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斐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论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

张静斐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中,体现了对福柯“权力关系”理论的运用，对阐释人类学“厚描”方法的借鉴，以及对“社会能量”流通方式的关注。“社会能量”概念的提出，是力求避免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陷入“权力的宏大叙事”。格林布拉特善于从各种非文学文本记录入手,寻找其与文学文本相互“厚描”的结合点，从而生发出关于剧本所处权力关系的独到见解。他依据福柯的理论提出的“即兴创造”概念，勾勒出权力关系从颠覆到巩固的过程。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权力关系；社会能量；即兴创造

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中，权力(power)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权力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被看作是可占有的、压迫性的、集中性的物，而新历史主义秉承福柯的“泛权力”观，则将权力看作一种无处不在的关系。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者总是瞩目于文学文本内部、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权力关系的运行，并且关注“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在各个领域的流通方式，考察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加入能量的循环过程而生产出自身的颠覆，又是如何将这种颠覆压制包容而成为巩固自身的条件的。本文主要研究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发起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观点及其批评实践。

一 几个关键的批评概念

(一)关于“权力关系”

新历史主义对于权力的意识，直接承继于福柯。福柯认为，权力不是由一整套国家机构和制度所能确保的控制力量，不是由一个特权阶级所发出的针对其他阶级的压迫或奴役，而是一些内部不稳定、变动不居、可以组织起来的“力量关系”[1]。新历史主义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权力概念来分析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本所蕴含的那个时代的权力关系，从而达到“与死者对话”的批评目的的。

福柯主要是采用尼采所开创的系谱学方法来分析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他将所有知识行为均看作权力行为，认为人文科学中“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由于权力的机制将社会、人以及其他对象作为分析考察的对象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将社会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人文科学的知识实际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象征着真理和自由，而是在权力的运作下产生[2]31。知识并不独立于权力之外，而是被权力所制造。这也是福柯所说的权力的生产性特征。“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是福柯用来讨论权力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角度。他认为国家机器和各种制度机构并不能单方面掌握或拥有控制肉体的权力，而是同被统治的肉体一起参与到权力关系的生产和运作中。权力是微观性的，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机体，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关系网络；局部的冲突和斗争时时发生，但很可能影响不到制约它的整个网络。

福柯注意到“规训性质”的社会，正如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一样，是一个遍布权力关系的机体，控制的力量形成网络，无所不在，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一种秩序的“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其便捷性在于利用被控制的个体自己的想象来压制其自身。“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2]227，在一个“规训性质”的社会里，社会道德和政治法规的规训力量，正如“全景敞视式监狱”那样，以无形的监视约束每个个体的行为和思想。由此，他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即“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3]，并认为这是保证权力有效性的规训机制。

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中用“颠覆”(subversion)、“包容”(containment)和“巩固”(consolidation)这几个术语来概括“权力关系”的运作机制，其视角和切入方式都与微观权力及其双向并行的压制性和生产性密切相关。为了避免或是应对“陷入权力的宏大叙事”弊端，格林布拉特提出了与“权力关系”的运作相似但更为宽泛的“社会能量”概念。

(二)关于“社会能量”

“社会能量”不能被直接定义，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辨认。其运作模式被称为“流通”(circulation)，主要包括交换(exchange)和协商(negotiation)两种方式。流通中的“社会能量”可以是“权力、超凡魅力、性兴奋、集体性的梦境、惊奇、欲望、焦虑、宗教的敬畏感、自由流动的经验强度”[4]19。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社会能量”主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集体性的信仰和经验在各种媒介之间流通并进入可消费的艺术形式，保存在社会实践留下的文本踪迹中。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文本保存了这些“能量”，并在物质性的流通环节(被阅读或被观看)将其传递下去，并且“某些词语的、听觉的和视觉的踪迹具有产生、塑造和组织集体身心经验的力量，社会能量即从这种力量中显现出来”[5]。经由这个概念，格林布拉特对社会性精神层面活动的“交换律研究”超出了“生产资料、知识产权及产品”的范围。格林布拉特将权力分析的考察对象推到了“象征资本”的层面，“涉及社会影响、政治权利、阶级角色等象征资本的流通买卖，及文艺作为产业商行的制度沿革”[6]。

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类文化实践产品，也参与了社会能量的流通过程。从创作机制上讲，艺术作品不是凭空的发明，而是与其他文化实践、话语一同被造就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交易”的过程：“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7]

