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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解读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

2011-03-18杨彦清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7期
关键词:凯特肖邦男权

杨彦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广东广州511450)

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解读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

杨彦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广东广州511450)

长期以来,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被认为是一篇女权主义作品的代表作。然而,故事的女主人公虽然在一个小时中有了女性意识的顿悟,但最终以付出生命为代价,永远丧失了女性话语权。通过对作品中的言语、故事结局、细节描写的解读,揭示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中丧失话语权甚至丧失生命的社会悲剧。

女性话语权;话语;故事结局;细节描写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擅长描写乡土文化和民俗生活,被认为是美国著名的“地方主义作家”;她的作品大多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表达对传统女性角色和婚姻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精神自由和情感独立的追求,被称为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先锋”;她的作品还直白地描写性爱以及女性自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情绪,在当时被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由于主题的超前性,肖邦的作品在她有生之年并不被关注,甚至还被出版商拒绝出版,而她本人在文学领域也倍受排斥。直到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提倡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Feminism)的兴起,凯特·肖邦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其作品才被重新认识和高度评价。艾米丽·托斯(Emily Toth)曾指出:“凯特·肖邦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在1899年,她是个孤独的先行者。”[1]

《一个小时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Hour)发表于1894年,受同时期擅长短篇小说创作的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影响,这篇小说全文不足千字,结构精巧,用讽刺性的出乎意料的结局揭示了女主人公的悲剧“不仅仅是女性的悲剧,而且是生命个体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之下,生存空间逐渐萎缩、直至消失的悲剧”。[2]

小说描写了患有心脏病的女主人公得知出门在外的丈夫在火车事故中丧生,最初一阵悲痛过后,“有一种邪恶的快感在控制着她”[3],她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解脱。然而,正当“她的想象像脱僵的野马一样狂奔着”[3],沉醉在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时,丈夫突然安然回家,巨大的失望和悲痛使她心脏病发作而不治身亡。小说刻画了女主人公在一个小时内经历的情感起伏,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婚姻家庭、传统习俗和社会机制对女性的束缚,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嘲讽的手法反映了19世纪女性面临的婚姻问题,批评传统婚姻漠视女性的情感和个性”。[4]而且,这篇小说“主题与《觉醒》相近,表现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识的突然发现,比《觉醒》更集中,更有戏剧性。”[5]

一、对文本中的言语的功能语法解读:从呐喊到失语

话语是人际交往的手段。马纳德太太在交际中表现出了话语权的丧失,而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揭示了女主人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她所处的传统男权社会中失去话语权的本质。纵观小说全文,几乎都是对事件发生经过的描述,真正的言语(speech)仅有四句:

1)“free,free,free!”

——“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

2)“Free!Body and soul free!”

——“自由了!彻底自由了!”

3)“Louise,open the door!I beg;open the door—you will make yourself ill.What are you doing, Louise?For heaven’s sake open the door.”

——“露易丝,开门呀!求你了,开开门吧—你这样会把自己糟蹋坏的。露易丝,你在干什么呀?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门打开。”

4)“Go away.I am not making myself ill.”

——“你走吧,我没作践自己。”[3]

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主要包括用于描述人们的经历和周围的世界、建立和保持一定的人际关系、组织信息等三个主要功能。[6]

1.马纳德太太的喃喃自语:“自由了!”

临床护士是接触患者机会最多的医务工作者,所以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临终患者家属的态度,间接影响器官捐献率。本研究结果显示,所调查临床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有待进一步改善,护士的职称、子女情况、文化程度均会影响其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所以,在后期对护士进行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培训时,应注意其临床经验、社会背景、医学知识水平等因素,以增强培训效果,加深护士对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的认知,以助于护士在临床工作中有意识地向患者讲解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使更多公众愿意捐献器官,减少可利用器官的浪费,挽救更多器官衰竭患者。

在得知丈夫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后,马纳德太太一阵痛哭,然后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慢慢地感受到了自己长期被压抑的自我的声音,并不由自主地喃喃道出了心底里的本能反应和自然流露的念头:“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这时的她,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只有她自己能听见自己的内心的呼唤。

“不一会儿,她的胸口激动地起伏起来”,[3]她的下意识在逼近她,她想挣扎,但最终放弃了。她终于一遍遍地低语:“自由了!彻底自由了!”至此,她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与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了。她要求自由,为自由欢呼的呐喊打破了传统道德的观念。

可见,前两句话语“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彻底自由了!”具有语言的概念功能(或经验功能),这是马纳德太太忍不住的喃喃自语和呐喊,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她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她的心声,是马纳德太太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体验的描述。

