4］［5］［6］［7］［8］［9］［12］［13］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61，70，70，70，73，75，79-8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