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翔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苏格拉底的新神

马永翔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

宗教哲学;古希腊;苏格拉底;神;信念神;人格神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人诉上法庭,其虽慷慨申辩,但难免酷刑,最终饮鸩赴死。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的一项重要罪名是：苏格拉底不信雅典城邦的神,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格拉底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格拉底的确在希腊(雅典)人中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与塞诺芬尼的神观念一脉相承,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本文试图就苏格拉底的新的信念神观念作简要分析和述评。

一、苏格拉底之死

众所周知,至少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人的神观念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神观念。这种人格神观念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神人同形同性;也就是说,按照古希腊人的理解,神跟人有着相同的形貌和性情。它们也跟人一样,长着眼、耳、鼻、手、脚等,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俱形于外。这样的神不是一,而是多,因而被称为“诸神”或“众神”。它们以宙斯为首,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自成一个神的社会。这些神会经常下到凡间,甚至跟凡人结合,繁衍后代。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有着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的、同时跟凡人有着各种各样关系和纠结的众神之间,也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甚至流行各种罪恶,比如人们在赫西俄德的《神谱》①《神谱》一般被认为是赫面俄德的作品,其实这是值得质疑的。但本文从一般见解。中读到的宙斯的弑父、在荷马史诗中看到的其他诸神之间的明争暗斗、教唆挑拨等。实际上,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世界中,被人格化的众神除了拥有凡人所不具有的超人力量外,跟凡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就是凡人自身的神化。它们的超人力量则被理解为人世间一切苦乐善恶的原因——人之受苦乃因神之所不喜,人之享乐乃因神之所喜,人之为善为恶皆出于神意。尤其,因为古希腊各城邦之间信奉不同的神(他们认为自己是各自所信奉的神的后代),他们最终把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争斗乃至战争归因于神与神之间的争斗和战争,后者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命运。可以说,从人格神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人事现象和人类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以及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争斗和战争,是古希腊人理解和解释他们的生活世界的一个基本方式和途径。

隐显于古希腊人生活世界中的上述人格神观念,虽然其在古希腊文明的传承中担当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但是,这种观念后来却遭受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批评。据现有可考的文字记述,这种批评最早见于塞诺芬尼。在塞诺芬尼看来,凡人只是根据自己的样子“幻想”出神的形貌性情,而且每个人以及每个民族都对神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荒唐的。不仅如此,塞诺芬尼还对荷马和赫西俄德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说他们“把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1]。相反,神是惟一的,它是世界中的最伟大者,无论在形貌还是在思想上都不同于凡人。神也是不动的,是永恒的,它全视全听,左右着世界上的一切。这才是神的“真相”。

一般认为,塞诺芬尼对古希腊人的人格神观念的批判以及他解释神的“真相”的思路,开启了后世的信念神观念(理神论)。不过,尽管塞诺芬尼的思想在他所在的时代已经为人们所知,但这种思想似乎还没有对古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构成实质的影响或冲击,而仅仅停留在哲学家们的“呓语”的层面之上。对于生活在市井之中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还是在传唱着荷马的英雄故事,还是津津乐道于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嬉戏,还是虔诚地给阿波罗、雅典娜、波塞冬等献祭。哲学家们的“呓语”尽管偶尔会为人所提及,但那仅仅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调料或喜剧家们的调侃素材而已。

然而,后来的苏格拉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不仅通过自己的“游手好闲”把哲学家们的“呓语”带进了人们的市井生活,而且以其特有的雄辩深刻地影响甚至冲击了普通希腊人(至少是雅典人)的一般观念。苏格拉底的鼎盛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他不仅亲身经历了战争,而且目睹了雅典城邦由盛转衰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是令人痛心的,苏格拉底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马虻”的角色,这一角色最终导致他饮鸩赴死。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思想史上为人周知的悲剧性事件,关于它的具体情节至今仍存在很多“谜”。在这里,笔者无意于揭示“谜底”,既不去考究苏格拉底之死的具体细节,更不去做一种所谓史实的“考据”,也不打算涉及苏格拉底之死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主要关注它所展现的古希腊人的神观念的嬗变,以及这一嬗变所夹杂的痛苦及其所隐含的意义。

