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舆论中的资本主义危机

■ 来永红/文

2011 年，受主权债务和失业等问题的影响，美欧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的趋势。西方媒体对危机的报道和分析也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简单解读，而是开始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模式、世界格局等多个方面深入探究这场危机的原因、走势及影响。笔者收集并梳理了西方主流媒体和知名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反思与批判，供读者参考。

经济篇：美欧经济面临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

西方媒体、学者普遍认为，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美欧经济短期内复苏无望，将陷入长期停滞。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上，西方经济将陷入“双底型衰退”、“二次危机”、“深度衰退”等观点层出不穷。德国《世界报》对17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一致表示，主权债务危机正成为整个西方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题，美国和欧洲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悉尼郑重表示，我们正处在“一场新风暴的前夕”，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危险境地”。“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避免再一次严重衰退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戈夫、《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将当前的危机称作大萧条时期以来的“第二次大收缩”。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则预测美国经济停滞可能会持续一二十年，甚至长达三四十年。

西方舆论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的“借贷经济”模式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正在为自己的经济战略失误付出代价。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认为，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是长期性、结构性的，过去几十年的寅吃卯粮，已经透支了美国的未来。借贷经济的过度发展使投资、创新和就业严重缺乏活力，陷入无法扭转的颓势。诺奖得主马斯金和米尔利斯也认为，西方国家患上了“举债瘾”，借贷经济严重破坏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欧元之父”蒙代尔批评部分欧洲国家纪律缺失，开支无度，积重难返，他甚至称希望欧债危机“持续得足够长久”，以使各国充分吸取过度举债的危险教训。美联社、《金融时报》等指出，美欧债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府经济战略的失败。费尔普斯总结道，“西方必须为过去的错误受罚”。

在发达国家深陷困境之际，新兴国家的发展前景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外交政策》认为，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突破阶段”，全球经济形态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佐利克和世行其他专家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的机会源泉在新兴市场国家。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金融危机塑造了全球经济实力的新格局，世界各国应以开放心态迎接这一变化。“金砖四国”一词的创造者吉姆·奥尼尔则称，世界应该为“金砖世纪”做好准备。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新兴经济体还存在很多问题，难以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直言“不要指望中国拯救世界”。他认为新兴经济体各自面临不同问题，新兴国家的增长更有可能“只是一段插曲”。路透社等媒体也认为，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困境施以援手的能力十分有限，美元霸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会就此终结。

政治篇：经济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危机

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金融时报》、《卫报》等诸多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一致认为美欧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自导自演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遇到了“障碍”，出现了“机能故障”，存在“严重的功能失调”。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无奈地写道，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世界主要经济体对这次危机都采取了观望态度，让人缺乏紧迫感。世界发达经济体不是像三年前那样通过合作对抗危机，而是在政治上放弃了努力。IMF总裁拉加德表示，美欧国家“政策方面的优柔寡断和政治失灵”加剧了经济危机，使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她呼吁各国政府正视危机的严重性，共同拿出“强大的政治意愿”解决这场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认为，美欧政府仍有应对经济长期低迷的政策工具，但美国政坛如今已陷入“僵局”而欧洲的政治结构已经“支离破碎”，这种局面阻碍了政府批准和实施对策的进程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指出，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拼图是政界的目标必须明确，而目前美欧都缺乏大胆的领导人和齐心协力的政治环境。《金融时报》直言，这场危机并非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但却是西方政治历史上“最哀凉的时刻”。解决全球金融问题没有“灵丹妙药”，西方国家应显示令全球经济恢复信心的政治意志。

2011年9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左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右一）及世界银行和IMF联合发展委员会主席艾默德·哈利法（左二）出席记者会。拉加德当日表示，发达国家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风险源，采取有效举措应对风险是发达国家的首要任务，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合作也至关重要。