权力的无孔不入是社会能量存在和流通的证明。通过协商、交换的过程和策略性的叙述，文本与历史、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文学文本彼此之间，权力的暗示、颠覆性的密语和扭曲变形的传闻轶事各自在其模糊的边界上相互沟通、交流。同时，由于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体制决定了一件文化产品是否属于艺术以及艺术的界限在哪里，所以艺术作品与其周围的一切进行社会能量的交换时，其自身也得以被授权。意识形态的体制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可以生产出艺术作品的界限。因此，格林布拉特在揭示隐在的权力关系的运作、社会能量的循环时，自然地越过文本的边界和学科的边界，提出了“重划疆界”的口号。

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集中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研究。他着重考察了戏剧的剧本创作、舞台表演中体现的能量流通，不仅关心剧本创作过程中社会能量如何通过剧作家流入剧本，如何在剧作家与社会实践、剧本之间运行，而且关注剧院表演过程中观众群体与剧本之间的能量交换和协商，戏剧表演如何以自身的能量影响观众。

剧院看似是个孤立于具体社会实践的场所，但它也参与社会能量的流通。剧本是集体意图的产物，它可以直接借鉴其他文学和非文学的文本，也可以表现为“象征性的获取”，如通过模仿、隐喻、举隅和转喻[4]9，同时继承一整套文类、叙事模式和语言传统。剧场表演创造出远离日常生活的氛围，因之观众不会从观看演出的实践中得到反叛的动力[4]18。但是，能量的“交换”仍然存在于文学文本之间、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剧场表演和观众之间、剧本与剧作家之间。

通过考察围绕戏剧舞台的能量流通，格林布拉特提出，社会能量的流通是“部分的，碎片化的，矛盾的；各要素被交叉、撕裂、重组、彼此对立；特定的社会实践被舞台放大，其他的被削弱、抬高或撤离”[4]19。他以微观叙事的眼光，发现了社会能量在流通过程中被加工和改写的痕迹。如果忽略这一过程，那就将文艺作品仅仅当成了社会能量的中转站，对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下的艺术作品的研究也容易在无意中遮蔽一些异质的话语。显然，新历史主义者不会放过那些症候性的加工痕迹，而力图从中抽绎出改写行为背后隐在的观念。新历史主义批评最初大多从戏剧艺术入手，考察被理解为艺术形式的“特定社会实践”与其他表达形式之间的疆界，考察为何某些实践形式得以在艺术作品中体现，以及这些审美的表达形式如何抹去了社会流通的轨迹。

(三)关于“厚描”方法

“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是新历史主义批评追寻解释社会能量流通和加工轨迹的有效手段。“厚描”在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建立的阐释人类学体系中指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格尔兹认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符号性的和解释性的，因此，对文化的分析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8]。新历史主义的出发点与格尔兹的观点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符号体系，而将自己的研究看作对这一体系进行解释的符号体系。与历史主义者要从历史事件中“发现”意义相对照，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史学研究是对作为符号的历史的建构性阐释。因此，新历史主义学者的“厚描”法将历史看作一种被书写的文本，以区别于原始的客观事实。辅之以“逸闻主义”的材料分析，关注文本所处时代的种种名物、绘画、档案、日志等或隐或显地负载着当时文化特质的事物，从而深入挖掘该文本与当时社会能量的“交换”和“协商”，阐明文本特定内涵。

“厚描”方法的一个理论预设，就是先在地承认文本与其语境之间的平等的地位。新历史主义者将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都看作“浑浊的、自我分裂的、多孔隙的”，“它们对来自双方的互文性影响都是开放的”，文学就不再是外在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成为一个参与文化建构的主动性因素，文本的书写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建构乃至权力关系对个人的塑造具有类似的功能和机制。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等级关系，……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化的世界，文学参与其中的历史过程，参与对现实的政治管理”[9]。

二 “即兴创造”和“权力”对颠覆的“包容”

新历史主义者承继福柯关于权力的观点，同时又有所发展。他们不认为权力是主流意识形态压抑人们行为的手段，甚至也不只是追随于福柯仅仅将权力归结为“规训权力”，而是在权力自身的生产性特征上迈进一步，提出权力既生产出颠覆自身的力量，同时又通过“包容”( Containment或译为“抑制”或“含纳”)这一力量而防止自身被颠覆，从而达到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

(一)颠覆力量的生产：“能量”流通中的“即兴创造”

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中，将现代社会人们设身处地考虑不同境况的适应性机制命名为“移情”(empathy)。格林布拉特受此启发，将文艺复兴时期类似“移情”的机制，命名为“即兴创造”(improvisation)，即“利用不可预见之物并把给定的材料转化为自己的期望的能力”[10]165。

