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 干

雪安理先生要出书，打电话执意让我写序，我有些犹豫，我一直对外声称不再为人作序，因为作序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论文是表，言人为实。第一次为人作序，是陆建华先生的评论集。当时年轻气盛，冒昧地称他的评论为“大众效应”，忽略其中可能含有的学术价值。尽管是和费振钟联合署名的，现在想来，仍惴惴不安。安理的著述广泛，涉及诗歌、歌词、戏剧、小说、民间文学，甚至还有影视，我想以偏概全也难。好在安理在电话里说，你就写写我这个人吧。

这句话提醒了我，安理这个人太值得一写了。于是我应允，便开始回忆与安理交往的片段，有文学的内容，也有一些与文学不那么密切的内容。

安理和我曾经是同事，准确地讲，是安理将位置腾出来给我坐的。1982年，我因为婚后夫妻分居，生活极不方便，在朱延庆、陶有仁、陆建华诸位先生的帮助下，从兴化的陈堡中学调到了高邮。文教局负责人事的陶有仁副局长是朱延庆老师的同学，安排我到高邮中学工作。当时在党史办的老雪想离开去搞文艺创作，他本来就是文化馆的创作组长，被拉差来的。老雪和陆建华一商量，建议我到党史办工作，我当然喜出望外，毕竟是吃文字饭嘛。因此没有老雪的腾位，我不会这么早吃上文字饭。我对安理心存感激，对帮助过我的人都心存感激，并尽自己的努力去回报。这些年，我能回报的太少了，只是尽量不去麻烦打扰他们。古语说，滴水当涌泉相报，而我个人能力有限，常以滴水去报涌泉之恩，惭愧之余，常常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