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世俗世界的神圣帷幕
——从社会控制角度看人间佛教的社会承担

张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宗教以神圣的方式维系世界，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佛教一贯秉持“出世不离入世”的原则，其社会控制表现出强烈的人本精神、内化理念和包容意识。在当代中国，人间佛教通过有效的社会控制，在社会伦理、群体整合、个人心理等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佛教伦理渗透到信众的日常生活中，在社会道德建设和人际关系和谐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佛教道德;社会控制;人间佛教;宗教伦理;内化理念①

彼得·伯格曾将宗教喻为“神圣的帷幕”，并以宗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作为其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主要线索，探讨宗教对于人类“建造世界”和“维系世界”的作用。宗教被理解为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1］33。从功能的角度研究宗教是宗教社会学长久以来持有的基本学术立场，彼得·伯格无疑延续并强化了这种方法。本文无意重复彼得·伯格的思想，也不想评价其得失，而是试图从“维系世界”的角度认识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的社会承担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 宗教与社会控制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广泛的人类文化现象，宗教对人类生活影响的深广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精神活动、信仰模式、心理状态、行为举止、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中随处可见宗教的痕迹。作为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存在，宗教对于人类文明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无一例外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英国学者肯尼斯·汤普森在考察英国近代史时指出，英国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段历史的最显著特征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终究没能发展成推翻贵族统治的革命，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宗教充当了社会控制的“代理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宗教像是一种社会凝结剂，把不同的社会阶级联结在一套共同的信仰之上①。宗教既使社会中上层阶级的优越地位合法化，同时又安慰了下层无产阶级，转移并消除了他们潜在的革命冲动。其实，就社会功能而言，宗教既可以成为统治阶级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同样也能为从属阶级提供不满和抵抗的途径，历史的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点。

“所谓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各个方面予以约束。”［2］人类社会要保持稳定的局面和健康的发展有赖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在有效的社会控制基础之上。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将社会控制视为一种优于自然秩序的人工秩序［3］，由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组织充当控制主体，运用法律、舆论、信仰、艺术、礼仪、社会宗教、社会暗示、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多种手段，对团体或个人实施控制。宗教在社会控制体系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它将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从而变成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一般来说，宗教集中表达了现实世界的苦难，幻化出理想的彼岸世界，将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以特殊的方式增强了人类社会的群体认同感和凝聚力，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实际上，以彼得·伯格为代表的宗教社会学者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揭示宗教在产生集体意识、伦理意识、社会意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得出宗教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社会一致性的结论。

宗教作为社会控制手段有其不同于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显著特征，即“终极性”。“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关切。”［4］7原因在于宗教(信仰)所探究的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方面。蒂利希的观点重新确立了宗教(信仰)在整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将一切人类精神活动领域中反映出来的终极关切状态归结为宗教性。“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体、基础和根基。人类精神中的宗教方面就是指此而言的。”［4］8终极关怀理论不但阐明了宗教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底限价值，更以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人类自身固有的“宗教诉求”，使宗教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发挥作用成为可能。

宗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中方方面面异己力量时的特殊心理状态、认知方法和行为模式。宗教展现了人类为克服这种客观的异己力量曾经付出的努力和换来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人类试图把握主观自我意识过程中一度选择的方向和达到的高度。尽管宗教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在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渐趋衰退，但它曾长期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要方式而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它既指向人之外的客观世界，同时也指向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因此，宗教是维系着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态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仅对世界具有认识和说明作用，是一种特殊的观念解释模式，为人类提供了一整套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评价，而且是对待生活的一种人生观，它赋予了个人与群体的生活一种意义和目的，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系统，对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5］宗教在现实中具有各种解释和实践功能，使之与社会稳定形成一种牢固的“特殊关系”;而正是这种“特殊关系”，使宗教足以胜任社会控制的角色。宗教依据一定的社会力量，以恰当的方式对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施加影响，发挥独特的优势，协调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确保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发展。从历史上看，尽管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既有正面积极的，也有负面消极的，但无论怎样，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都是独一无二、难以替代的。

