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进芳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建党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与启示

朱进芳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党的社会价值观，是一个政党的全部社会理想的灵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伴随着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对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发展。正确认识这一发展的脉络，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社会价值观；社会模式

社会价值观是一种观念模式，核心是反映主体价值追求的社会理想或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价值观，是它作为一个信仰明确、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对于近期和未来要建立的社会形态以及采取的政策原则进行选择和评价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价值尺度的总和。建党90年来，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党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发展。这种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价值观的内在变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建立一个什么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相应的政策原则时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认真梳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看待党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党的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历程

（一）提出建立俄国式社会主义，追求全面平等的社会价值观确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一大”在宣告党的成立的同时，明确宣布党的目标是以暴力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不仅在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规范自己一切活动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而且在行动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对于具体社会理想的评价、选择和设计。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富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重大偏差。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评价，过分偏重道德标准而忽视历史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评价，主要的标准不是道德标准，而是历史标准。但这一标准和推断在中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意识和“大同”理想追求的文化背景中演化为道德评价，他们忽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出客观地评价，因此，从一开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价值观，就已经从经济发展至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一步发展到把平等置于发展之上。这种价值观的确立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无法容忍过渡性社会以及建国初期社会中存在的某些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

（二）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把发展置于平等之上，社会价值观得到发展

1922年的中共二大放弃了立即建立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提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价值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国国情，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在抗战时期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这个构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都要争取实现的社会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价值观取得显著进步的成果和体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保存城乡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承认和允许剥削，把发展置于平等之上，主要不是面向未来，而是立足于现实，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发展经济。

（三）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价值观发生逆转

任何一个政党，在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以后，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社会价值观的调整，以便使自己的政策在反映本阶级、本集团利益的同时，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符合社会实际，并尽可能地为其他阶级或集团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在设计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时，曾经估计到在保存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存在资本主义剥削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在一定时期内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但对城乡资本主义广泛发展会导致怎样的经济、政治、社会后果，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预测。当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起来，在经济进步的同时真正出现了有扩大趋势的不平等现象时，新的社会现实与共产党基于其阶级性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确立的为人民求解放、求平等的基本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就产生了。一方面，经济的落后明显地使中国缺乏前进到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条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的确可以比较快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难以容忍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更不能允许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党的地位的变化，新的环境和任务，要求党全面调整自己的社会价值观，重新确立或确定当前与长远的社会目标体系，价值标准体系和实现其价值目标的手段与道路，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突然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标志着我们党放弃了当初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开始加速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也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深刻调整的结果。这次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在保持社会平等前提下求发展还是在发展的前提下求平等。由于建国初期种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判断社会主义的效率价值和平等价值时发生错误的移位现象，夸大了平等对于效率的激励作用，并把平等放到了效率之上。他甚至极端地看待效率与平等的关系，惟恐因为效率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有碍于人们的道德和人际关系的改造，最终难以实现平等。他指出“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人穷好些，富了就要注意，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1]204这说明党的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混乱，在价值目标上，社会主义远远脱离现实，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境地，抽象的理论原则高于一切，发展生产力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

（四）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实现以经济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立足中国的国情，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实现了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性调整和转换，他重新理顺了平等和发展在社会主义价值中的次序，树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理念，把发展视为“硬道理”和“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想，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这种社会价值观把消灭贫穷落后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平等平均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和共产党的基本价值追求。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255“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2]109他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有某种忽略。”[2]63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主张以经济优先而不是以政治优先为社会价值的基本原则，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党工作的最高原则，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各项工作是非的价值标准。

（五）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公平，社会价值观得到升华

邓小平在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价值中效率和平等的关系，调整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效率价值，把发展置于重要的地位，实现了党的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性转变，也实现了中国社会崛起和发展，但与此相伴生的问题也出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在加剧，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优越性感到惶惑和质疑。面对这种不能令人乐观的状况，进入90年代以来，江泽民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进入新的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效率的极大宏扬、社会经济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期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的效率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社会主义的效率不仅要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而且还要体现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上。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目标上，胡锦涛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社会公平的基本价值。社会公平是指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地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

二、启示

一个政党的社会价值观，对于政党的存在和发展，党的活动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回顾和梳理中国共产党90年来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正确看待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帮助和启示。

1.党的社会价值观内在地决定着党的活动，是打开和解读党的历史的重要工具。社会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和选择的党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仅对党自身的形成、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规范着党的活动的基本性质、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方式，决定着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并与当时的客观条件与社会背景一起，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活动的成败。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斗争以及存在于党的内部的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争论，其根源在于党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差异与对立，党的社会价值观的偏离和混乱也是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的深层次原因。

2.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既是为实现最高理想而奋斗的历史，更是为探索和实现阶段性社会理想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必定要经过若干主要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可逾越的社会阶段。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从具体国情出发，探索当前阶段最有可能实现并为过渡到最高阶段准备条件的社会理想，即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这些最低理想的最终指向，这些最低理想中包含着它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允许人们可以实际地追求其实现的最大限度的理想成分。无论最高理想，还是最低理想，都是党的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能否很好的处理好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的关系是党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关键。

3.党的社会价值观逐渐超越平等与效率的的两难选择，兼顾效率与公平成为主流。“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平等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3]5效率与平等的问题直接与广泛和深层次的价值判断问题相联系，进而与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宏观公共政策选择相联系，成为每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平等和效率作为两种价值取向，在设计党的政策和社会发展时，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可以有主次之分，却很难做到并行不悖。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反复，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效率与平等的失衡状况，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不再用非左即右的思维看待这个问题，也没有象以前一样，把社会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过错，进而重新颠倒效率与平等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正确排列秩序，而是面对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国内社会利益复杂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及时调整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从以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向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转变，兼顾平等与效率，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把社会公正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可以说，这种价值观的升华已经也必将成为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更加和谐美好的重要动力。

[1]房广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的经济观[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美]曼 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M].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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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1)07—0053—03

2011—03—23

朱进芳（1972－），女，河南汝州市人，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闻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