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钟嵘《诗品》：中国诗学观念“自觉”的里程碑
——以《毛诗序》与《诗品序》比较为中心的探讨

陈昊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本文通过比较《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在诗歌感物论、六义论、诗体论、诗教论等方面的相关论述，探讨了《诗品序》之于《毛诗序》论断的借用与回避、发挥与偏离，从中发现两者在基本诗学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阐发诗学观念“自觉”的基本内涵，进而分析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诗学“自觉”的多重历史动因，以期可以管窥魏晋南北朝诗学之巨大进步。

钟嵘诗品；自觉；毛诗序

“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的，先生说“自觉”类似于近代“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笔者认为：“文学自觉”即为审美的、非实用功利性的、具有纯文学倾向的文学状态。中国古代诗学经过了先秦星星点点的零散片段，到两汉时代的专篇论文之有所发展，再到了魏晋南北朝自觉的文学批评，诗学观念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最主要表现即是文学或者说是诗歌在创作上和观念上的“高度自觉”。

一、文学自觉与文学观念的自觉

既然说“文学自觉”即为审美的、非实用功利性的、具有纯文学倾向的文学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在魏晋时期呢？魏晋时期，儒学中衰，儒家思想对文人头脑的束缚松弛，文学不再仅当作政教的工具和附庸，其本身的审美作用被充分肯定，人们对其审美特点的认识日益深化，一些早已存在、但遭受儒家正统观念压抑的审美趣味、文艺观点得到了发展。以人物品鉴文章为例，两汉时期这类文章是为选拨和任用人才的实际需要服务，而魏晋时文章中增加了对人物形貌、风度、气质、言谈等方面美的评论，与政治无关。自东晋始，山水自然被普遍地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加以观赏。魏晋人对于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诗赋等作品的抒情、娱乐作用也有了充分认识和相当高的评价，这是文学自觉时代的新现象。他们认为文章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宣泄情志、消愁解闷的自我娱乐工具，所以《诗品序》中说作诗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样把诗歌创作看作首先是人宣泄内心情感的需要，比起儒家把文学看作政治得以完善的一种工具，是更接近文学创作的特质了。

魏晋时代，文人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认识得到了深化。一方面，魏晋人很重视文学作品以情动人的特性。钟嵘《诗品》中这方面的论述上文已说，陆机《文赋》中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虽然汉儒也承认诗为“情动于中”的产物，但其归结点也是要用诗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对诗歌表现日常生活中丰富复杂的情感不予重视，强调作品风格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反对表现奔放强烈的情感，严重束缚了作品的情感表现。而魏晋人在生活中表达情感往往显得自由大胆，对生活中某些强烈的情感表现采取一种欣赏的态度。比如谢安的嫂嫂诉说自己丈夫早死、伶仃孤苦的悲情，谢安竟对宾客说：“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十见！”（见《世说新语·文学》）另一方面，魏晋文人开始有意识的追求作品的语言风格之美。钟嵘说文章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曹操有“诗赋欲丽”的论述，陆机在《文赋》中也说要“遣言贵妍”，并且，这种对语言风格美的自觉追求不仅限于抒情诗赋等文学性强的作品，而且体现于各种文章包括实用文体的写作和评论中。

这种“自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由汉到南北朝的时代变化，社会风气不同所致，即钟嵘在写作《诗品》时受他所处时代的尚虚玄谈、远离政治所致，但其深层的文学原因则是文学创作由社会意识形态关注，道德风尚讽咏转向个人创作关注、个人情感抒发。这种自觉表明诗歌的发展已结束了“以声为用”的时代而彻底进入了“以义为用”的新时代，也表明诗歌已不再是社会作用意义上的“用诗”，而是包含了审美活动的个体的“作诗”了，诗坛的主体不再是诗经时代的民歌、谣曲，而是文人抒情创作了。这是文人个性自由意识上升的必然结果，是人性的苏醒，他们开始以前所未有之热情关注自我。这里我们可以以钟嵘最推崇的诗人曹植为例。曹植在诗中抒写自己的怀抱和被压抑的苦闷而沉痛悱恻，凄伤缠绵，身怀大志而被弃置不用，身为王侯而形如囚徒，故诗委婉含怨，悲愤又不绝于企望，在表现自己内心世界上细腻深入。不论是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悱恻悲婉的弃妇诗，还是寻求精神解脱的游仙诗，都是曹植对人生理想不同形式的表达，其“雅怨之情”发自于渴望实现人生理想而不得的苦闷，这种人生理想是于建报国功勋之中寓有对“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种个人声名价值的追求，因为意识到“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故而动情渴望的是垂名千古而不是现世的重禄之功。因此，在人生理想横被打击的悲愤中有“天命与我违”（《赠白马王彪》）这样的怒嗟号叹；有“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种葛篇》）这样的无奈悲切，面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赠白马王彪》）、“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浮萍篇》）、“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游仙诗》）这种“人生如寄”（《仙人篇》）的无情现实，但“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杂诗七首》之五），只得“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游仙诗》）去“徘徊九天上，与尔（仙人）长相须”（《仙人篇》），在精神世界中寻求空间的拓展，追求恢弘的境界，然而字里行间总脱不了一脉无法泯灭的深切悲哀。从曹植开始，文人诗歌进入“以诗鸣，为不朽计”这样一个个性自觉的新境界，这在《诗经》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既文学的自觉之后，文学观念也随着文学创作一起走向自觉，也就是诗学自觉。