彼得·伯格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上流传最广并且最有效的维系社会稳定的手段。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表现为宗教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角色之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宗教对无秩序现象提供的合理化解释［1］37－62。这实际上说明了，宗教的社会控制主要是以观念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宗教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实现对个体或群体行为的约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从价值引导、伦理约束、心理慰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当然，对于具体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还要结合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社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二 佛教的社会控制功能

作为最早兴起的世界性宗教，佛教迄今已逾两千五百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挥着社会控制作用，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需要明确的是，佛教作为宗教，必须直面出世(超人间性)与入世(人间性)的关系问题②。从基本理论和实践体系的角度来看，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性是相互圆融统一的。一方面，只有超人间性才能使这种人间性变成宗教性的人间性;另一方面，也只有人间性才能使这种超人间性具有现实的基础和真正的价值［6］。而这种圆融和统一，也就是从宗教的角度突出强调现世与人生，直接决定佛教在社会控制方面注重“出世不离入世”，重视对信徒此岸世界的引导与教化，以至后来出现了主张“即心即佛”、“心外无佛”的大乘佛教禅宗。实际上，“宗教活动与宗教观念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宗教的根源在于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中。如果把宗教合理化论证设想为理论家的成果，它们是在事后被用于特定的各种活动的，那么，宗教合理化论证，或者至少是大多数宗教合理化论证就丧失了意义。”［1］50简言之，佛教的“神圣”是入世的神圣，佛教的“入世”是神圣的入世。这是理解佛教社会控制的基点。

就价值引导来说，佛教立足于菩萨精神，秉持慈悲为怀，要求信众以慈悲之心为人处世，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实现社会和谐。“慈悲的理想甚至促使佛教徒在他们的宗教发展方向上做出重大的改变，而把奉献引介到佛陀和菩萨的概念中。……除非整个社会能够施行更公正、更慈悲的风尚，否则神祗的崇拜是没有用的。”［7］于是有了“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百姓得离苦”的菩萨精神。“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可见，佛教认为慈悲心是成佛之必备德性，教化世人心怀善念、多行善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并在无形中使人际关系趋于融洽，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就伦理约束来说，佛教尊重并认同世俗伦理中关于个人、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准则。佛教关于个人修习最基本的“五戒”，即不杀生、不与取、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造成麻痹懈怠的)酒③，对于人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并有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佛教肯定并强调家庭关系，告诫普通信众要保持家庭的纽带，也要保持家庭作为社会单位的荣誉和尊严［8］。佛教要求信徒赡养父母、尊敬长者，言语温和、乐于分享，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形成稳固的家庭秩序，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对于种种社会关系，佛教也有诸多伦理教诲，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佛教提倡过符合人性的生活，主张人可以通过社会生活实践获得修行上的圆满，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并行不悖的。

就心理慰藉来说，佛教主张通过心灵的解脱消解现实的苦难，尤其注重对信众心理的舒缓和引导，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息是非、化解矛盾的社会作用。佛教认为世间无时不苦、无事不苦，但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的“无明”、人的执着、人的欲望。只有“转识成智”，领悟“无常”、“无我”，才能驱除烦恼，获得解脱。禅宗有言，“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能否觉悟，全仗一念之间。现代社会种种弊端，很多出于人的“贪、嗔、痴”三念，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心态，由此而来的心浮气躁甚至心理扭曲，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佛教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和解答，无疑有如抚慰心灵的鸡汤，为人的健康成长、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着可以借鉴的精神资源。

就社会控制来说，佛教展现出强烈的东方文化特质，形成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截然不同的风格，具体表现为人本精神、内化理念和包容意识。

