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稌年（江南大学 图书馆，江苏 无锡 214122）

清末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时刻，“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的前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1]在图书馆界，20世纪初的前10年，大致具有与此类似的性质，至1917年“新图书馆运动”兴起前的近20年中，其主要表现有五大特征。

1 完成了藏书楼向图书馆的组织结构转型

古越藏书楼开启了“存古”与“开新”之新篇章，它面向社会公开开放，以公共阅览、公共使用为标志，在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湖南图书馆的创建，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时代的标志。至1910年清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此折的公布，成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图书馆法规，规定了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图书收藏范围及图书馆的名称、地址、设置、人员、管理、经费、借阅等事项，从而在组织结构上大致完成了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转型。以后，又在20年代大致完成了思想、管理等方面的转型。

2 学术思想假途日本输入

张之洞在1898年4月撰写的《劝学篇》，成为中西文化加强交融、社会普遍产生改革愿望的产物。由于书中大力宣传留学日本的便利与好处，因此，“张之洞的这篇‘劝学篇’实无异于倡导留学日本的宣言书。”[2]留日人士中也以自身的体会大力宣传留日的便利。如早期同盟会成员吴稚晖就谈了切身体会，认为留日十分方便，学资也有自己可解决的途径，[3]据统计，在不到10年的时期，留学日本者竟达3万8千余人。[4]同时出版、翻译了大量日本书籍，形成了一种“以日为师”的社会氛围。图书馆界深深地熔入了这一社会氛围之中，主要是从日本这一途径引进了许多现代图书馆学思想。在专著上，1910年谢昌荫翻译了户野周二郎撰写的《图书馆教育》，1917年出版了由日本图书馆协会撰写、通俗教育研究会译编的《图书馆小识》。顾实亦根据这一著作译编了《图书馆指南》一书。在论文方面，如孙毓修撰写的《图书馆》系列论文，其中就有许多译自日文的资料，还有1910年翻译了渡边又次郎的《儿童图书馆》，蔡文森于1910年译自日本服部教一的《欧美图书馆之制度》、王懋镕译自日本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1918年译自植木松安的《美国之图书馆》，同年译自金泽慈海的《学校文库及简易图书馆经营法》等等。通过日本途径引入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与思想，加快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思想建设的步伐，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阐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此一时期基础上的。

3 引入学术思想的多样化

在学术思想方面，由于当时日本社会本身就是向西方学习为主，因此，尽管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和其他文献，其中有许多就是介绍和研究西方的学术思想的，还有一些是日本学者与西方学术思想的融合。因此，在学术思想的引入方面，产生了多元化的态势，并由此而使国人越来越感到日本的大量近现代思想取自西方。因此，也使国人逐渐将引进学术思想的主渠道直接转向西方。

在图书馆界，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就非常注意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和地区的发展状况，如1913年“知非”所撰的《美国之图书馆》，同年“巽吾”撰写的《英国图书馆与小学校之连络设施》，1915年的《美国藏书楼之调查》，1917年的《美京国会图书馆中国图书记》，1919年的《美国之军营图书馆》等等，表明了中国学人对英美等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注和向往。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介绍、研究欧美的论文，本身就译自日文，如1910年蔡文森译自日本服部教一的《欧美图书馆之制度》，1918年译自植松安的《美国之图书馆》等等，形成了传入我国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管理知识多元化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学界能够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当时世界先进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进而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在20年代后迅速进入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前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 引入学术思想的人员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推动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传教士、维新人士、开明士绅和各地疆臣等非图书馆专业人员，”[5]在20世纪初期的前20年，引进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却是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主体是由报界出版界人士组成。1907年“蛤笑”撰文《论保存古学宜广厉藏书》一文，他是《东方杂志》编辑，该文代表了藏书楼特征的理念。孙毓修的《图书馆》连载，则是早期第一部系统论述图书馆之作，他也是《东方杂志》编辑，包括介绍儿童图书馆、欧美图书馆制度的蔡文森，介绍近代图书馆制度的章锡琛，撰著《图书馆管理法》的朱元善等，都是《东方杂志》的编辑。《东方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还有《教育杂志》，形成了当时引进现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主要的两大杂志。直到1917年沈祖荣开始图书馆事业的宣传、研究，才代表了图书馆专业人士登上学术舞台。可见，商务印书馆的报刊杂志的编辑，成为此一时期介绍引入现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主体，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办杂志为本份，根据杂志的宗旨、特点、要求与社会思潮、民众要求，偶尔涉足图书馆学。“商务现象”应该成为这一时期独具魅力的研究现象。

5 标志性的事件与学术思想人物

除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诞生和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标志性事件外，早期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代表人物是缪荃孙。缪荃孙是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一生走遍关内16省，以购书为乐，积聚图书10余万册，[6]一生创办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该两个图书馆的创设，历来为中国学界所重视，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图书馆界学者将此两个馆认定为是中国图书馆之最早者，“‘正式采取新法以图书馆名藏书之所者，拟以端午桥创办江南图书馆为最著（见袁守和先生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是我国之有新式图书馆，迄今只三十余年。”[7]程伯群认为：“中国图书馆之最早者，当推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由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合并而成。”[8]一生能主创中国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大图书馆，还有何人？

在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引进与研究方面，此一阶段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孙毓修和顾实。“孙毓修的《图书馆》在近代图书馆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9]是系统著述近代图书馆学术的端始。该文参同日本、美国图书馆，联系我国现状，从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等七大方面，提出了设立图书馆的宗旨、职能，“孙先生对图书馆的认识，在1917年以前无人能及。”[10]顾实以《图书馆指南》一书为代表，刘国钧认为，至1917年北京通俗图书馆翻译《图书馆小识》一书，可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的第一时期，“而顾氏之《图书馆指南》实可谓此时期思想之代表也。”[11]尽管取材和《图书馆小识》相同，但顾实于图书馆之必要、性质、种类、经营法、推论等尤为详细，并加了首尾二章，又于每章中稍加论述附于是其后。

6 结语

进入20世纪的清末，科举制度被彻底打破，新的教育制度的开创，成为3000年来末见之大变局的代表性成果。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领域中的要素，得到清末政府与大量臣民、士绅的关注，进而确立了近代图书馆的制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的建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规定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学术思想界开始引入先进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主体是正在转型过程中的报刊界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对社会思潮和教育事业的关注，开始涉及到图书馆。尽管具有“偶尔涉及”之特征，但是他们所引进的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引进的主要理论与思想，以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促进作用，包括他们引进的理论与思想学术的历史地位、意义与作用等的研究，形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早期的学术思想，是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确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1]（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218.

[2]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 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4.

[3]志士吴稚晖说留学东洋之便利[J].选报，1902（32）：24－26.

[4]张亚群.论清末食堂教育的发展[J].华侨大学学报，2000（4）：71－76.

[5]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35.

[6]盛巽昌，缪荃孙.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建设者[J].出版人：图书馆与阅读，2010（11）：14－16.

[7]吕绍虞.中国图书馆大事记[J].浙江图书馆通讯，1941，1（1）：20－36.

[8]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M].上海：世界书局，1935：248.

[9]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84.

[10]范并思点评[M]//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建筑创作》杂志社编.百年文萃：空谷余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13

[11]刘国钧.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G]//史永元，张树华编.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