苏格拉底虽然参加政治事务不多,但据色诺芬记述,他经常出现在雅典的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一般都有苏格拉底在场,他在那里演讲,同人辩论,凡喜欢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听。苏格拉底专找那些自称有智慧的人辩论,无论这些人是政治家、智者、诗人,还是工匠抑或其他。他以其独特而雄辩的“苏格拉底式方法”闻名于世,这种方法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论敌,使那些自称有智慧的人暴露其无知。因此,他一方面招来了很多追随者(其中不乏只是喜欢围着他看热闹的年青人),另一方面也得罪了很多雅典的知名人物。据他本人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秉承神的使命,做一个雅典城邦的马虻,不停地刺激雅典人,使之不致堕入懒惰和盲目。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终因树敌太多,被米利托斯等人告上法庭,主要罪名是不敬神和败坏年青人。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作了著名的申辩,但因其高傲的姿态刺激了雅典人的自尊,最终被判死刑。被判死刑后,他本可越狱逃走,他的朋友也三番五次力劝他这样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服从法律判决,从容赴死。

二、苏格拉底的新神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雅典人起诉苏格拉底的罪名,尤其是其中的不敬神,以及苏格拉底的相关申辩。

关于此,柏拉图在《申辩篇》里作了这样的记述：米利托斯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的主要理由,是苏格拉底不信雅典城邦所尊敬的神,引进新神,并教唆年青人也效仿他。为辩驳指控,苏格拉底首先指出,自己如果教唆年青人相信新神,那么他肯定就不是无神论者,因为他至少相信有神;然后,苏格拉底反问米利托斯,是否自己相信的神与国家承认的神不一样,还是自己不信任何神,并且教唆年青人也这样做。米利托斯回答说苏格拉底完全不信神,并指证苏格拉底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团土。苏格拉底马上指出米利托斯张冠李戴,把阿那克萨戈拉的学说搬到他头上了。这时米利托斯露出了窘况,但他还是坚持认定苏格拉底根本不信神。于是苏格拉底指责米利托斯自相矛盾,并用“苏格拉底式方法”把米利托斯带入他的论辩逻辑,指出一个人相信超自然的活动,却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是不合逻辑的。结果米利托斯可能被弄糊涂了,关于此的论辩也就这样一带而过了。

显然,就论辩的技能而言,米利托斯根本不是苏格拉底的对手。但就论辩本身来看,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实际上在论辩过程中转移了论题：米利托斯指控的是苏格拉底引进新神,不信雅典城邦所尊奉的神,而苏格拉底却把问题引向了他究竟是否信神。所以在柏拉图的记述中,苏格拉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反驳米利托斯。

那么,米利托斯的指控究竟是否成立呢?苏格拉底究竟是否不尊敬雅典城邦所尊奉的神,以及是否引进了新神呢?在这一问题上,柏拉图的记述似已不能告诉人们更多。不仅如此,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的申辩时很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一些加工。与之相比,色诺芬的记述能使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深入下去。

尽管人们一般认为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很可能抄袭了柏拉图,但他的记述仍然反映出了一些柏拉图所没有反映的东西。比如,色诺芬的记述表明,苏格拉底的申辩并不像柏拉图告诉人们的那样简单。在申辩过程中,苏格拉底跟指控他的人做了更多的辩论,其时,他的一些朋友还很可能代他做了申辩。尤其,色诺芬的记述还表明,苏格拉底在答辩米利托斯的指控时并没有转移论题,而是做了直接的回答,大意如下：①在公共节日苏格拉底在民众祭坛上献过祭,这表明他并没有不尊敬城邦所尊奉的神;②苏格拉底经常提及的那种神的声音跟祭司们通过声音传达神的旨意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把这种预示未来的事物称作自己的守护神而已;③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并没有说谎,因为他把神指示他的事告诉他的朋友,还从没有被证明过是假的。

从苏格拉底的上述答辩来看,米利托斯的指控似乎的确不能成立。就此色诺芬还为苏格拉底提供了进一步的辩护。色诺芬指出,苏格拉底不仅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而且常常在家中献祭;不仅自己从事占卜,而且劝诫其他人占卜。此外,苏格拉底也不像自然哲学家们那样,去辩论事物的本性,追问世界的本原等,甚至认为追究这些问题的人是愚妄的。色诺芬还认为,苏格拉底正践行了德尔斐神庙的女巫关于如何敬神的回答,即按照城邦的风俗行事。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米利托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不成立的,苏格拉底不仅没有引进新神,而且恰恰比其他人对神更为虔敬。