二、以《毛诗序》和钟嵘《诗品序》的比较为中心的探讨

下面，我们就以《毛诗序》和钟嵘《诗品序》的比较为中心，从感物论、六义论、诗体论和诗教论四个方面做对于诗学自觉的探讨：

1.感物论

感物论是指诗歌的产生这一问题。早在先秦《礼记·乐记》中既有相关论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只不过《乐记》是论乐，《毛诗序》则是论诗。《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指出了诗歌“发乎情”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诗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即“发乎情，民之性也”。但它同时对诗所表现的情感予以一定的限制，也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止乎礼义”就是要求诗所表现的情感不超过、不违背社会政治、伦理规范，要保持在“礼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同时，《毛诗序》的“感物”是因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和“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是为了“以风其上”。

而钟嵘在《诗品序》中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又进一步解释：“若乃春风春雨，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也。”说了四时之变化感动人心所以作诗后，又说了事件和人物的感动：“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概括地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所以，从感物论的视角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中“感物之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毛诗序》中的“情”承传了先秦诗论“诗言志”之说，序中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是二而一的东西，这样就和传统儒家诗学“以意逆志”说联系起来，其情其志和“文以载道”的“道”非常类似。虽然《毛诗序》已经较先秦诗论增强了对诗人个性存在的关注，认为“情动于中”是诗歌创作的基点，但其“情”仍是一种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社会行为规范、道德价值准则、治国美政之道。这与个人的情感世界仍是若即若离的。而《诗品序》中的“吟咏情性”则抛开了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还原为个人的情感世界和个体的种种不同情感体验，主张自然的真情真美。钟嵘认为凡是能“感荡心灵”的，都是诗歌“感物”、“吟咏情性”所包括的。可以看出,钟嵘虽然仍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但他所关注的情感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是个体之间亲怨的，而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美政经国的。

第二，两者所推崇的诗歌抒情方式不一样。虽然两者都认为诗歌创作要以外物为触发点，但在《毛诗序》中更多倾向于社会环境“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在《诗品序》中所指的外物更多倾向于自然环境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也包括个人的遭遇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

第三，两者所指向的诗歌抒情目的是不同的。《毛诗序》的“感物”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把诗歌的美学功能拉到“劝善惩恶”的政治功用上去；二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即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性，限制感动。其目的还是离不开《毛诗序》始终贯穿的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而《诗品序》中“感物”则不同，钟嵘注意到了个人的痛苦“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等，是产生诗歌的土壤。根据诗歌抒情的特征，钟嵘主张通过个人的抒情以表达遭遇相同者的情绪，从而使读者认识社会面貌，这便是钟嵘“感物”的目的。因此，同样是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在《毛诗序》中，诗歌对社会的引导，美政作用是直接的，这与王室法令、官吏们的治理行为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而在钟嵘的《诗品序》中强调诗歌的文学社会作用则是间接的，诗歌的审美作用是第一位的，诗歌作为一种途径，通过人们审美的文学活动对社会产生影响。作为那个文学自觉时代的产物，钟嵘文学理论体现出了难能可贵之处。