2.马纳德太太和姐姐的问答:语义的曲解和消除

四句话语中唯一具有人际功能的只有后两句:马纳德太太将自己反锁在房里,她姐姐在门外求她开门:“露易丝,开门呀!求你了,开开门吧—你这样会把自己糟蹋坏的。露易丝,你在干什么呀?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门打开。”她回答说:“你走吧,我没作践自己。”

这两句话是马纳德太太和她姐姐在房间门里门外的一问一答。在一般语境中,对话至少包含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和指示功能。马纳德太太希望自己的话能被姐姐完全读懂,将信息、表情和指示都传达出去;但她姐姐只能按照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曲解妹妹言语中的表情——悲痛欲绝,而话语的真实意义则被完全消除。由此可见,即便是同为女性的姐姐尚不能正确理解马纳德太太的言语,而马纳德太太亦不能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光明正大、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她乃至所有女性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彻底丧失话语权的无奈和悲哀的现实。

二、对讽刺性的故事结局的解读:丧失生命乃至完全丧失话语权

一直在为别人活着的马纳德太太,原以为丈夫的遇难,将使她从此奇迹般地获得了她从未奢望过的绝对的自由——男权社会不能接受一个离婚的妇女(她也不可能提出离婚),但可以接受一个寡妇(恰巧她丈夫遇难了)——成为寡妇是当时包括马纳德太太在内的所有已婚妇女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尽管这个想法听起来似乎有点邪恶。只有丈夫的死才能换来马纳德太太对生命的渴望,但丈夫的生还却为她带来了死亡。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结局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受压制的地位,也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不公平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强烈的控诉。

在此,医生的解释代表了权威,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公理:丈夫的生还使她乐极生悲,这符合男权社会伦理道德对马纳德太太的期许。然而,这种世俗的解读与她的真正死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绝妙地讽刺了这个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话语权。尽管读者完全明白她的真正死因,但马纳德太太却再一次被传统的世俗观念误读了。然而,随着她的生命的消失,她完全失去了话语权,无法再为自己解释。

三、对细节描写的解读:缺乏拥有基本知情权和话语权的能力

作为一个文笔细腻的女作家,凯特·肖邦极擅长在作品中不经意地插入一些细节描写,使故事的叙述更显生动和真实。也因这些细节在作品中提供的信息或产生的象征作用,使得她的作品值得读者再三品味,不断寻找和挖掘更深更新的理解。

许多文学评论对此显然早有关注,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注意到了两个突出的细节:女主人公在故事开头被称为“马纳德太太”(Mrs.Mallard)或“她”(she),但在她感觉“自由了”之后,她的姐姐则直呼其名“露易丝”(Louise),这被认为是对女主人公自我意识觉醒前、后的某种暗示。[7]此外,“锁着的门”(the closed door)和“打开的窗”(the open window)则被认为昭示了“男权社会势力”和“女性的自由独立的内心”这两个不同的世界。[8]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值得深入解读的细节:马纳德先生的名字原本“列于遇难者名单之首”(leading the list of“killed”),但事实上事发当时他“远离现场”(far from the scene of accident),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车祸。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复杂的婚姻内外的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细节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关于故事发展情节的想象空间。一直生活在丈夫意志下的女主人公,从未为自己而活,更无从了解作为家庭中的绝对权威的丈夫的去向。显然,她(和其他所有丈夫周围的人)被丈夫告知要外出乘坐某列火车,结果他却戏剧性地远离现场,远离她所知的有限的生活空间——可以设想,她丈夫的生活空间和感情世界也许远比她所能了解、掌握的丰富和复杂。由此可知,她不但没有话语权,也缺乏拥有基本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的能力。

综上所述,《一个小时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一个小时内以生命为代价最终获取“独立和自由”的已婚妇女的悲剧。女主人公虽然在一个小时中有了女性意识的顿悟,但最终以付出生命为代价,永远丧失了女性的话语权。这个悲剧反映了当时已婚妇女追求精神自由和情感独立的普遍困境,也依然能投射出仍深受传统的男权中心观念制约的当代已婚妇女的困境。

[1]Emily Toth.Unveiling Kate Chopin[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9:xix.

[2]彭贵菊.真实的束缚,虚幻的自由——试论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J].外国文学评论,2003(1):130-134.

[3]Charles H.Bohner,ed.Classic Short Fiction[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6:202-203.

[4]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39.

[5]朱虹,编著序.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6.

[6]Thompson,Geoff.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黄国文,导读.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F19,2000.

[7]刘美霞.自由与生命的较量——评析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J].大学英语:学术版,2009,6(1):76-79.

[8]伊康敏.“新生”与“死亡”的情与景——从《一个小时的故事》看凯特·肖邦意象象征手法的运用[J].译林(当代外国文论),2009(1):183-184.

(责任编辑:林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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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1)07—0081—03

2011—05—08

杨彦清(1976-),女,广东韶关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讲师,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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