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敏军，孙海亮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论唐前期皇帝的孝行观

薛敏军，孙海亮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谥号加孝，是对皇帝孝行统治的一种评价。唐前期皇帝在继承汉朝孝治天下的基础上，把皇帝孝行和孝行统治这种意识自觉发展到孝行观，通过对唐前期皇帝谥号的变化分析可知，谥号加孝、躬行孝道和孝治天下，是从名位制度到实践层面对皇帝孝行观进行阐释，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皇帝实行孝行统治的走向。

孝行观；谥号；唐前期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其源于先秦时期。皇帝的孝行观是引导和建立孝行社会的基础，两汉时期皇帝的孝行观是移孝于忠，魏晋时期是移忠于孝，而唐前期皇帝则把中国古代孝行观念进一步提升，这突出表现在名位制度中的谥号加孝和实践层面中对孝道的躬行。这不仅反映了唐前期皇帝对孝行社会的向往，也凸现了皇帝极力推崇国家秩序，形成孝治天下的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前期皇帝把还孝的观念和行为进一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并形成一种观念，使之服务于唐朝统治，对唐代孝行社会的形成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目前学术界针对唐前期诸帝孝行则较少，特别是从诸帝谥号来看帝王行孝的原因及过程略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唐前期帝王谥号变化及行孝状况来探讨唐朝孝行对后世的影响。

一、谥号加孝：唐前期皇帝对孝行社会的向往

对先皇帝上谥号，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到秦始皇废去谥号不用，西汉又恢复谥号的使用。唐代以前皇帝谥号一般固定不变，但唐前期皇帝谥号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唐前期后世皇帝为突出前世皇帝的功绩，对前世皇帝进行不断追谥，这一现象最终在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确定下来。李渊在武德元年（618年）就对其祖先进行追谥：“追谥皇高祖曰宣简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李渊祖父李虎）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梁氏曰景烈皇后；皇考（李渊父李昞）曰元皇帝，庙号世祖。”[1,p7]贞观九年（635年）李渊死，谥大武皇帝；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死，谥文皇帝。高宗李治继位后在永徽和显庆年间（650—661年）还能亲自处理政务，此后由于“多苦风疾”[2,p115]，已经不能处理政务，主要政务由武则天来完成。咸亨五年（674年）李治“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2,p99]，同时武则天称李治为天皇。弘道元年（683年）李治死，谥天皇大帝。高祖由“武皇帝”到“神尧皇帝”，把高祖武力统一天下，建立唐朝的功绩进行赞美和神化，把李渊比作原始社会的尧；太宗由“文皇帝”到“文武圣皇帝”，突出了太宗的文治武功，周边少数民族尊其为“天可汗”，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也把太宗的“圣”得以体现出来；高宗由皇帝到“天皇”，反映了高宗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当然，这与武则天要提高自身地位和神化自己有关。“神”、“圣”和“天”，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把高祖、太宗和高宗原有的地位抬高，他们不是普通人，是“神”、“圣”和“天”的化身，要人们对高祖、太宗和高宗就如同对待神、圣人和天一样供奉。

武则天作为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的母亲，相继废去他们兄弟俩帝位，自称皇帝，并改唐为周，时间长达十六年。然而，李隆基对武则天的追谥与前面的高祖、太宗和高宗不一样，也与后面的中宗、睿宗不一样，只认为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妻子、李显和李旦的母亲，对武则天追谥为则天顺圣皇后。因此，关于对武则天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里。

景龙四年（710年）中宗李显被韦后毒死，谥孝和皇帝。虽然中宗一生经历颇为坎坷，两次继位，最后被毒死，但中宗第二次继位后对武则天的孝依然与其继位前一样，如“帝（李显）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武则天）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3,p6583]。所以，在中宗死后，依据汉朝皇帝谥号的方式，给予中宗谥号里加“孝”字是正常的。开元四年（716年）睿宗李旦死，谥玄真皇帝。天宝八载（749年）李隆基“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皇帝，大宗谥曰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皇帝”[3,p6896]。李隆基给上述五帝均加“大圣”，并把上述五帝作为圣人来对待，改变了高宗时皇帝谥号不统一的问题，部分上达到了统一，形成一个整体。天宝十三载（753年）李隆基“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以汉家诸帝皆谥孝故也”[3,p6924]。“汉家诸帝皆谥孝故”，则说明了皇帝谥号加“孝”字原因，唐前期诸帝谥号中的“孝”来源于汉朝诸帝的“孝”，反映了唐朝诸帝对汉朝所实行孝行社会的向往。唐代颜师古在所注《汉书》中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4]由此可见，汉朝孝行对唐朝影响特别大。

