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探略

2011-03-18王红国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7期

关键词：基督教佛教日本

王红国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外语系，江苏盐城224051）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探略

王红国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外语系，江苏盐城224051）

日本是一个有着多重宗教信仰的民族，有“一亿日本人两亿宗教”的说法。除了本土宗教神道教外，还有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佛教在传入日本后经历了与神道教对立、冲突、融合的阶段，现已完全日本化了。而基督教是在比较晚的16世纪才传入的，对于日本民族而言，如何面对这一异质的宗教的确成了很大的问题。该文拟通过对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的考察，探讨日本民族性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战国时期；耶稣会；民族意识

日本的宗教比较驳杂，诸如日本本土神道、印度外传佛教、基督教以及二战之后出现的日本新宗教。日本学者宫家准根据“宗教诞生当时的状况将其分为自然宗教与创立式宗教。自然宗教以生活中自然诞生并成长起来的人生礼仪、年中惯例活动、救助礼仪、神话传说、寓言为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它包含了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的原始宗教……神道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民族宗教。创立式宗教是由经过深刻的宗教体验而获得开悟的教祖所创立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①宫家准随后对自然宗教和创立式宗教的特征进行区分，尤其是两种类别宗教的救助方式有所不同——“自然宗教重视的是对家庭、地域、社会、民族、国家的维护和繁荣。它视个人为家庭、地域、民族、国家的一员，这一系列的集团的繁荣和生产的丰饶对个人的救助联系在一起。而在日常生活中它所重视的是如何达成现世利益。与此相对，创立式宗教对上述的自然宗教以及支撑着自然宗教的集团持否定态度。创立式宗教表现出否定现世的倾向，其救助也是个人行为。同时，在确信了获得救助之后，其信仰升华。”①

日本人的生活态度具有强烈的崇信现世利益的色彩。传入日本的佛教实际上已经日本化了，已不注重来世轮回观念的宣扬，而主要在日本人的葬礼上以及缅怀祖先的彼岸节和盂兰盆会上才会保留有超度的宗教色彩。佛教在日本国土上扎根，主要是由于与日本本土神道教的融合，如平安朝时期神佛合一。日本人民认为佛菩萨为了拯救日本的众生而化为日本的神，称之为“权现”，原来神道中隐形的神也受到佛像的影响开始以神像等形式显现身姿，因而被称之为“明神”，日本神道中的八幡神被冠以“八幡大菩萨”等菩萨的名号。神社中设立神宫寺，在神前诵读佛教经典，佛教寺院中将地主神视为佛菩萨的护法神而加以祭祀，与佛教在日本社会中主要用于葬仪不同，神道以守卫某一地域共同体，为此地域带来丰收为主，守护着人们的生活。正如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在《东西文明之调和》中讲到：“日本地处东西半球之间，利于汇集西洋化的精粹，有建立新文明之优势。岛国文化的特质与求生存的需要，促进日本民族自觉而积极地学习外国。与此同时，还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并积极调试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冲突。”②同样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传到日本以后有了什么样的境遇呢？

一、基督教初传日本

1543年（日本天文十二年），三名葡萄牙人从澳门乘船去暹罗（今泰国），途中遭遇风暴，被吹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随着外国船到来的还有火枪这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与其后的葡萄牙传教士。日本学者家永三郎在其著作《日本文化史》中这样写道：“（天文十二年）以后直到宽永锁国的一百年间，南蛮人（当时日本人援用中国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蛮夷观，将东南亚一带视为南蛮之地，而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人，多辗转东南亚而来日本，因而被称作南蛮人）通过贸易和传教，把火枪等西方物质文明和称为耶稣会（当时把天主教称为耶稣会）的基督教文化带进了日本。”③