首先，人本精神是佛教社会控制的基本立场，即立足社会、着眼于人。悲天悯人是佛教的一贯主张。早在佛教创立时期，“释迦牟尼佛，示生人间，其所教化之对象，自以人类为中心;故一二行径，全示同人法，指示人生光明之道，是人间的大导师，没有什么玄妙诡秘的色彩，行化乞食，深入社会，而以人间社会为基础。”(《海潮音》第14卷第7期)尽管出身王室、天生富贵，佛陀却没有沉溺荣华，反而积极接触社会，目睹现实的苦难，反思人类的境遇，从内心升起一种充满遗憾的同情，立誓为芸芸众生探寻解脱之法。后来，人本思想在佛教中进一步深化，直接促成大乘佛教的产生。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目睹民生凋敝、社会苦难，深感佛教必须重新审视自我，着眼现世、关注人生，遂大力倡导“人间佛教”。太虚曾言，“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9］248。印顺认为，佛教的核心，在于“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10］。可见，人乃成佛之根本、佛法之基点、佛教之真谛。离开“人”这个主题，佛教无法开展。所以，佛教被公认为“人本宗教”。

其次，内化理念是佛教社会控制的实现方式，即立足当下、向内用功。佛教，尤其中国佛教是注重内涵发展的宗教，强调通过“心”实现转变，比较看重对信众精神世界的改造与重建。佛教的“戒、定、慧”三学皆以此为要旨。戒律虽属外在约束，但佛教更加重视戒律的内在化，即转化为信众自觉自愿接受并遵守的心灵律令。佛教反对强加于人，主张随顺导俗，从“五戒”、“八戒”、“十戒”到出家僧尼的“俱足戒”，主要靠修行者个人的决心和意志，虽然缺少深奥的道理，反而获得长久的保守。禅定的本意是静虑，即在静定中观察思虑，亦称“禅观”。禅定的种类很多，影响最大的当属重在内心参悟“宗门禅”。宗门禅始于菩提达摩，兴于六祖慧能，精髓在于“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属向内用功之典范。智慧乃佛教修行之关键。佛教认为“惑”是苦因之一，只有彻底将认识“俗谛”的“惑知”转变为体悟“真谛”的“圣智”，才能“超凡入圣”。而智慧的获得，无需外求，全在“本一真心”。人人皆可成佛，觉悟与否，都是一心所致。所以禅宗兴起之后，佛教被看作是“心的宗教”。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旨即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哈佛学者W.史密斯曾说:“询问一位人口普查者有多少中国人是佛教徒，就像是在询问一个人有多少西方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11］佛教从来未曾居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却无人能够否认佛教对于国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因果报应到轮回转生，从“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到普通百姓妇孺皆知的阿弥陀佛，从吴承恩的《西游记》到金庸的《天龙八部》，两千年来，佛教诸多的思想观念以各种形式内化于国人心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通过言行被展现出来。佛教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支深入穷乡僻壤和陋里鄙巷的大众化宗教，即便“三武一宗”④灭佛的铁帚也拿它无可奈何。佛教正是以这种内化的方式发挥着社会控制的作用。

佛教告诫信众不要试图寻求外在的永恒，以避免“法执”;也不要将自我看得太重，以防止“我执”;而要通过内心的彻底转变达到澄明恒静的“涅槃境界”。佛教巧妙回避了本体问题，将信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如何实现自我完善上来，可谓世界宗教史上的一大创举。佛教关于“空”的思想固然高深玄妙，但主旨非常明确，在于提醒世人莫要忽视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无疑能够形成价值牵引，促使人们对内在自我和精神世界的关注，逐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社会整体风貌的改善。