但问题在于,上述所有证据都只是由苏格拉底和站在苏格拉底一边的人提供的,色诺芬并没有给人们提供米利托斯本人就这一点的进一步辩驳或举证。虽然柏拉图记述了米利托斯的几句对答,但在柏拉图的记述里米利托斯只是一个蹩脚的辩论者。而且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在面对以“苏格拉底式方法”闻名于世、且打败过无数自称有智慧的智者的苏格拉底时,米利托斯根本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米利托斯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呢?首先可以肯定,在柏拉图的记述中,米利托斯断定苏格拉底完全不信神显然是不成立的——苏格拉底信神,这一点确凿无疑。但如上文指出的,肯定苏格拉底信神并没有真正驳斥米利托斯的指控。实际上,米利托斯的指控隐含的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苏格拉底信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即是不是新神?这一问题甚至在苏格拉底本人反问米利托斯的时候已经明确道了出来：是否(苏格拉底)自己相信的神与国家承认的神不一样?[2]26C显然,这一问题不仅是关键,而且对苏格拉底来说也是严肃的和严重的。但遗憾的是,不知是因为柏拉图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有意删略了米利托斯的反辩,还是因为米利托斯确实是一个蹩脚的辩论者,他没有足够的敏锐和能力抓住苏格拉底露出的这一“马脚”,抑或是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以其雄辩和敏锐根本没有给米利托斯钻空子的机会,而且,即使米利托斯抓住了这一问题,他也很可能无法提供充分的论据来证明苏格拉底信奉的是新神。总之,这一关键问题在柏拉图的记述中没有展开,在色诺芬的记述中则根本没有提及。

对上述关键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米利托斯的指控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米利托斯的指控就是无稽之谈。虽然苏格拉底本人和色诺芬都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但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的其他一些记述却给人们提示了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会给米利托斯的指控提供支持。

在《回忆苏格拉底》的第一卷第四章,色诺芬记述了苏格拉底跟阿里斯托底莫斯关于敬神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据色诺芬说是他亲耳听到的。阿里斯托底莫斯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既不向神明献祭,也不从事占卜,反而讥笑那些做这类事情的人”。苏格拉底试图使他变得虔敬,于是问他是不是对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表示敬佩。阿里斯托底莫斯答“是”,并举了许多令他敬佩的人为例,如擅写叙事诗的荷马、专于悲剧的索福克勒斯等。但苏格拉底指出这些人还只是“塑造没有感觉、不能行动的形象的人”,而那些“塑造有感觉和有生命力的活物形象的人”更值得敬佩。阿里斯托底莫斯表示同意。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为了有益的目的而存在的事物必然是智力的产物”,而“最初造人的那位”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把那些使人认识不同事物的才能赋予人”,如赋予人以眼睛使之可以看,赋予人以耳朵使之可以听等。所有这些都有某种“预见之明”,并且世间万事万物的安排都有这种“预见性”,它们都“是由一个聪明仁爱的创造者造出来的”,都是“由于一位愿意万物都生存下去的所特意设计的结果”。这位充满智慧的“世上事物(包括人——笔者注)的创造者”实际上就是神,这样的神是崇高的,理应受到敬重。这时,阿里斯托底莫斯的态度转变过来了,承认自己“并不是轻看神明,不过我以为它们都非常崇高,毋需我对之加以注意罢了”,并表示“如果我知道神明是关怀人类的,我决不会轻视它们”。于是,苏格拉底接着阿里斯托底莫斯的话题,进一步指出神是关怀人类的。比如,在所有生物中,神惟独使人能够直立行走,这样人能够看得更远,更不易受到损害,等等。更重要的是,神除了照顾人的身体及其满足外,还“在人里面放置一个灵魂”,这是人最重要的部分,它使人有了理智。有了灵魂和理智,人除了可以理解“使万物秩然有序的神明存在”,进而可以敬神外,还能够“预防饥渴、冷热,医疗疾病、增进健康;勤苦学习,追求知识”等。总之,可以“生活得像神明一样”。所有这些都表明,神是关怀和照顾人类的。不仅如此,神还通过人的占卜等各种形式给人预兆,给人庇佑。所以,人是应当敬神的,而最古老最明智的人类社会、城邦和国家也都尊敬神明。最后,苏格拉底总结说：“充满宇宙的理智,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神明具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性情,能够同时看到一切的事情,同时听到一切的事情,同时存在于各处,而且关怀万有。”