天主教传播时正值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1456-1573年），这一时期是室町幕府末年，日本国内政治动乱，各个藩地领主间充斥着暴力纷争、武力夺权，致使日本的国力衰微。而这一时期的主角不是幕府将军、不是天皇，而是叱咤风云的战国大名。葡萄牙传教士谙熟要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传教，需先从地位较高者入手，传教士们首先与当地大名往来，取得信任。而大名为确保得到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也乐于同西方传教士交往。日本西南地区出现了相丰后藩的大友宗麟，肥前藩的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等信奉天主教的“切支丹”大名（当时对天主教徒的不确切音译为“切支丹キリシタン”（葡萄牙文Christāo））。“到了16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日本已经拥有15万信徒和200多所教堂，笃信洋教（基督教）的大名们甚至还一度联合派遣少年使节团，到遥远的罗马去谒见教皇。”

二、各时期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不同态度

天主教初传日本时，就经历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位统治者。他们虽然各人对宗教的认知度不同，采取的宗教措施也存在差别，但是他们多是从个人统治地位的稳固与国家利益来考虑是否接纳基督教。织田信长原是地方大名，在战国时代这一特殊时期，以“桶狭间合战”这一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会战而一举成名。织田信长在征战伊势和越前两国时，遭到当地“一向宗”（佛教净土宗一派）农民信徒为主体的起义组织的抗争，面对反抗，织田对整个地区数万人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在展开血腥征服的同时，织田也希望以新的宗教安抚民心。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Luis Frois）得到觐见织田信长的机会，向他讲解了天主教的教义，此后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给予了一定的保护。实际上，织田信长对基督教的教义并无尊敬与信奉之意，也没有什么厌恶感，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利用。

丰臣秀吉在“1592年出兵朝鲜之际，耶稣会的传教士赛斯赫狄思参加了身为天主教徒的地方诸侯小西行长统率的部队，他写的书信还被保存下来。书信的内容主要是赞扬小西行长如何奋勇作战，但从这位传教士的书信中找不到只言片语对这场战争的罪恶予以否定的想法。我们可以推测对于耶稣会来讲，内心抱着可能这场战争会打开通往中国、朝鲜的宣教之门的热烈期待。”④可见16世纪天主教在亚洲的传播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阴谋，即对外殖民扩张的野心。随着西方宗教势力的扩张，幕府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在肥前（今长崎市），领主天主教大名大村纯忠把自己的领地转让给教会，并迫使领地内的百姓改信天主教，这使丰臣秀吉深感不安，于1587年发布了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但是为了维持与葡萄牙的贸易往来，这次驱逐令没有严格执行，信教人数仍在增加。

直至1615年德川幕府发出了锁国政策的第一道政令——《禁教令》，命令信仰天主教的日本教徒改变信仰，进而开始了持续两百余年的严酷的宗教镇压政策。1621年德川幕府为巩固政权又一次发布禁教令，明确指出基督徒“弘邪法惑正宗，改域内之政号……实神佛敌也，急不禁，后世必有国家之患。”⑤小泉八云在《神国日本》中独辟一章“耶稣教徒之祸”来论述这一宗教在日本的境遇。小泉八云称：“他（德川家康）的主要问题，一定是外来信仰和日本政治社会状态的关系，将来是怎样的。……他和他的后继者们，对于基督教励行的严重法令——该法规确实维持了二百有余年——未能完全灭绝这个信仰，这个事实证明基督教的信仰如何根深蒂固。”⑤而明治维新政府在打开国门的初期亦采取禁教的政策。明治时期，明治天皇为了恢复传统的古神道教，使得这一原始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没有经卷的宗教”得以拂除混入神道中的佛教和基督教，“以神祇官为中心的政府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明治元年（1868年）三月十五日，发布了明治政府的民众基本政策‘五道禁令’（《五榜揭示》），其中的第三道禁令规定：‘切支丹邪宗门之仪应禁之。’”⑥但是，基督教的传播仍然十分迅速。1862年，传教士在横滨居留地建天主堂，同年，在长崎建立了最初的基督教新教教会。1864年，在长崎又建立了大浦天主堂。1865年，矢野元隆接受了约翰·C·巴拉（John C.Ballagh,1842--1920）的洗礼，他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受洗的日本人。接受美国人传教的，主要是武士的子弟，尤其是佐幕各藩的藩士的子弟，这与基督教初传日本时各藩的大名首先信奉基督教相似。他们接受基督教，主要是看到基督教是“通向西方的窗口”不仅是通向西方知识和技术的窗口，还往往是为了打破德川封建制的观念，通向更先进文明的价值体系的窗口。对明治维新前后的武士阶层来说，他们的忠诚对象从藩的小集团转移到了国家这个大集团。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萌发