第三，包容意识是佛教社会控制的外部策略，即圆融和谐、利益众生。佛教本身是开放的、发展的，总是随着变动的处境不断成全着自身，顺应时代、适应社会，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控制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佛教需要积极面对并妥善处理和其他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正如阿部正雄所说:“对话的主题在宗教研究中转移到了最前线，而且这部分内容在佛教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2］120佛教理论的重要基石——“缘起论”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对话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而对话即意味着改变，“任何一种相遇，不管是多么地微小，都会带来双方的改变;藉由对‘无物变化，变化是物’此一事实的强调，佛教为我们应付这样的变化提供了心理准备”［12］120。在对话的时代，佛教已经为我们提前注射了一剂心理预防针，以免临阵的慌乱与焦虑，只是我们尚未完全领悟⑤。

佛教于古印度创立，却在中国发扬光大。两千余年中，佛教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历经冲突、吸收、适应、整合，最终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之漫长，过程之曲折，结果之圆满，影响之深远，堪称世界宗教史上外来宗教本土化之典范。历史证明，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佛教往往显得更为灵活，也更加包容。佛教并不怀疑其他宗教真理的可信度，也不否认其他宗教为解答人类的终极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更不会排斥与其他宗教一道为人的圆满贡献智慧和力量。毕竟与社会和人生的苦难相比，宗教间的差异是次要的。否则，就不会有中国化佛教的出现，更不会有以儒释道“三教圆融”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为这个由宗教多元主义赋予特征的世界带来两件珍贵的礼品:对自我实现的热情与对所有生命的同情，其中混合了一种超乎想像且又富有启发性的风格。”［12］122

佛教的包容意识对于信众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引导和伦理约束作用。佛教号召信徒要宽容忍让，“恶来加己，以善报之”(《优婆塞戒经》卷第二)，在人际交往中做到真诚友善、和睦相处，力争实现自利利他的“共赢”局面。太虚认为:“从自他两利的道德的标准上，依于佛典说明道德的行为，则凡一切行为是害他的即是两害，一切行为是利他的即是两利。故佛教的道德行为，以不害他为消极的道德，以能利他为积极的道德:这就是佛教人生道德的结论。”［9］246这些思想对于纯洁人际关系、推动社会和谐无疑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三 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的社会承担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迅速发展，至隋唐达到顶峰，中国化佛教各大宗派群星闪耀、法脉绵延，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明清以降，佛教在中国日渐式微⑥，但其思想观念已深入国人内心世界，并通过种种原创性实践活动渗透至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时至今日，佛教依然对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难以统计、规模庞大的信众群体产生不容忽视的社会控制作用。

(一)淡化了对彼岸世界的认同和追求，将注意力转向“人间天国”，为佛教适应社会找到了理论契合点

人间佛教兴起近百年来⑦，不但实现了中国佛教的自我救赎和革新，显著扭转了中国佛教之颓势，更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指示了方向和路径。太虚曾说:“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三皈四维淑世，五常十善严身。”［13］266指出建设人间佛教须从信众自身完善入手，由遵守“五戒”、“十善”开始，通过“四摄”、“六度”达到“信解行证”而成就佛果;更要求信众服务社会，以健康人格影响社会、以同心合力净化社会，最终实现“人间净土”。太虚开创的人间佛教事业为印顺、赵朴初、巨赞、星云等人所继承，已在两岸三地乃至华人世界结出丰硕果实。赵朴初提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⑧。”［14］正式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界的指导方针，深得广大信众拥护。星云认为:“人间佛教是‘现代’、‘文明’、‘进步’、‘实用’的代名词;人间佛教是要将佛法落实在现实生活中，要注重现世净土的实现。”［15］并身体力行、用心推广，使人间佛教的影响通达四方、遍及海外。