上述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苏格拉底所信的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样的神全视全听、全知全能、全善全德、无时不存、无所不在,它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人也是它的造物之一,世间万事万物的秩序正是神所设计和安排的结果;作为创造者,神也满怀仁慈,关怀世间万物,尤其对人类关怀有加,不仅照顾人类的身体及其满足,而且惟独给人以理智,使人可以生活得像神一样;此外,神还给人以预兆和庇佑,“把一切有关于人的事向人指明”[3]6;不过,作为神的造物,凡人“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能够逃过神明的耳目”[3]32。显然,这样理解的神跟塞诺芬尼理解的神有着相似的地方,而跟古希腊人一般理解的人格神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是全视全听、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即使是作为众神之首的宙斯,虽然拥有最高的权势,好像全视全听、全知全能,也经常被古希腊人当作正义的象征,但“弑父”始终是它在善德方面无法抹消的污点。而且,宙斯经常发脾气,暴跳如雷,缺乏仁爱之心,不会关怀世间万物和人类,也不给人预兆和庇佑;相反,它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势惩罚人类,甚至惩罚它治下的诸神。至于其他诸神,即使智慧如雅典娜、光明如阿波罗,也经常明争暗斗,使用各种手段教唆挑拨。所有这些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在善德方面的缺陷。此外,这些神也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在赫西俄德的描述中,众神不过只是世界创生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已,宙斯以及其他诸神正是被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在《神谱》中还隐藏着一个比众神更为根本的、导致世界创生的最终极的原因,但赫西俄德并没有给我们揭示这个原因,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原因①即使在荷马那里,“命运”似乎都是超越(或不受制于)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尽管荷马也经常说命运是神定的),因为有些命运——如宙斯之子萨耳裴冬之死——是连神(包括宙斯)都改变不了的。。相反,苏格拉底所理解的神倒有可能扮演着这样一个创生整个世界的最终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苏格拉底所理解的神是从古希腊人所理解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中抽象出来的一位更高级的神,这位神保有了众神的超级力量,甚至比众神的力量还要伟大,也保有众神一切善的因素,但它抛弃了众神的缺陷和恶,成为了一位全善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世界的真正主宰者。

如果以上解释还不足以使人们确信苏格拉底所信的神从根本上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人所信奉的众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看色诺芬所记述的据说是他亲耳听到的发生在苏格拉底和尤苏戴莫斯之间的另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正是苏格拉底本人直接道出了他信的神跟希腊(雅典)众神之间的区别。与上一段对话相类似,苏格拉底也试图通过说明神对人类的关怀和眷顾来使尤苏戴莫斯变得更为虔敬。首先,苏格拉底问尤苏戴莫斯是否考虑过神是如何为供给人类的需要而操心。后者答“否”。苏格拉底于是指出,神首先供给人类以光,使人能视;然后供以黑夜,使人能休息;接着供以日月星辰,使人能分辨时辰月令,判明其他事物;再供以田地和季节以生产粮食,同时使人赏心悦目;接下来是水、火、空气、太阳的冬至夏至等,使人适宜生存;其他生物的成长也是为了人类②这一段对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圣经·创世纪》的第一节,在那里,神(上帝)也是按照类似的次序创造世界的。;尤其,神还给人以感官、推理能力(理智)和表述能力(语言),通过这些人类得以有记忆,可以行教育,甚至制定法律、管理国家等;如果人的理智不足以预见未来,神就通过占卜术来帮助人类。所有这些都表明,神是无时无处不关怀和眷顾人类的,所以人类应该对神存敬畏之心,给神祭祀③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四卷第三章。。显然,苏格拉底至此说的这些话跟他和阿里斯托底莫斯之间的上一段对话意思差不多,但是,他接着说的如下一段话则表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你(即尤苏戴莫斯——引者注)不是期待看到神的形象,而是以看到神的作为就敬畏和尊崇它们为满足,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话。要想一想,神明自己已经把这一点指示我们了。因为别的神在把好东西赐给我们的时候都不是以明显可见的方式把它们赐给我们的,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3]159