西方媒体还针对美欧暴露出的“政治失灵”，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民主体制的深层反思。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认为，美欧乱象凸显政治瘫痪已成解决西方经济问题的主要绊脚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畸形发展，导致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一狭隘的利益看得比国家的长远利益更为重要。现代民主体系已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当今问题的政治机制，西方的政治家们必须学会制定正确的政策并将其“推销”给选民，而不是由选民来左右政策的制定。牛津大学教授阿什认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形成了“政治双寡头垄断”，“两党卡特尔”严重影响了政治活力，他建议引入第三党或无党派候选人来“终结两党时代”。《纽约时报》认为，美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论战显示国会与总统关系失常。美国必须在各权力部门间重新建立平衡，避免债务危机触发更严重的宪政危机和民主危机。德国《时代周刊》则指出欧元危机是一个系统危机，只能通过彻底改变这个系统——即建立一个“欧罗巴政治联盟”，才能将危机根除。该刊也坦言，碌碌无为的老一代欧洲政治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完成这一宏伟计划，欧洲需要新一代政治家的力量和语言。

社会篇：“穷则生乱”引发的“暴力狂欢”

伴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通胀、高失业等问题，西方国家“穷则生乱”，各种恶性社会骚乱事件频发，引起媒体高度关注。英国《卫报》、《电讯报》等指出，经济危机与人祸是循环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民主及安全体系、昂贵的教育和全民医疗在惨淡的经济形势下都难以持续，他们就会诉诸暴动和骚乱。路透社、《金融时报》等认为，随着紧缩政策和削减福利的做法开始产生作用，西方国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诱发骚乱的主要原因。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等指出，经济危机使贫困人口受到最严重的打击，穷人和年轻人已经“没有未来”，只得对社会发起“暴力控诉”。英国广播公司(BBC)进一步指出，随着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在危机中直线下降，资本主义过去所依赖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摧毁，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遭到广泛质疑，这场危机将成为资本主义“永久革命”的开端。《金融时报》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更广泛的文化危机，骚乱证明，权利、福利金和冷漠无情的行为准则并不能代替亲情、友情和温暖的道德规范。英国《观察家报》、法国《费加罗报》等媒体总结道，西方当前的困境不仅是一场债务危机或政治意志危机，更是“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

西方媒体进一步指出，目前美欧民众深陷失落、愤怒和绝望的情绪之中，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上升，担忧西方社会风潮会演变成一场“暴力狂欢”。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伦敦骚乱者最明显的特征是缺乏政治主张，骚乱者们没有挥舞标语也不喊口号，他们想要的只是“纯粹的恐怖与破坏”。《国家报》也认为，抗议者只是显示破坏的愿望和对“秩序”的全面质疑，这已经超过了普通的抗议或骚乱，形成了一场无规则的“社会爆炸”。《起义报》将西方社会动荡称为“时代骚动的信号”。《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已经“陷入绝望”。《纽约时报》认为整个西方弥漫着“狂怒的情绪”，进入了“义愤时代”。《金融时报》也将2011年称为“愤怒之年”，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如此多的国家被街头抗议所困扰，表明愤怒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心态”。德国《明镜》周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等媒体则对极右翼思想的抬头表示担忧，指出极右翼政党成功地利用经济危机煽动起选民愤怒情绪，在收获了大量选票的同时也为新的动荡埋下了隐患，美欧必须警惕这种威胁。路透社、《卫报》、《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等媒体还将西方社会风潮与中东变局联系起来，认为西方民众的失望情绪与“阿拉伯之春”运动前人们所看到的如出一辙，民众的失落感和焦虑感正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和蔓延。“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成“欧罗巴之夏”、“美利坚之秋”同样的骚乱恐怕还会在其他地区出现。

发展模式篇：左右为难的艰苦探索

美欧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愈演愈烈，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受到广泛批判。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指出，“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还指出，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这种发展模式也只是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阶层带去了更多物质享受，大多数人的收入却在年复一年地减少或是停滞不前。《纽约时报》进一步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掩护下，“精英阶层”奉行自私自利的经济制度，社会底层民众却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无援，两个阶层的对立诱发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骚乱。法国《解放报》干脆称“自由主义行不通”，号召各国发起一场“静静的革命”，推翻“市场为王，政府任其摆布”的经济逻辑。