格林布拉特为了分析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中的“即兴创造”，参照了一系列可以与《奥赛罗》形成相互厚描的文本。他对比了斯宾塞的诗作《仙后》与马洛的剧本《帖木儿》中几乎完全相同的外貌描写用语，认为其中存在着“即兴创造”行为。斯宾塞以诗来反映和颂扬合法的权威，而马洛却试图揭露权力表演的根本动机，他们被同样的权力所生产[10]186。格林布拉特还援引其他论争资料，说明“即兴创造”者需要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带着自己的精神保留物转换为他人的角色，进而将他人的真实转换为自己内部可操纵的虚构话语。他将“即兴创造”作为了文艺复兴时期中心的行为模式。接着，格林布拉特又将这种“即兴创造”作为当时的时代“文化语法”来分析莎士比亚的剧作，发现莎士比亚与上述几例“即兴创造”者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他缺乏与自己所要叙述的对象对立的立场。莎士比亚在他的文化中，更像一个尽责的仆人或维护者。因此，他满足于在正统教条中对自己的一部分进行“即兴创造”。他写作中“即兴创造”的颠覆性也许更为隐蔽，并多体现为出于无意的权力内部的生产，而非异己的声音。

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中的“即兴创造”是多重的。文本内部，对“即兴创造”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奥赛罗对苔丝德蒙娜的不信任；伊阿古利用基督教社会正统观念的表述方式为自己的恶意服务，是一种蓄意的“即兴创造”行为。同时，剧本及其表演效果又通过“即兴创造”生产出对当时统治权力的潜在颠覆性。

格林布拉特认为苔丝德蒙娜对奥赛罗所讲述的个人经历的“贪婪”倾听，是一种暗含掠夺性的形象，这引起了奥赛罗内在的焦虑——对于自己讲述的文本被苔丝德蒙娜“消费”或重新解读，被纳入某种“即兴创造”的焦虑。奥赛罗的叙事中包含着特定的自我，而“我”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既集中在某些专门结构之中……同时也分散于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特有表达方式与反复循环的叙事模式中间”[11]。针对此类叙事重新解读文本，也就是解释，隐藏着对“自我”的颠覆力量的生长点。“当权力的特定形式的道德价值……需要被解释的时候，(对其自身局限的)揭露也最有力”，解释可能表达了异己的声音，也可能来自权力自身却暴露了自身的局限[12]133。

“即兴创造”可以看作是创造者对已有权力关系的叙事重构。重构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即兴创造”者在感知对象的同时，又具有针对对象的颠覆倾向；其次，这种建构必须与创造者本人的观念或信仰结构有某种类似的性质。例如，西班牙人在理解其殖民地卢卡牙的宗教信仰时，不由自主地与天主教信仰的模式类比，因此其陈述中的卢卡牙宗教，实际上是天主教的变形表述。“即兴创造”的重构行为，一般是将原有权力关系内部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表述看作可虚构的叙事加以运用，但生产出的新叙事却与原先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而反映了创造者自身的观念或表述了其自我的权力。因此，“即兴创造”也是一种用自身权力对抗甚至颠覆原有权力关系的行为。

“即兴创造”的生产可以是有意为之，也可以是创造主体自身无意识的行为，但总是隐蔽在原有权力话语的表述形式之下。有意的“即兴创造”往往来自原有权力关系的对立面，是异己力量戏拟式的自我表达；而无意识的“即兴创造”更能体现出权力内部自然生产出颠覆性的过程，莎士比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格林布拉特认为，莎翁也是一位叙事自我的塑造者和高明的“即兴创造”者，他不但善于借鉴各种风格和来源的文本，充分吸取方方面面的“社会能量”，而且能够进入并探求他人的知觉意识，感知其最深处的意识结构，将这种意识转化为一种虚构的叙事模式，加以操纵、改写，重新进入自己的叙事形式[10]186。“即兴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能量的流通过程。流通的社会能量为“即兴创造”行为提供必要的材料，“即兴创造”者的改写，成为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其中交换的能量是象征结构和被创造的叙事，协商则发生在“即兴创造”者运用已吸收的象征结构创造出另一套颠覆性的叙事的过程中。