在这里,苏格拉底明确把“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和“别的神”区分开了。其中前者显然就是笔者上文分析的那位为苏格拉底所信奉的、全善全能、满怀仁慈、关爱人类、至高无上的宇宙创造者和主宰者。更重要的是,这位神只是通过他的作为向人显示,他的形象是人看不到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从有限的凡人的角度来看,这位神是没有形象的)。至于苏格拉底所说的“别的神”,显然是指区别于宇宙的安排者和维系者的、有形象的、相对低级的神。这样的神无疑——尽管苏格拉底本人没有明确道出——指的就是由荷马和赫西俄德给人们描述的、跟凡人同形同性的、有着各种缺陷(尤其是善德上的缺陷)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然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恰恰是绝大多数普通希腊人所信奉的神,也是雅典城邦的“国神”——矗立在雅典卫城的作为雅典城邦的象征之一的帕台农神庙中供奉的雅典娜就是众神之一。

这样,我们看到,尽管苏格拉底和他的追随者矢口否认米利托斯的指控,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不敬雅典城邦的神,也没有引进新神,但上文分析却表明,苏格拉底所信奉的神的确是一位区别于普通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众神的“新神”。这位新神,作为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不仅是全善全能、满怀仁慈、关爱人类、至高无上的,而且相对于有限的凡人来说,还是无形无象的。不过,尽管它无形无象,这位新神却是无时不存、无处不在的,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有灵魂和理智的凡人(凡人的灵魂和理智正是这位神所赋予的),都处在它的掌控之下。显然,这样的神已经根本不同于普通希腊(雅典)人心目中的人格神,而是一位信念意义上的神,或者说“信念神”。这位新的信念神尽管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是无时不存、无处不在的,但它实际上是存在于苏格拉底自己的信念之中,并为他所深深信仰和崇敬,这也正是他常常提及并恪守不怠的那位“灵异”或“守护神”①人们经常把苏格拉底的这位“灵异”或“守护神”理解为道德意义上的“良心”,这种理解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恰当。因为以上分析表明,苏格拉底的“灵异”或“守护神”虽然因其“全善”和“仁慈”而与道德良心互通,但它终究被苏格拉底理解为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它全视全听、全知全能、超越于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而至高无上。这样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最终是一位信仰意义上的“神”,而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良心”。。

三、新神与“国神”

由上看来,米利托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并不是无稽之谈(尽管米利托斯本人在跟苏格拉底论辩的时候很有可能提供不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苏格拉底)。在终极意义上,苏格拉底的确引进了新神。不过,这位新神与普通希腊人所信奉的众神或雅典城邦的“国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有待进一步辨明。这里,我们就米利托斯的指控进一步分析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苏格拉底引进新神是否构成对雅典城邦的“国神”的不敬?二是苏格拉底对新神的信仰和维护是否败坏了雅典的年青人?

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对他的新神的信仰是坚定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使他敢于坚持原则,维护法律的权威,坚守道德信念,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绝不妥协。而这使他与雅典的当权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引进新神首先意味着对雅典当权派的不敬。不仅如此,就他对民主政治的批判立场而言,苏格拉底引进新神似乎也意味着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不敬。但是,对雅典当权派乃至民主政治的不敬是否等同于对雅典城邦的“国神”的不敬呢?从苏格拉底的立场来看,显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苏格拉底认为,正是雅典的当权派背离了神的道路,这些人哗众取宠,无视法律,恣意妄为,这才是真正的对神的不敬。跟这些人相比,苏格拉底本人恰恰是非常敬神的。在申辩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提供了辩护的理由,即如上文提及的,他也像其他雅典人一样在公共祭坛上祭祀,从事占卜,他的守护神跟祭司和女巫们传达预兆时所引据的神是一样的。甚至,据色诺芬记述,他在申辩的时候还敢于宣称：“没有人能证明我犯了所指控的罪……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以及他们一伙的神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的神的名字。”[3]194而且,色诺芬也极力为苏格拉底辩护。不过,笔者已经指出,尽管苏格拉底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否认米利托斯对他的指控,但他所信的神的确跟雅典城邦的“国神”如宙斯、赫拉、雅典娜、阿波罗、波塞冬等,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当苏格拉底跟他的同胞公民交游辩论、到公共祭坛上祭祀以及进行占卜的时候,他只是借用了雅典“国神”的名义说话和行事;而当他走进德尔斐神庙向阿波罗求谶,以及到帕台农神庙向雅典娜献祭的时候,在他脑子里或者说在他的信念世界中呈现的却是他自己的那位全善全能、仁慈爱人的新神。甚至,一种更为可能的情况是：苏格拉底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并没有在他所信的信念意义上的新神与普通希腊人所信的人格意义上的众神亦即雅典城邦的“国神”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而是使它们混合在一起,共同支配了他的日常、诗艺、政治、道德和宗教的生活实践。

