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稌年（江南大学 图书馆，江苏 无锡 214122）

清末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时刻，“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的前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1]在图书馆界，20世纪初的前10年，大致具有与此类似的性质，至1917年“新图书馆运动”兴起前的近20年中，其主要表现有五大特征。

1 完成了藏书楼向图书馆的组织结构转型

古越藏书楼开启了“存古”与“开新”之新篇章，它面向社会公开开放，以公共阅览、公共使用为标志，在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湖南图书馆的创建，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时代的标志。至1910年清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此折的公布，成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图书馆法规，规定了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图书收藏范围及图书馆的名称、地址、设置、人员、管理、经费、借阅等事项，从而在组织结构上大致完成了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转型。以后，又在20年代大致完成了思想、管理等方面的转型。

2 学术思想假途日本输入

张之洞在1898年4月撰写的《劝学篇》，成为中西文化加强交融、社会普遍产生改革愿望的产物。由于书中大力宣传留学日本的便利与好处，因此，“张之洞的这篇‘劝学篇’实无异于倡导留学日本的宣言书。”[2]留日人士中也以自身的体会大力宣传留日的便利。如早期同盟会成员吴稚晖就谈了切身体会，认为留日十分方便，学资也有自己可解决的途径，[3]据统计，在不到10年的时期，留学日本者竟达3万8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