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看未来十年全球治理机制的演变

■ 邹国煜/文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治理受到更多重视。展望未来十年，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但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如何演变和发展，各方观点分歧较大。现综合如下：

关于联合国体系的改革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安理会改革势在必然，但推进难度很大。孟加拉国外交事务研究中心主席、前驻华大使阿什法库尔·拉赫曼指出，当前全球仍有约40%的国家反对联合国改革。纵观近年来联合国机构改革的努力，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操作层面的安理会改革也陷入僵局，难有突破。日本、巴西、印度、德国寻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一再遭到失败。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柳泽亨之认为，安理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陷入了僵局；根据美中两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非盟成员国的动向，安理会改革可能又将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则宣称，联合国现有机制是建立在二战后形成的力量对比之上的，并不能反映现实，但要扭转此局面困难重重：一方面，增加安理会新成员的任何建议都将招致反对；另一方面，五个常任理事国无意分享特权——唯有期待新的大动荡，构筑全球新秩序才能水到渠成。与此同时，少数专家学者认为安理会改革面临很大难度，并仍将在艰难中行进。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司主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预测，到2025年时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将从现有的15个扩充到25至30个，法律规定或事实上的常任理事国将包括巴西、印度、日本、南非以及埃及和尼日利亚中的二者之一，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中的二者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将继续推进改革，以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现状。IMF新任总裁拉加德表示，未来几年将继续落实和推进该组织份额转移等治理改革，以更好地反映变化的世界经济结构：第一步是落实好前期改革成果，包括份额和执行董事会的席位转移；第二步是向前推进改革，也就是要改革份额。IMF要定期检视和调整成员国的代表性，以反映成员的规模、人口、经济总量及国际作用；中国是2010年份额调整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的代表性曾经严重不足，相信情况会继续变化。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员松索莱斯·卡斯蒂略与圣地亚哥·费尔南德斯·德利斯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应对21世纪挑战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然而，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仍然是使其内部管理结构更适应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形势：发达国家，具体而言——欧美国家没有必要再为了维持有利地位而坚持拥有多数投票权；新兴国家在IMF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增加不只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是不可阻挡的。巴西财长曼特加表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角色，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投票权。有鉴于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我们至少应在2015年的世行会议中推出一个更具活力的公式，朝公平的投票权方向迈进。

关于G8的未来发展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面对新兴经济的迅猛增长，G8的衰落难以避免，国际权力分配要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自从包含诸多新经济体的G20问世以来，G8的存在便开始遭到质疑。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联合国援助峰会上表示，G8已经过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G8匹兹堡峰会前夕也表示，八国集团已经不足以解决全球问题。外媒则将没有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参与的G8多维尔峰会戏称为“西方俱乐部”中一群“老后卫”的圆桌长谈。《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多维尔峰会期间指出，八国峰会不再受关注，对于此次八国峰会，谁也没有任何期待，人们大概也就把它当成上流社会的一次聚会。《卫报》评论员蒂莫西·加顿·阿什说，G8多维尔峰会是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如果G8不存在，没有人会向往创立这个机构；G8的核心工作是管理全球经济，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首席桌上就座，就无法正确地讨论这个问题。奥巴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将G8并入G20及改进这个更新更大的论坛的运转上。德国《南德意志报》称，G20已经担当起世界经济“救火员”的角色，并有可能在未来担当发展和安全政策的角色，G8将变得毫无意义。

但也有人认为G8只要调整和发展得当，仍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G20的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G8的衰落以致最终灭亡；后者的价值不但存在，而且可能获得新的角色——G20本身就包括G8成员，由于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其抱团能够使西方发达经济体在G20内部争得更大发言权。同时G8也在试图将其功能集中于安全和战略问题，即在支持西方民主、保证繁荣和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强化区域影响力等方面有所作为，以便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新动力和合法性。2010亨茨维尔峰会以来，原来几乎一致预测G8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西方政要和媒体转而为G8频频撑腰打气：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表示，作为富裕的民主国家举行的会议，八国集团仍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做；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G8退出国际舞台的断言为时过早，在政治问题、全球安全和对外政策协调方面，G8前景光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近来西方媒体间也流行一种新的世界体系构想：G8管政治，G20管经济。