实际上,上述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苏格拉底毕竟生活在一个众神共舞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虽然他所持的信念神观念是相对(甚至是相当)个人化的,但他不可能脱离开他的同胞公民们所深深浸染于其中的众神的话语,而且他的信念神观念也正是从这种众神的话语中抽象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苏格拉底的信念神是超越于众神之上的,但这种信念神却与众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要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都很困难——苏格拉底在信念上信奉的是他自己的新神,但在生活实践中却让他的新神与众神共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苏格拉底举证他也在公共祭坛上虔诚地献祭、遇到不明确的事情也向神求谶占卜所表明的那样,苏格拉底的新神并不构成对雅典城邦的“国神”的不敬。相反,正像色诺芬一再为苏格拉底辩护的那样,苏格拉底依靠他对神的坚定信念,同时通过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以及他的雄辩,不仅使得跟他交游的那些追随者,如尤苏戴莫斯变得更为虔敬,而且使那些不信神的无神论者,如阿里斯托底莫斯变得对神虔敬起来,尽管这些人所信的神未必就是苏格拉底引进的新神,而很有可能还是普通希腊(雅典)人所信的人格意义上的众神。此外,色诺芬还记述,当遇到理智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苏格拉底不仅自己从事占卜,而且劝告其他人也这样做。因而,从个人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的新神不仅不构成对雅典城邦的“国神”的不敬,而且恰恰相反,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位新神与雅典“国神”在共处的过程中是相得益彰的。

这样看来,上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似也相应得到了解答：苏格拉底对新神的信仰和维护不仅没有败坏年青人,反而如色诺芬所坚信的,还给了年青人良好的教益和帮助。但是,米利托斯等人为什么仍旧指控苏格拉底败坏年青人呢?据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在申辩过程中提到,他的追随者中有一批悠闲安逸的富家子弟,这些人喜欢围着苏格拉底看热闹,看别人被盘问,并经常学着苏格拉底的样子去盘问别人,于是得罪了一些人。但这些人却把责任归结到苏格拉底身上,指责苏格拉底是一名“智者”或教师,给年青人灌输了错误的观念。色诺芬的记述更为具体,如起诉者指控苏格拉底引诱年青人不服从父母和亲属,而且用他的言论“激起了青年人对于现有政府形式的不满,并使他们趋向于采取暴力行为”[3]8。关于这一些指控,苏格拉底本人和色诺芬都进行了辩护,认为这些年青人只是学苏格拉底的样子做出了不良行为,因而不应由他承担责任,而且,他不仅没有教唆年青人行为不轨,反而教导他们要实践各种美德、尊敬父母和敬神。关于这些指控的情况的具体责任归属,笔者在这里不做进一步辩难,而只指出,这些指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新神在雅典城邦的一种也许有点尴尬的处境：一方面,这位新神实际上并不为普通希腊(雅典)人所理解;另一方面,它却可能被人们曲解甚至滥用,从而导致事实上的话语冲突。