人间佛教的兴起实属历史必然与现实需要，是中国佛教回复人本传统、关注现实社会所实现的自我超越。“就人间佛教而言，发展趋向当然是人间化，人间化的应然性不光来自‘佛出人间’的经证，其实释迦创教以来，其无我、无神的教义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所昭示的发展趋向也正是人间化。”［16］“人间佛教”的提法本身难以称得上是全新的创造，因为佛法本属人间。但人间佛教运动却开启了中国佛教全新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其意义在于通过对现世、人生的再发现，将信众对来世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导向对人生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怀，为中国佛教适应现代社会找到了理论契合点，也为佛教积极融入社会、发挥自身优势造福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如星云所说:“人间佛教乃普罗大众所需要的佛教，人间佛教不一定只限于在寺院里;家庭就是佛堂，社会就是寺庙。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能只是超度灵魂、往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并合礼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17］当前，人间佛教已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向世人昭示勇于突破、敢于革新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不竭动力，悲天悯人的菩萨心和救苦济世的责任感永远是中国佛教的“真精神”。

(二)通过价值引导实现信教群体的内部整合

宗教从公共领域“隐退”是现代世俗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宗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有限的社会控制功能。佛教自创立以来，注重信仰建设，着眼人的完善，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社会“世俗化”的深入发展，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佛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况且中国社会自古缺乏宗教氛围，世人对于宗教多抱以“信则灵，不信则无”、“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加之近代以来，从“庙产兴学”⑨到“文化大革命”，佛教屡遭磨难;以至在当代中国社会，人间佛教的社会控制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价值引导实现信教群体的内部整合。

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如何有效整合社会群体内部关系以推动社会和谐，已成为倍受关注的难题。人间佛教对于维系信教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鼓励人们抑恶扬善，无疑有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当代，中国佛教传统所富有的人文气息表现为人间佛教的入世思想。人间佛教在致力于改造信众内心世界的同时，积极鼓励他们将信仰转化为实际行动。尤其是佛教历来秉承的慈悲理念，逐渐融入信众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之中，转化为他们回报社会、服务人群的自觉行动。虔诚的信徒会因此形成“慈善惯性”。“相比那些非宗教驱动的慈善志愿者，宗教驱动的慈善志愿者更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话语来描述他们的参与，更倾向于用公益来解释他们的行为。”［18］人间佛教号召信众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信徒提供了组织化宗教环境下的交流平台，使他们获得群体内部的鼓励和支持，从而实现信教群体的有效整合。

当前，中国佛教界大力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努力团结信教群众，激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积极投身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当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虽然人间佛教本身无法直接创造出物质财富，但其所蕴涵的积极人生态度和现世取向对于信众参与社会活动、促进群体整合能起到无形的推动作用。

(三)佛教伦理对世俗道德的吸纳和升华并构成对世俗伦理的补充和促进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佛教，特别是人间佛教的伦理观属于主体论范畴，即将“佛性”人性化，是人性论的伦理观，有别于客体论范畴，即神启论或天启论的伦理观［13］14。实际上，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根本区别。基于鲜明的人本立场，中国佛教大量吸纳世俗道德加以提炼升华，形成充满人性色彩的宗教伦理。中国佛教伦理很好地处理了人性与神性、人道与神道、人本与神本的关系，将国人普遍认同的道德精华以宗教伦理的形式表现出来，构成对世俗伦理的补充和促进，也体现了中国佛教的圆融性、适应性的特点。

通过伦理教诲约束信众的社会行为是宗教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佛教以“因果报应”为依据将未来的圆满幸福与当下的行善祛恶联系起来，促使信众长期、自觉地践行佛教伦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星云曾言:“人间佛教重视生活里的道德思想净化，以及精神心灵的升华。如果你相信因果，因果在你的生活中有受用，因果就是人间佛教;你相信慈悲，慈悲在你的生活中有受用，慈悲就是人间佛教。”［19］通过某项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显示:在信佛后的感受方面，居前三位的是，经常做好事、乐善好施的占26.34%，改变不良习性、与人和睦相处的占20.09%，不孤独、精神好的占19.64%;在对佛教的社会评价方面，有77.67%的人肯定佛教能发挥积极作用;在佛教发挥社会作用方面，有54.91%的人认为主要有益于社会道德规范［20］。这表明佛教伦理已渗入到信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规范其言行，改善其风貌，有效避免越轨、失范现象的发生，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持社会的正常稳定，不仅需要健全的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而且还要具备完善的社会伦理规范，通过人的道德自省，对社会行为进行自觉约束。当代中国佛教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社会道德建设、增进人际关系和谐提供可资借鉴的伦理宝藏。