西方媒体指出，美欧严重的债务危机证明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同样难以为继。德国《时代》周报认为，美欧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着民主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政府和民众组成了“毒贩和瘾君子”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更多，这导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政府现在必须保持财政平衡，这意味着民众必须接受“戒毒治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尖锐地批评道，过于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削弱了西方国家的“积极进取”精神，西方国家必须在福利与效率之间做出平衡。媒体同时也坦承，福利制度已深深地融入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要对其作出改变并不容易。《时代》周刊就认为，“戒毒疗法”在民主制度之下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华盛顿邮报》认为目前所有西方国家都没有勇气做出这样一个“灾难性的抉择”。美国《新闻周刊》则相对乐观，认为尽管彻底改造福利体系曾经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极端危机的压力下，西方国家还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痛苦变革”。

在西方两大主流发展模式双双遭遇困境之际，媒体和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除中国模式持续受到关注外，“印度模式”、“巴西模式”、“新加坡共识”，以及韩国、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增长型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等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不过，西方媒体并不愿意就此承认西方模式的失败，并纷纷为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建言献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支柱”。西方国家必须学会“更努力地学习，更聪明地投资，更迅速地创新，更巧妙地工作”，把复苏建立在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企业和实际就业岗位的基础上。《费加罗报》、《国家报》、英国《独立报》等媒体认为改变现有经济和能源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西方国家需要从战略层面上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对未来能源模式进行明确界定，同时加大对新能源创新领域的投资。美国传统基金会则认为传统能源资源仍有潜力可挖，建议加大创新投入，实现传统能源资源的绿色发展。

世界格局篇：全球新秩序初露端倪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就一直是媒体学者争论的热点话题。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认为，东方国家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和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经济力量的转移，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将信用评级遭下调视为美国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位置上不断衰落的最有力的证明。德国《商报》担心欧债危机将导致欧洲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约瑟夫·奈等学者则并不认同“后西方世界论”，认为担心西方没落的想法有些杞人忧天。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则表示了对“后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陷入混乱的担心。马丁·沃尔夫总结道，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这场危机能否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但危机确实加快了历史进程。后危机世界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可能再对全世界颐指气使，随着人们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世界格局和全球责任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愈加得到西方媒体重视。《外交政策》杂志将“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崛起”列为过去十年全世界的头等大事，排在气候变暖、经济危机和“9·11”事件之上。该刊认为金砖国家将成为21世纪“新的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政治力量的轮廓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聚焦金砖国家三亚峰会，认为峰会发出了新兴国家重塑国际格局的共同呼声，表明金砖国家正在“改写游戏规则”，形成新的“影响力中心”。尽管也有《金融时报》等媒体指出，金砖国家未能就IMF总裁候选人、援助欧债等问题达成一致，彰显了金砖国家还只是“抽象概念”。但多国媒体认为，金砖国家开始参与这些国际重要议题的讨论本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表明金砖国家正在由经济组织向政治实体转变，将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秩序，西方媒体认为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平衡将促进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发展。《金融时报》认为，多极世界曾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然而随着西方霸权在金融危机中“渐近尾声”，历史长河正在发生转向。《费加罗报》则将多边主义的发展和多极化趋势与新兴国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历来崇尚多边主义和多极均势的价值观。随着新兴大国逐渐成为“头牌国际行为体”，多边主义也将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行为方式。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认为，建立在多边主义规则上的全球治理在抗击危机的过程中证明了这一体系的可行性和正确性，未来的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向多极化过渡。不过《华盛顿季刊》等媒体也指出，多边合作的成功目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还缺乏有效的全球性协调机制。鲁比尼等人认为，随着全球权力结构变得更加分散化和“碎片化”，世界或将进入没有领导者的“零极时代”。《纽约时报》评论道，“G0”是“2011年世界最大的风险”，或将成为今年“最流行的流行语”。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