其实，唐朝皇帝向汉之心早在李渊时就存在。贞观九年（635年）五月高祖下诏曰：“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1,p18]“悉从汉制”，就是按照汉代的制度来做，从中可见高祖向汉之心。由此看出，汉之仁孝观也成为其核心统治理念，高祖向汉之心为后世帝王学习汉朝典章制度和德化观念起到了表率，为后世帝王所效仿。《孝经·天子章》载：“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就是说自己对于自己的亲人能够做到爱护和尊敬，那么对于其他人也应做到尊敬和爱护。同样，作为皇帝，能够把德行教化实施到百姓中去，使天下人都能效仿，遵守法律，使天下长治久安，这不仅是皇帝个人的孝，也是对天下百姓的孝。所以，唐前期诸帝谥号的变化从注重诸帝的功绩到孝行与功绩并重，由皇帝到“大圣”皇帝的转变，突出了唐前期诸帝与前代皇帝的与众不同，还将这种不同通过对其祖先的追谥得以表现。

二、躬行孝道：唐前期皇帝孝行观的实践

帝王谥号为后人所加，因而，谥号中的“孝”并不能正确反映唐前期诸帝的孝行情况，还要看实际中的运用情况。李渊建立唐朝后，一方面为巩固政权，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另一方面其统治地区人烟稀少，满目疮痍，社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倘若要使这些地区重新恢复昔日发展，就必须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进行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此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民心的效果。李渊七岁丧父，母亲也早亡，建立唐朝后，为了行孝，同时也为天下人树立榜样，如上所述李渊在武德元年（618年）就对其祖先进行追谥；对百姓的孝行，也要给予表彰，李渊在《旌表孝友诏》中云：“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於兹。”[5]帝王在百姓中树立孝行，能够引导和促进民间形成良好的孝行，进而带动更多的人来行孝，在社会中形成孝文化氛围，这对于扩大唐朝统治区域，提高统治者执政能力和影响都有很大的作用。

太宗李世民18岁随父起兵太原，19岁和其兄弟等人建立唐朝，并且为巩固唐朝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论功绩和威望，李世民在其兄弟中最高。就其为父李渊建立唐朝并巩固唐政权来说，这是对高祖最好的孝。经过几年战争，唐朝统治基本稳定后，李世民和兄弟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李建成、弟李元吉，然后把建成和元吉的儿子全部杀死，迫使其父李渊立其为太子，两个月后李渊便禅位于李世民。就李世民杀兄弟、逼父禅位的行为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孝。为了使帝位继承更合乎礼法，降低这一系列事件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李世民即位后不久便“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赵王福为建成嗣。贞观十六年（642年）五月，又追赠皇太子，谥仍依旧”，除对建成如此，同样对元吉也追封为“海陵郡王，谥曰剌，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谥如故，复以曹王明为元吉后”[2,p2419～2423]。李世民对建成和元吉的追封以及“以礼改葬”，从表面上看李世民是对兄弟情义重视，实质上说明李世民内心不安，要给天下人树立自己对兄弟悌的榜样。由于“孝悌”在历史上经常是同时出现的，所以李世民此举目的是对孝这种合乎统治秩序和价值观的一种补充，换句话说是为稳定其统治。在民间，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一年（637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下诏求孝悌淳笃，兼闲时务者，并委以官职。同书同卷还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六月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由此看来，李世民对孝行的提倡，把有孝行的人选拔到朝廷里做官，使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由于他本人及统治集团的努力，改变了贞观初年社会缓慢发展的局面，出现“贞观盛世”的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与李世民提倡孝行是分不开的。

高宗李治即位前即以仁孝著称于兄弟之中，才智虽非最高，但因其有仁孝之德，并无图谋之心而得到太宗的喜欢。太宗李世民以武功起家，而李治在兄弟中最为文弱，李承乾、李泰等兄弟武功均超过李治，李治得以继大统除因兄弟争位之因素外实赖其仁孝之心、敦厚之行，对此史书有详细记载，如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及文德皇后崩，晋王时年九岁，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悲啼累日，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此始也。及军旋，太子从至并州。时太宗患痈，太子亲吮之，扶辇步从数日”[2,p65～66]。李治对周围人“宽仁孝友”，对母亲死“哀慕感动左右”，对父亲“患痈”是“亲吮”，表明李治对父母的孝行是真实的，不掺杂任何政治因素在里面。

中宗李显在高宗死后继位为皇帝，由于其行为与武则天的意见相违背，一个月后武则天便废去李显帝位，立李旦为皇帝。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废去李旦，正式称帝，并改唐为周。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重新立李显为太子，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敬晖和桓彦范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禅位，拥立太子李显为皇帝。李显即位后并没有立即对武则天及其武氏家族采取打击报复措施，只是把武则天软禁起来。虽然武则天废掉李显，但李显对待武则天仍然执礼甚恭，如前所述，“帝（李显）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武则天）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定期率百官朝拜武则天，说明李显对母亲武则天的孝还是非常突出。