通过格林布拉特对“即兴创造”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针对“权力”的颠覆性叙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颠覆力量未必能促成对权力颠覆的结果，更多的时候它们被“包容”在权力体系内部。生产颠覆力量甚至是权力自身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即兴创造”论可以说是格林布拉特对福柯的一次“即兴创造”式的改写。一方面，他继承了福柯关于权力的生产性的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将这种生产性与对权力的抵抗力量联系起来。福柯在论述权力与抵抗的关系时，虽然意识到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但尚未明确勾勒抵抗是如何因权力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也没有说明抵抗的源头。格林布拉特不但用权力自身的“生产性”来解释他称之为对权力的反作用力——“颠覆”力量的生产，而且将其生产机制归纳为“即兴创造”。他认为正是权力关系内部的“即兴创造”行为，生产出了针对自身的颠覆力量。颠覆力量随时可以被生产，权力自身的稳固也就需要“包容”机制来保证。

(二)剧本内外：“权力”对颠覆的“包容”

格林布拉特将“权力”内部产生颠覆力量的原因总结为三点：第一，从权力运作的内部机制看，权力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区分，因而也就充满了复杂纠缠的内部斗争、妥协、合作关系。某一方面功能的发挥可能遭遇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功能机制，从而生成颠覆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颠覆性力量是权力关系内部派生出来的，是权力内部斗争的外显。第二，颠覆力量为权力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威胁，从而令权力保有对威胁力量的警惕性，这种警戒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力的强化，确保了权力系统的稳固。第三，权力需要在与异质力量的关系中界定自己，处于权力对立面、对其形成威胁的颠覆力量也满足了权力自我界定的需求[12]132。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福柯思想的浓重的痕迹。

权力对自我的认定和强化是通过与它对立的力量而完成的。因此，权力需要通过“包容”(contain)既有的内部颠覆性，以巩固自身地位。为说明这种颠覆和包容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格林布拉特举出了“看不见的子弹”的例子。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文学者托马斯·哈利奥特，在他关于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手记——《关于弗吉尼亚新发现的土地的简明真实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记载了欧洲殖民者通过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强加于土著人而维持统治的行为，并把印第安原始部落看作西方文明的早期形态。哈利奥特暗示两种文明的同质性时，无意中将自己放到了尴尬的地位：统治权力在印第安宗教中留有显著的痕迹，而作为高级形态的西方文明中，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否有相同的性质？哈利奥特作为殖民者的一员，对土著人持轻蔑态度，但对土著人的宗教予以贬低时，这种负面态度又会投射到殖民者自己身上。《报告》虽然是欧洲殖民统治权力下的产物，却潜在地对欧洲本土宗教统治造成了威胁。然而，《报告》所蕴含的颠覆性又被权力所包容，因为文本中的记载方便了英国人进一步了解土著人，并且证明了传教是巩固殖民统治的有效形式。例如《报告》中记录，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印第安人相信，土著人大批死亡(实际是死于天花等传染病)，而英国人没有死，是因为英国人受到了上帝的庇护；神灵可以将“看不见的子弹”射进印第安人的身体而令他们死亡。英国人在弗吉尼亚的殖民统治，最终在哈利奥特手记的颠覆性上得到了有效巩固[13]。

为了探讨权力运行模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的联系，格林布拉特努力让哈利奥特的《报告》与莎士比亚的剧本成为彼此的“厚描”。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的分析，首先从情节内部阐释了以上的权力运作模式。莎士比亚虽然出于歌颂伊丽莎白女王的目的而写作这些剧本，但在剧本内部，当哈尔王子将自己的放荡生活解释为韬光养晦时，其虚伪性成为潜在的颠覆因素[14]。不仅如此，格林布拉特还从剧本的演出形式、剧本与社会政治以及与其他非文学文本的关系来分析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分布，从而揭示出剧本的政治功能、社会影响，为文本阐释提供更多的资源。可以设想，观众观看演出时，会像哈利奥特观察印第安人的信仰一样观察剧中人，尤其是主人公的一言一行，英国人所效忠的教权、君权就有可能和印第安人的宗教一样，将伪饰之处、蒙蔽的手段都显露于外。这构成了剧本的演出中可能具有的颠覆性。

然而剧本的演出效果是多重的，针对君权、教权的颠覆倾向可能被“包容”——毕竟莎士比亚本人是王权的坚定拥护者[15]，为权力服务是莎士比亚从主观目的出发，赋予其剧本的功能。戏剧表演通过“演出的所有偶然事件都是事先策划的创作”这样的心理暗示，为“包容”颠覆性因素提供了条件。观众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即使能注意到哪个细节的设置违背了正统观念，也会从“事先策划的创作”角度“包容”这些不当之处，从而重新确认他们所处的经验结构；更何况剧院也是“规训机制”的一部分，舞台演出向观众展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规则，也在嬉笑与暴力的情节中呈现了对破坏规则者的惩罚措施。这本身即是权力巩固自身的手段。