2.六义论

“六义”说，即风、雅、颂、赋、比、兴，其中风、雅、颂是指诗歌的体裁，赋、比、兴是指诗歌的表现手法。《毛诗序》主要论《诗经》，所以于“六义”只论“风、雅、颂”，钟嵘《诗品序》主要论五言诗，所以于“六义”只论“赋、比、兴”。因为《诗经》多是口耳相传的民歌，而《诗品》所论的五言诗是文人自身的创作。《毛诗序》中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由此可以看出，《毛诗序》是将风、雅、颂视为《诗经》内容的不同类型，属于诗体。《毛诗序》虽然没有论述赋、比、兴，但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诗论，影响了同时代郑众、郑玄的诗学观，“二郑”也认为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也就是说，儒家诗学观念侧重的是六义的功能和效用，是理性而正统的。

而钟嵘在《诗品序》中写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钟嵘所说的诗歌表现手法是侧重于这种表现手法所创作的诗歌的艺术特征对读者的审美感发作用。“文已尽而意有余”，是指诗歌意蕴深长，在有限的词句中包含丰富的诗意，可以激发起读者广泛的审美想象，起到感动的作用。“因物喻志”为“比”，“寓言写物”为“兴”，也就是说，诗歌通过比兴手段，不仅描写外物，更要抒写诗人内在的情志，寄予浓郁的情感，这就是超越了功用的审美角度，比《毛诗序》和“二郑”的诗论更加丰满，更有意味。

3.诗体论

《毛诗序》和钟嵘《诗品序》最大的不同是对于四言诗和五言诗的态度。《诗经》作为四言诗的代表，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也就奠定了四言诗的统治地位。如挚虞在《文章流别志论》里就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即使到了《文心雕龙》时代，刘勰也在《明诗篇》里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正体”、“流调”之论，仍不免有雅俗之分，是以正统和道德作为诗歌的优劣标准。而钟嵘则从审美的、艺术的角度，破天荒的提出了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滋味”，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观点）,并且批评四言诗“文约意广”、“文繁意少”，不得不佩服钟氏之勇气。有人认为“文约意广”和“文繁意少”相互乖舛，这里笔者以为“文约意广”是指诗经体四言诗多用比兴，意蕴丰富深广，使读者未必能完全领会其中意义，未必能品尝其中滋味。而“文繁意少”则是就诗经体四言诗的整个篇章而言的，因为《诗经》在其产生的时代并不是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诗，而是诗乐合一的文学，是歌词，很多篇章中此章与彼章内容基本相同，语句大多重复。比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这从音乐艺术观点上看是适应反复咏唱的需要，从文学观点上看就显得“文繁意少”了。所以，钟嵘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认为五言诗比四言诗优越，原因有三：一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意思说五言诗在阐明事理、叙述事物、摹写景物、描写人物、表达情感方面最为详尽、恰切。二是把赋比兴结合起来，“酌而用之”，同时举例说明，“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三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是说诗歌应以明朗刚健的风格、质朴有力的语言为骨干，再以华美的词藻加以润色，做到两者很好的结合，形成文质彬彬的文风。就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所主张的那样，文章如果做到风骨与丹采两者兼备，就能如凤凰那样“藻耀而高翔”。

4.诗教论

诗教之意，即为诗歌的作用，教，意为教化。我们把它理解为诗歌的社会作用。在这一点上，《毛诗序》极为看重，它标榜《诗经》的巨大作用：“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作用大多为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毛诗序》认为诗歌和政治息息相关，因此才有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不同。正是因为这些关系，《毛诗序》才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认为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风”。所谓“风”，就是诗歌的艺术感动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而这种社会作用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在上的统治者可以发挥诗的感动作用教化百姓，培养良好美德，改变社会风俗。即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下者可以“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通过诗的感动作用“以风剌上”，从而使“闻之者足以戒”，并进而“正得失”。这当然是中国古代诗歌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但《毛诗序》无疑更重视“上以风化下”的“诗教”功能，它把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教化思想理论化、系统化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退步的偏重。

钟嵘《诗品序》中则说：“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虽然钟嵘也沿用了《毛诗序》的句式，但他剔除《毛诗序》中“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政教、伦理之效用论，并删去“正得失”一句，这种回避让钟嵘的用意一目了然，他不再讲人君政教德化之功，而更重视诗歌的审美作用，作诗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诗歌创作是为了宣泄人内心的情感，比如《诗品》把阮籍评为上品，说他的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忧思”，这可以看出钟嵘《诗品》更加接近文学的本质，就像许文雨先生在《锺嵘〈诗品〉讲疏》中说：“《毛序》偏重讲乐歌祭祀之效，及人君政教德化之功，自与锺序之纯文学诗之动天地、感鬼神不同”。“锺嵘之诗歌效用论，具纯文学之倾向。锺氏剔除《毛诗大序》中‘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政教、伦理之效用论，删去此小节开头‘正得失’一句，鉴乎此，则锺氏之立场、用意即可了然。”