睿宗李旦是唐高宗第八子，武则天幼子，中宗为其兄长。李旦一生两度登基，三让天下，一让母亲，二让兄长，最后又于先天元年（712年）禅位于太子李隆基，称太上皇。李旦称帝后的大部分时间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从武则天时代到中宗李显再到韦后乱政，能在大风大浪中安然无恙并安享晚年，这与李旦的节孝恭让之德行有决定性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唐纪二十四》唐中宗景龙元年八月条评价睿宗：“相王（睿宗）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孝悌，孝指对父母还报的爱；悌指敬爱顺从兄长。李旦一让母亲虽是情非得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母亲的孝，二让兄长虽也事出有因但也可以称得上悌。睿宗赐耄耋老人特殊优待，敬老之心俨然，为天下树立孝之典范。景云三年（712年），“正月孔宣父祠庙，本州取侧近三十户以供洒扫。天下大酺五日，特赐老人九十已上绯衫牙笏，八十已上绿衫木笏。二月丁亥，皇太子释奠于国学。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释奠，以四科弟子、曾参从祀，列于二十二贤之上”[2,p158～159]。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第三子，景云元年（710年）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韦后与安乐公主等人，拥父李旦复位，被立为太子，先天元年（712年）李旦禅位于李隆基。李隆基对睿宗的孝则是是通过杀韦后与安乐公主为睿宗复得皇位。此外，李隆基还推崇仁孝思想，通过御注《孝经》，刻于石板上，并颁行天下，从而引导更多的人来行孝。

三、孝治天下：唐前期皇帝孝行观对后世的影响

谥号加孝是从名位制度来谈皇帝的孝行情况，躬行孝道和孝治天下则是从实践层面对皇帝孝行观进行阐释。唐玄宗两次给唐前期诸帝追谥，尤其是第二次给诸帝谥号加“孝”，同样在其死后也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就整个唐朝来说，除了少帝、武则天、哀帝外，其他皇帝谥号无一例外有“孝”，说明了唐代帝王重视孝行的作用及影响。唐玄宗曾两次给《孝经》作注，并颁示天下，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孝治天下，才是唐玄宗要实现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唐前期皇帝的共同心愿。

诸帝的经历，其登上帝位的过程都诉诸武力手段，充满了血腥。李渊起兵太原，占领长安，建立唐朝，然后统一天下；李世民武力发动“玄武门之变”，使自己得以成为皇帝；没有李承乾谋反，李治也很难成为皇帝；李显两次成为皇帝，帝位虽为武则天夺去，最后张柬之、敬晖等人用武力拥立李显为帝，然而其在帝位上却为其皇后毒死，经历可谓是复杂；李旦经历多次政变，也是两次成为皇帝，但是李旦两次为皇帝，都没有实际统治权；李隆基经历了两次政变，还是用武力得以平息。诸帝登上帝位过程充满杀戮，结果实在惊骇，容易让人给贴上不孝的标签。“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6,p34]，用孝行来治理天下，这是古代帝王一贯的做法，正如孔子所说：“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7,p56]因此，统治者用提倡孝行来掩盖其曾经不孝的事实，鼓励民间行孝，还给予表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做起，加强修养，才能实现平天下的目标。

两汉多位帝王谥号均有“孝”字，并能身体力行实践孝行，到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孝行在许多皇帝身上很难体现出来，孝行成为他们统治宣传的口号。唐前期诸帝是有着胡族血统的帝王，他们对重建帝王的孝行观，发挥孝行的影响，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唐以后的几个朝代，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除个别皇帝外，其余皇帝谥号均有“孝”字，一方面说明有的皇帝过去确实在行孝，谥号中加“孝”理所应当；另一方面也说明孝对于皇帝的谥号是非常重要的，唐朝以后帝王谥号里出现“孝”已成为一种趋势，为后世帝王所继承。唐前期诸帝谥号的转变，表明唐朝皇帝既把汉朝孝行的理念得以继承，并且把孝行充实起来，形成了特色，为后世帝王在躬行孝行奠定了基础。《孝经·广要道》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6,p58]这也是帝王能够实现长久统治的基础。

总之，唐前期皇帝谥号中孝行的变化是中国古代皇帝谥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世帝王都以唐前期皇帝为典范，在谥号里反映孝行，并且谥号字数不断增加，到清代长达到二十几个字。皇帝孝行一方面通过谥号来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孝行成为一些帝王教化民众的口号，为帝王随意滥用，即使有不孝行为发生，其死后谥号里往往都有“孝”字。“统治者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8]所以说帝王谥号中的“孝”越往后期能够真实反映孝行的作用也就愈显微弱了。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班固.汉书[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62∶86.

[5]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

[6] 汪受宽,译注.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 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8] 杨伯峻.经意浅谈[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4∶110.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The Discussion on the Emperor's Notion of Filial Piety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XUE Min-jun, SUN Hai-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China)

A posthumous title with filial piety is an evaluation on emperor's rule of filial piety. Based on the rule of filial piety in Han Dynasty, the emperor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develop emperor's filial piety and filial piety rule to the notion of filial p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changes of the posthumous titles of emperor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e can be aware of that the posthumous titles with filial piety,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rule of filial piety are the explanations about emperor's notion of filial piety from fame system to practical level, which also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emperor's rule of filial piety late in ancient China.

the notion of filial piety; posthumous titles; emperor; the Early Tang Dynasty

黑龙江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0100474）

2011-03-15

薛敏军（1984），男，陕西韩城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史。

K242

A

1009-9115(2011)03-008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