尽管我们已经指出,在苏格拉底的个人生活实践中,他的新神与雅典城邦的“国神”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也不构成对后者的不敬,反而是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但问题在于,这位新神毕竟只是他个人的一种信念,这种个人信念意义上的神除了能够为个别追随者,如柏拉图、色诺芬、尤苏戴莫斯、克力同等所理解和接受外,要为雅典的普通大众理解和接受却是相当艰难的。当然,如果苏格拉底仅仅将他的新神恪守为自己的个人信念,并仅仅用来规约自己的个人行为的话,那么这位新神就不会给他招致“不敬雅典城邦的神”的罪名。但苏格拉底偏偏要做一个雅典城邦的“马虻”,还自认是他的守护神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于是,当他以神的名义行事,在大街小巷中跟其他人辩论,尤其是给那些自称有智慧的狂妄之徒难堪的时候,这位原本全善全能、仁慈爱人的新神就可能在他人的误解和滥用中给他带来麻烦。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游手好闲的不学无术之徒,成天酗酒闹事,受到父母指责,却学着苏格拉底的样子宣称这是神(如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命令,甚至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这个不学无术之徒的父母(他们并不理解苏格拉底的守护神根本不同于酒神狄奥尼索斯)会怎么想呢?他们岂不会像苏格拉底本人所申辩的那样,把责任推到苏格拉底身上,指责他教坏了他们的儿子吗?又如,一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从苏格拉底那儿学习了辩论的一招两式,日后借助这些辩论术登上了政治舞台,掌握了生杀大权,却反过来迫害甚至屠杀同胞公民,还学着苏格拉底的样子宣称这是神(如弑父的宙斯)的命令,甚至也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在这座城市里没有比我对神的侍奉更大的善行了”[2]30A,那些被迫害的同胞公民们(他们也并不理解苏格拉底的守护神根本不同于宙斯)会怎么想呢?他们岂不也会把责任推到苏格拉底身上,指责他教唆这些野心家作恶吗?

由此看来,尽管苏格拉底的新神是全善全能、仁慈爱人的,绝不会教唆人们为非作歹,但作为苏格拉底的个人信念意义上的神,它只能在苏格拉底以及能够理解和接受它的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们的信念世界中存在并良好地发挥规范作用。然而,一旦它随着苏格拉底的话语开始与雅典城邦的公共话语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还没有,甚至也不可能顺利地融入公共话语),它就很可能被人们误解甚至滥用。在这种误解和滥用中,人们把苏格拉底的信念意义上的新神跟雅典城邦的人格意义上的众神混淆起来了,而当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和野心家顶戴着后者的名义为非作歹时,人们却把导致他们为非作歹的责任推给了苏格拉底的新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进入雅典城邦的公共话语的时候,苏格拉底的新神又与雅典城邦的“国神”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尽管这种紧张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新神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人们的误解和滥用导致的。

四、信仰与理性

无论如何,不管苏格拉底的新神与雅典城邦的“国神”之间处在何种或共处或紧张的关系中,米利托斯等人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已经显示出了古希腊(雅典)人的人格神观念自身的弊病。这种弊病在于：有着各种各样缺陷的人格神作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并不足以引导人们行善成德,甚至,就像柏拉图在《欧绪弗洛篇》中所提示的,有着不同喜好的众神还会把人们带入一种道德上的两难冲突之中。当然,按照塞诺芬尼的思路,这种弊病与其说要归因于众神自身的缺陷,不如说要归因于诗人们,如荷马和赫西俄德等对众神的糟蹋。在塞诺芬尼看来,神自身是完美的,根本不会纵容人们作恶,只会引领人们行善成德。不过,这样一位自身完美的神已经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了,而是苏格拉底引进雅典城邦的新神。尽管这位新神在公共话语中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而且也给苏格拉底本人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但它仍旧要求它的信众,如苏格拉底绝对地服从,并且,只有绝对地服从它,即使面对物欲的诱惑乃至死亡的威胁也决不动摇,才能引领人们行善成德,以至成就至善至德。

但是,对神的这种绝对服从会不会导致盲目信仰乃至迷信呢?这也是苏格拉底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今人所谓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苏格拉底的信念中,神不仅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绝对完美、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这样的神从来不会把人引向错误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对神根本就不存在盲目信仰或迷信的问题。对神所指引的道路,要么信,要么不信,要么服从,要么背弃,在这之间并不存在令人犹豫的含糊之处。在苏格拉底看来,信神、服从神,是可取的,也是值得称道的;而不信神、背弃神,是可耻的,也是为人唾弃的。然而,问题在于,对神的这种信仰和服从会不会导致人的理性或理智的泯灭呢?因为如果神指引的道路总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只要向神请示,然后按照神的指示行事,那么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以至成善成德了。但这样的话,人的理性或理智就成了信仰的奴隶,甚至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显然,作为一个孜孜不倦寻求智慧的人,苏格拉底不会容忍理性的沦丧,而且,如果没有理性或理智的参与,人要成善成德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没有理性或理智的善德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