三、钟嵘《诗品》与曹丕、陆机、挚虞、刘勰之比较

我们说钟嵘《诗品》是中国诗学观念自觉的里程碑，是因为它和同时代的诗文论述相比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魏时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已经有“诗赋欲丽”之说，诗歌已经开始注重语言风格之美，同时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除去“经国之大业”这种政治实用价值外，他还是很重视就作者个人而言的“不朽之盛事”，他所谓“不朽之盛事”也是包括一般的抒情咏物的诗赋在内的，这已算是一种自觉。晋代陆机《文赋》中也有“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既说了立意构思之巧，又说了文辞声音之美，说明了诗歌已经突破了“诗言志”的审美爱好，更加自觉。至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在论及六义时大部分解释沿袭汉儒，但解释“兴”云：“兴者，有感之辞也”，与汉儒所谓“托事于物”不同，不是在草木虫鱼等“物”中寄托人事，而是认为诗人为草木虫鱼等物所触发而引起感慨，联想到人事。这对于创作冲动这一现象的自觉和重视使诗学有了新的因素。而到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专门论文，原道、征圣、宗经等文学思想还是继承了儒学传统，重视所谓的思想内容的“正”。因此，把钟嵘《诗品》与以上四人的思想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钟嵘的难能可贵之处，其《诗品》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在诗歌的性质、作用、思想艺术特色与标准等问题上见解精辟，不愧为中国诗学观念自觉的里程碑。

从《毛诗序》和《诗品序》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从先秦两汉到南北朝，关于诗歌的一系列诗学观念是逐步被正确认识并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伴随着人们对文学本质的逐步认清，诗歌作为那个时代主要的文学样式，也逐渐和其它意识形态相剥离，走上自觉；文学批评由零散、混乱到了规范化系统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在许多因素的促成下，钟嵘终于开始摆脱文学批评中历史的和时代的束缚，通过对许多诗人的具体分析，对汉魏至齐梁时代五言诗的发展和流派做了详细论述，提出自己的系统看法，崇尚诗歌的真情真美并摆出“滋味”说，诗歌的审美作用终于成为最主要的文学价值，为文学批评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我国文学批评从此进入了文学观念自觉的新时代。

[1]曹旭.诗品笺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中华书局，2007.

[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刘亚男.“文约意广”与“文繁意少”从钟嵘五言诗的诗美标准反观其对四言诗的评价[J].沈阳大学学报,第21卷,第3期，2009（6）.

[7]王骊.论魏晋文学中情感的自觉[J].三江学院学学报（理论版），2009.

[8]应爱萍.“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5（5）.

[9]朱易安.从诗品看中国诗学形态的形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8.

[10]董运庭.从六诗到六义[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1－4.

[11]李恒田.毛诗派、钟嵘“吟咏情性”比较论[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0，17（4）.

（责任编辑：章永林）

Zhong Rong's Grades of Poetry:Milestone of Self-consciousness for Concept of Chinese Poetry

CHEN Hao
(School of Literature＆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China)

Lu Xun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in his article Wei-Jin Demeanor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Articles,Drugs and Alcohol.Based on these,the author stated the concept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illustrated the reasons appeared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Chapter II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related discourses of Mao's Poetic Preface and Zhong Rong's Grades of Poetry in the sense of objects of poetry,theory of six meanings,poetic theory,poetry education and so on,and explores borrowing and avoiding,bring into play and deviation in the preface of Grades of Poetry,from the basic concept of poetry found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and thus elucidat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poetic concept" self-consciousness",and then analyzes multiple historical causes about poetics self-conscious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in order to understand poetics great progres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rough a series of comparison,Chapter III obtains the conclusion that Zhong Rong's Grades of Poetry is the milestone of Chinese poetry self-consciousness.

Zhong Rong's Grades of Poetry;self-consciousness;Mao's Poetic Preface

I207.2

A

1008—7974(2011)05—0074—04

2011—03—25

陈昊（1989－），女，吉林四平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