(四)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程度的心理调适和慰藉，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为信众提供心理慰藉和调适，是宗教实现社会控制的又一主要方式。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但宗教却有奇特的魔力，通过把现实的一切纳入信仰的解释模式之中，给予“合理性”说明，使所有问题和疑惑得到虚幻的解决。这就是彼得·伯格所说的宗教对无秩序现象提供的合理化解释，即宗教的“神正论”［1］63功能。宗教“以超现实的方式增强了人的心理接受和承受能力，提高了人应付各种现实问题的心理强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稳定消除了心理隐患”［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历来被称作人类的“心灵避风港”。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难以掩饰人们内心的浮躁、空虚与焦虑。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曾激烈批判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病，将现代社会的严重病态归咎于无休止地获取利润和财富，强迫个人放弃内心追求，迷恋物质享受，导致心理上的贫乏、混乱和困惑。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上演与弗洛姆所述无比相似的一幕，许多社会问题都源于心理的失衡。社会学研究表明，在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种种因素之中，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心理承受能力显得越来越突出。

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善于医治信众的种种心理病症，巧妙化解人们心中的戾气，从而在无形中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人间佛教能将艰深的佛法从浩繁的佛经和枯燥的说教中解放出来，化作清澈的泉水，滋润焦渴的心田，从而在信徒内心产生充分的“化学反应”，使他们的心理得到一定的慰藉，精神上获得解脱和愉悦。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具有神奇的功效，能使信众内心深处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变成最深厚持久的幸福。

(五)就当前中国的具体实际而言，人间佛教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台湾与祖国，犹如爱子与母亲。但自近代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由于种种原因，海峡两岸从未真正实现持久和平与统一。400年的疏离，100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尤其是两岸的不同制度让台湾和大陆的隔阂越来越深。台湾问题成为国人内心深处难以抹去的阴霾。在佛家看来，当前两岸同胞最大的苦痛就是长期忍受分离之苦。在政治互信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人间佛教可以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台湾有“宗教博览馆”之称，岛内宗教种类繁多，尤以佛教最为兴盛。台湾佛教源自大陆，可谓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有着密不可分的人文历史渊源。台湾佛教与祖国大陆的深层联系，决不是简单的文化影响、风格模仿甚至强行灌输的结果，更不是随意、偶然的巧合，而是两岸同属一源、同承一脉、同为一体的充分证明。当前，人间佛教成为维系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的重要纽带和基础。星云强调，所谓“大海不厌细流，泰山不辞土壤”，在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中，只有中国化，没有去中国化［21］。

实际上，两岸佛教界的互动交流从未间断，已成为两岸民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2年初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供奉到2004年两岸佛教界共组中华佛教音乐团海外巡演;从2005年少林武僧在台“以武会友”到2007年苏州寒山寺赠佛光山“兄弟和合钟”，两岸佛教交流向世人昭示两岸宗教文化间的源流关系，能够对台湾民众的心理产生一种暗示，使其意识到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的历史渊源，使一切企图否定两岸传承关系的分裂企图成为倒行逆施，给数典忘祖的“台独”分子以迎头痛击。两岸佛教交流能广泛团结台湾佛教信众，深化台湾同胞头脑中的“祖根意识”，推动“宗教认同”向“民族认同”发展。同时，两岸佛教交流有利于正确引导台湾同胞的宗教诉求，有利于佛教保持在台主流地位，从而促使台湾宗教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健康发展，有效抵制“文化台独”、“宗教台独”的阴险图谋，稳固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