那么,在苏格拉底那里,信仰与理性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案可以从色诺芬记述的如下一段文字中找到：

他(即苏格拉底——引者注)对待他的朋友,也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因为他总是照着他所认为最好的办法,劝他们做那些必需而富有成效的事情;至于那些结果如何尚难确定的事,他就打发他们去占卜,以决定行止。他说,凡想把家庭或城邦治理好的人都需要占卜;至于想要熟练于建筑、金工、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或想在这一类艺术方面成为一个评鉴家,或者做一个精于推理、善于持家的人,或者想要做一个有本领的将领,所有这一类事情,他认为完全属于学习问题,是可以由人的智力来掌握的。但他说,关于这一类事情的最重要的关键,神明都为自己保留着,它们都是人所看不出来的;因为很显然,既不是所有把田地耕作得很好的人都一定收获其果实,也不是所有把房屋盖得很好的人都一定住在其中;善于将兵的人当起将领来未必就对他本人有利;有政治才能的人当国家领袖,对他本人来说也不见得就好;娶美貌的妻子、想因她获得幸福的人未必不因她受祸;借裙带关系攀附权贵的人不一定不反而因之遭受流放。他把那些认为这些事并不随神意而转移而是一切都凭人的智力决定的人称为疯子,正如他把那些对于神明已经准许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可以发现的事情还要求助于占兆的人称为疯子一样,例如 ,一个人求问：是用一个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呢,还是用一个不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呢?用一个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呢,还是用一个不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呢?又如,对于那些可以通过计算、测量、权衡弄清楚的事还要去求问神,也是如此。苏格拉底认为,凡对于这一类事还要求问神的人就是犯了不虔敬的罪。他说,人的本分就是去学习神明已经使他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情,同时试图通过占兆的方法求神明指示他那些向人隐晦的事情,因为凡神明所宠眷的人,他总是会把事情向他们指明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3]2-3

上述文字表明,在苏格拉底看来：①人以及人的理性或理智虽然是由神所造所赐,但却是有限的,他并不像神那样全知全能,而只知道有限的事情,或知道有限的程度。人事世界中一切事情的最关键之处,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对这些最隐微的关键之事,人只有通过占卜得到神的指示才能获知。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实际上在神和人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在有限和无限之间虽可通达,但有限不可僭越无限,人不可僭越神。②有限的人必须对无限的神保持信仰和虔敬,只有信神且对神虔敬的人才能得到神的眷顾;而只有在神的眷顾下,人的理性才能超越它的有限性,以至通达无限。③虽然人的理性有限,不可僭越神的无限,而且有限的人必须保持对神的信仰和虔敬,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理性或理智要沦为信仰的奴隶,并不意味着人在神的面前要放弃或失去其自由意志。相反,只要在神允许的限度或范围之内,人的理性或理智才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并且,这正是神所要求于人的本分。如果人不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在凭借理性或理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或事情上还要求助于神,那就是对神的不敬。只有碰到理性或理智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事情时,人才可以通过占卜求助于神,在神的指示下超越自我的有限性。

[1]北京大学哲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

[2]柏拉图.申辩篇[M]∥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New God of Socrates

Ma Yongxi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Did Socrates introduce any new god into Athens?Though Socrates himself and his disciples such as Plato and Xenophon denied it,Plato’s and Xenophon’s records indicate that Socrates did do.This new god is a god in faith who is supreme,unique,omniscient,almighty,perfectly good and virtuous.This god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thropomorphized gods in which most Greek(including Athenian)believed.There ar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gods,which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religious philosophy;ancient Greece;Socrates;god;god in faith;anthropomorphized god

B502.231

：A

：1009-3699(2011)01-0019-08

[责任编辑 李丹葵]

2010-08-27

马永翔(1976-),男,湖南株洲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