2011年11月14日，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图为各国元首合影。

关于G20的发展前景

有人认为鉴于G20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表现，其前景堪忧，难以发挥什么大的作用。《金融时报》外交事务编辑吉迪恩·拉赫曼认为，尽管法国总统萨科齐曾欢呼：G20预示着21世纪将是全球治理的时代——但眼下G20看上去更像是在预示着21世纪将是国际冲突的时代——世界被“七大轴”划分为以下阵营：盈余国与赤字国、汇率操纵国与被操纵国、财政紧缩国与扩张国、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西方与东方、奉行干涉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大国与小国。情感、认同和种族等相关问题，以及许多更容易分辨的经济政治问题，都在造成G20的分裂；G20非但不能为世界大多数紧迫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而日益显得分裂、无效及缺乏合法性。法国新域基金会主席费朗近日也表示，虽然G20比G8更有代表性和合法性，但是就效率而言，G20并不具优势。无论是从议事程序、决策效率还是行动能力来看，G20均难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机制。各成员国在面对危机时，能够做到同舟共济，但一旦形势趋缓，G20可能流于形式。未来G20需要提高自身建设，提高效率，否则将会步G8后尘，成为“清谈馆”。

一些专家学者对G20的发展寄予厚望，认为可以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执行董事托马斯·伯恩斯认为，G20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框架，能够逐渐地增加透明度，增加负责任的体制；应该有一个体系，让更多的国家能够看到共赢的发展，在实现各自国内目标的同时，也实现国际目标。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蔡旭认为，G20的机制化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G20还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机构，由每年的主席国来承担一些秘书处要做的工作。这样虽然可以减少官僚机制，但是也使得每年的讨论缺少系统性和协调性，而且容易受到主席国的影响；需要设置一个多年制议程并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指导每年峰会的工作。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芬·霍华德认为，G20应该成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强大动力，这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基础，应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该广泛纳入G20其他的政府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企业界也应该参与到G20的合作，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

未来全球治理展望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来看，未来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将更多，迫切需要提升全球治理的水平和层次。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认为，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以及G20合并起来，未来就能形成一个明晰、高效的世界政府，以避免各国自我封闭现象的扩散；欧洲至少应当给人们带来希望，它是全球治理的雏形之所在。作为一个联邦式的整体，欧洲没有债务负担，它的未来还是有救的。马来西亚亚洲战略与领导力研究所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杨元庆认为，不管对国际治理体系进行何种的改革，都不应该忽视发展计划，而要将之作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应该让亚洲国家有更大发言权，因为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在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领导人的时候需要更加透明。

但是部分专家学者强调，基于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对国家利益至上的追求以及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全球治理难以深入推进。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认为，当前的危机有助于亚洲崛起，未来将会浮现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日本与欧盟组成的G7格局。但被中东问题以及自身赤字所困的美国已无力继续发挥全球领袖作用，英、法、德就进一步提高欧盟的治理达成妥协之前，很难在一些涉及全球治理的大问题上达成真正的共识，中、印、巴等新兴大国也尚未具备成为世界领袖的实力和条件——世界治理的进程将因欧洲的分裂、美国的削弱与世界领导者的缺乏而受阻。巴黎政治学院的巴迪则把当今世界称为“无极”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哪个“俱乐部”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真正领导“G192”，即联合国所拥有的192个成员国。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近期在波兰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美转向关注国内问题导致“零国集团”出现，多边体制因而为政策问题所累，影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气候和贸易谈判乃至G20经济议程，国际治理真空将成为未来所面临的短期乃至中期危险。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