余 论

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世俗化、私人化和多元化构成了宗教现代化的三个内在相关的方面［22］。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宗教的关注焦点是信仰之事，即使对非宗教事务的关注，也是通过影响人们的信仰和意义观念的方式表现出来的”［23］。就此而言，对于宗教的社会承担，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宗教的社会承担，应给予准确的定位和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应该看到，宗教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就在于它以现代制度的架构为前提，舍弃这一前提，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将会是消极性多于积极性”［23］。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宗教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挖掘和发挥只有与整个时代的发展进步相契合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对于宗教，特别是人间佛教应着眼于“积极引导”，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中有所担当、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正视宗教的功能，如何正视人民的宗教需求，因应社会变迁背景之下的宗教发展的潮流，应当是确立国家的宗教管理的思路、办法时需要加以考察的问题”［24］。

从人间佛教自身建设的角度看，百年的金字招牌或许早已锈迹斑斑，需要重新整饬，焕发新的活力，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的认可。只有在服从当代社会法律及其公共生活秩序的前提下，人间佛教才有可能获得其发展的合法性。而社会性、公益性和合法性三者结合在一起，则构成当代中国人间佛教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本模式。“至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也当以此作为功能发挥之基础。缺此基础，其控制功能也有可能流失、走样、偏向。”［25］

注释:

①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非常重视美国人的宗教观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塑造作用。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认为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美国人以其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道德性质。事实上，美国的宗教多元与宗教容忍为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权利提供了合法性根基，反映了宗教在美国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

②事实上，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张力构成世界各大宗教体系中固有的矛盾。如何在两者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是宗教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宗教研究的基本线索。

③太虚大师称之为“五戒善法”，即不残杀而仁爱、不偷盗而义利、不邪淫而礼节、不欺诳而诚信、不服乱性物品而调善身心。

④“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

⑤在当前国际宗教理论研究中，“宗教对话”已俨然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但目前的宗教对话理论多出自基督教文化背景，鲜有来自东方的声音。事实上，佛教当中有许多关于对话的思想资源亟待发掘。

⑥关于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的衰落，普遍认为原因在于此时的中国佛教舍本逐末，强烈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传统精神趋于淡化，而极端厌世的心理和巫咒迷信的陋习渐成主流，一时间超度亡灵、经忏香火成为佛门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动，世人眼中的佛教几乎已成为“为死人服务”的宗教。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此问题，应辩证看待。首先，明清以来佛教的衰落是相对于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而言的，实际上佛教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其次，所谓的“衰落”更多指的是传统的“建制佛教”的衰落，大众化的民间佛教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⑦1913年2月2日，在上海各界人士为寄禅大师举行的公祭上，太虚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号召佛教界人士重视人生、关注社会，以复兴佛教。后来许多学者将此视为人间佛教运动的开端。

⑧“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即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大优良传统。

⑨晚清时期，朝野各界创办实业、振兴教育的呼声很高，张之洞于1898年3月上书朝廷，主张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经费，经光绪批准后于戊戌变法期间开始施行，即为“庙产兴学”。实际上是由于当时部分文人及官僚对佛教缺乏了解，加上各地土豪劣绅觊觎庙产，借兴学之名，行吞并寺产之实，从而造成寺庙财产被损毁、侵占，僧尼被勒令还俗等迫害佛教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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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cred Canopy of Secular World——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ddh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trol

ZHANG Qiang
(Philosoph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In contemporary secular society，religion maintains the world in a sacred way in order to implement its social control function.The Buddhism sticks to the principle of“to transcend，but not to leave”and its social control manifests a strong spirit of human－orientation，internalization idea and consciousness of tolerance.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Buddhism has extensive effect on social ethics，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by its social control.The Buddhism ethics penetrates in its believers’daily life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cial mor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uddhism morality;social control;Buddhism;religious ethics;internalization idea

B911

A

1674－9014(2011)01－0006－08

2010－10－25

张强(1979－)，男，山西太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宗教学理论。

(责任编辑:张群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