探究基督教这一外来信仰与日本当时战乱的社会状态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窥见这一不适于日本国体、政体的宗教何以在日本迅速传播的原因。日本正史对室町、战国时期基督教传道的记录比较缺乏，仅有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欧洲人小泉八云在《神国日本》一书中向日本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日本的社会既然建设在礼拜祖先的基础上，而对外来的侵入具有巨大的抵抗力。何以这样急速地被耶稣教派的势力侵入，甚至于一部分竟因此而瓦解了。在一切疑问之中，我（小泉八云）希望能举出日本方面的证据，而对于我的疑问所作的回答是这样：传道师（士）们将祖先的祭祀，妨碍到甚么程度？”⑤

十六、十七世纪基督教首先在中国江南传播开来，中国的传教士们明白妨碍改宗的中国封建体制以及中国人祖先祭祀的抵抗力，于是他们便识时务地默认了这一祭祀，虽然明知教义十诫中有“不可拜偶像”这一诫条（“摩西十诫”中上帝垂训：“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它”（《旧约·出埃及记》）。这样中国大陆地区改信基督的信教者们仍可维持其迷信的信仰，可以自由祭祀其祖先。这个政策继续维持之间，传道也隆盛。但因这样在根本教义上的妥协而难免发生冲突和摩擦，事件便呈报至罗马教皇的案上。教皇因诺撰十世于1645年下令决定禁止异说，第二年由教皇亚历山大八世下令取消。但关于祭祖的问题，反复发生争论，终于在1693年由教皇克莱门九世断然禁止改宗者举行任何形式的祭祖。

小泉八云推论“在日本，十六世纪后半叶，也许采取了和中国一样的默认政策。”⑤正如前文所述，佛教已经日本化，多用于日本的祖先祭祀和葬礼中。基督教在日本初传日本时也是被误认为是一种佛教的支派。1552年，对佛教“一向宗”实施残忍灭绝的织田信长颁发给葡萄牙布教团的现今仍存在山口地方的许可书中，明明记载着他们准许异国人们讲“佛法”（其许可的场所是寺院）。表面上看，基督教礼仪与当时已深入日本民众生活的佛教有相似之处。日本人看见传教士们行跪拜礼、立像、洗礼等仪式与日常看惯的佛教礼仪相近。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子耶稣的画像也容易被不了解真相的民众认为是送子观音……这种表面上仪式的相似或许可以解释基督教传道初期的兴盛，但更为根本的是权力的掌握者推崇或废弃外传宗教。

出于对将日本基督教化的恐惧与警觉心理，德川幕府控制下的日本国开始了二百六十余年的锁国政策。日本的民族主义感情在德川幕府统一国家之后空前地凝聚起来，产生了早期官方资本主义萌芽，不可否认与基督教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

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专辟一章论述“德川封建体制下的民族意识”，丸山真男认为“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不是一种自然的自发性存在，它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定的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外患。”⑦

这里的“外患”可以理解为葡萄牙人以传教名义而进行的对日本进行宗教教化、改变国体的用心（这是当时德川幕府的揣测），亦可以是德川幕府末年，美国人佩里率四艘军舰，来到日本海港城市浦贺，逼迫日本开放港口这一冲击。幕末外国势力的逼入，决不是偶发的一时性事件，它是一种历史必然。即英美资本主义要占领世界市场形成中所留下的最后一个角落。当资本主义大国逼迫日本之时，日本的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问题开始提上日程。

注释：

①宫家准，赵仲明，译.《日本的民俗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P2，p3.

②叶渭渠.《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295，P225.

③家永三郎.刘绩生译《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一版P131.

④上垣外宪一.王宣琦译《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P162

⑤小泉八云.曹晔译《神国日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P198，P197，P214，P219.

⑥转引自《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刘立善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P59.

⑦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一版，P270.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M].魏大海，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宫家准.日本的民俗宗教[M].赵仲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