对权力的维护仍然可能从另外的角度生产出颠覆的力量：莎士比亚本人虽然“坚决地探索一个特定文化内部的权力关系”，但在他的作品内部，却有一种“从书写了每个人的复杂叙事秩序中脱离的先兆”。这种先兆可以看作是针对权力的颠覆性倾向，它的来源就是文本所体现的苔丝德蒙娜式的服从。“这种服从有一种直截了当的暴力，可以摧毁它想要支持的每一件事物”。莎士比亚的叙事艺术里渗透了过度的审美愉悦，对权力结构爱欲一般的热忱(苔丝德蒙娜式的热忱)，解放的力量也由此而生：正如苔丝德蒙娜的顺从可能为男权体制带来的焦虑，那些“决定了社会和心灵真实的大规模权力结构”，也有了被颠覆的可能性[10]187。

剧本演出是社会性的行为，是集体意图的产物，并依赖一个被看作整体的社会群体——观众来发挥影响。剧本在创作时，属于社会集体的经验和意识形态观念通过剧作家有意无意地渗透入戏剧的情节、场景。而在表演阶段，戏剧作为一种可被消费的媒介物出现，在为观众群体提供娱乐消费的过程中，将自身凝聚的集体性信仰和经验重新投入与观众群体的交换与协商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运行也可以经历从颠覆到包容和巩固的运作过程。正如格林布拉特的判断，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一个单一的确定性或是对合法权威的断然否定，也没有一个处于中心的、不动摇的作者在场。他的语言和主题在社会能量动荡的循环往复中，对不同的观众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观众的审美及其观念随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他们与剧本之间不断进行着能量的协商和调和，颠覆和包容也一次次在这种变动中以各种面貌上演着。

总体来说，格林布拉特的批评思路针对特定文本，可以做出有价值的阐释，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他所强调的“文本的生产性”，意在表明文本可以生产出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即兴创造”自原有权力关系内部自然生产出来。但是，这就容易导致对创造者个人的作用的夸大，而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作用被忽略，仿佛意识形态的功能只靠自身话语的重组就能生产出颠覆性，文本中新的意识形态只是对原有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主观改写。此外，福柯的权力分析方法所具有的批判力度，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加强，反而有被削弱的危险。这正像是格林布拉特所在的学术圈的处境：对权力关系的思考成为囿于学院派范围的抽象思辨，其原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和对统治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也因此而被有效地“包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设想，难道“即兴创造”的主体，可以不经历社会实践，凭空臆想出新的观念吗？实际上，格林布拉特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他在《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中，相当注重莎士比亚的个人经历与他的创作之间的微妙联系。格林布拉特批评实践与理论阐述之间的裂隙，反映了新历史主义游移于马克思主义与福柯、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想边缘的暧昧之处。

[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1-122.

[2][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30.

[4]Greenblatt, Stephen. “TheCirculationofSocialEnergy”inShakespeareanNegotiations:theCirculationofSocialEnergyinRenaissanceEngland[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5]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5-196.

[6]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J].读书，1991(1)：140.

[7][美]斯蒂芬·葛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盛宁，译.[M]//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4.

[8][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5.

[9][美]吉恩·霍华德.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盛宁，译.[M]//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01.

[10]Greenblatt, Stephen. “TheImprovisationofPower”inTheGreenblattreader[M]. Edited by Michael Payn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11][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赵一凡，译.[M]//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81.

[12]Greenblatt, Stephen. “InvisibleBullets”inTheGreenblattreader[M]. Edited by Michael Payn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13]赵国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说略[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11.

[14]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J].外国文学评论，1994(3)：21-22.

[15][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M].辜正坤，邵雪萍，刘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AStudyofGreenblatt’sCriticalPractices

ZHANGJing-f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China)

Greenblatt,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historicism,shows in his critical practices,his creative operation of Foucault’s theory about “power relations”,his “thick description” method and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The concept of “Social Energy” prevents the critical practices of new historicism from falling into “the grand narrative of power”.Greenblatt is good at getting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drama through finding a joint of “hick description” between the script and those texts that seem unrelated with the script.He also raises the concept of “improvisation” to analyze the process from subversion to containment in power relations.

new historicism；power relations；social energy；improvisation

2010-11-05

张静斐(1984-)，女，陕西宝鸡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I01

A

1674-9014(2011)01-0096-06

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