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丰功伟绩，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李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学习研究李大钊同志丰富的现代图书馆管理思想，对于我们缅怀李大钊同志的丰功伟绩，推动中国现代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先进的现代图书馆管理思想

1917年经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他挑起了北大图书馆管理现代化的重任。他在任职期间，不断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锐意改革，不断创新，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将北大图书馆从旧式的藏书楼转变成了新式图书馆。自此北大图书馆成了荟萃古典文化典籍的宝库、科学的圣殿和群贤聚集的场所。他对图书馆事业作出的贡献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其博大精深的现代图书馆管理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藏书楼与图书馆之间的区别。1912年李大钊就明确指出：“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坏，就算尽力他们的职务。现在的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要保护书籍，还要使各类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1]132古代图书馆是藏书之用，现在图书馆以教育为主。

（2）明确了社会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的区别。李大钊最早从理论上阐述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区别，在中国图书馆思想发展史上最早明确指出图书馆可分为“社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并对二者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图书馆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的，一种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1]132李大钊的划分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即使是在当下，图书馆的划分也不外乎这两大类。现在虽然已出现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图书馆，但从总体来看远没有成为现在图书馆的主流。李大钊有关两类图书馆的划分为图书馆管理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3）重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李大钊认为图书馆与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是全国人民不论何时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依赖图书馆是不可的”。[1]132就大学而言，大学教授方式由过去的“填鸭式”教学转变为鼓励学术研究的教学方法，因此图书馆也必须发生改变。学术研究必须有完备的图书馆，这就说明图书馆在整个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李大钊积极推动图书馆教育的社会化，而图书馆教育的社会化是图书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4）成立图书馆协会。李大钊是最早呼吁并创立图书馆协会的人士之一。在1918年12年21日，他与具有私立背景的汇文大学图书馆馆长高罗题，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此协会的宗旨是“图谋北京各图书馆之协助互益”，主要活动内容为“互借图书”“互换出版物”等。尽管这些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但是这种做法，对于中国图书馆加强馆际间的协作与联系，推动图书馆社会化方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后来图书馆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其影响及其深远。

2 超前的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

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管理制度的改革，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延长开馆时间。1918年初，李大钊就任图书馆主任时，图书馆每天早8时至下午5时开馆，许多读者对此都深感不便，要求延长开馆时间。为此李大钊决定大幅度延长开馆时间。同年4月12日起，图书馆开馆时间改为每日自上午8：00—12：00时，下午1：30—5：30，晚 7：00—9：00 时止，星期日仍照常开馆。[3]1919年5月，李大钊又将开馆时间延长为上午7：30—12：00，下午 1：00—6：00，晚 7：00—9：00。这样一来，图书馆每周的开放时间长达近81小时，这在当时的图书馆中，应该算是开放时间最长的图书馆之一。除了延长上学期间的开馆时间以外，李大钊还决定延长假期开馆时间。按以往的规定，图书馆暑假每天只开放半天，这样一来图书馆的利用率就下降了，为了提高图书馆书籍的利用率，也为了满足学生借书的要求，李大钊决定自1918年“七月九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汉文复本书籍亦准借阅”。[4]243延长开馆时间虽不算大事，但却反映了北大图书馆从藏书为主转向为读者服务为主的重要变化。这也是北大图书馆由古代藏书楼开始转化为现代图书馆的重要标志之一。

（2）建立健全图书馆制度。北大图书馆原规章制度很不健全，管理混乱。为改变这种状况，李大钊到任后，经两年多的熟悉和了解，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亲自拟定《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馆试行条例》（13条），并于1920年5月7日提交北大图书委员会讨论通过，付诸实行。该条例涉及图书馆所有业务部门和业务工作，并对其作了详细规定，表现出很高的管理水平，是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自此北大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在原有《借书规则》和《阅览规则》的基础上，两次修订图书馆借书规则，对借书逾期者予以“征收违约金”处罚。因教师借书超期现象比学生严重，故对教师罚金比学生多一倍。结果，借书逾期之人大大减少，图书流通效率相应提高，图书与读者供需矛盾得到很大缓解。

（3）设置卡片目录，提高借书效率。李大钊意识到图书馆最根本的事务之一就是使用好图书。而北大图书馆原有的书本式目录，不仅不利于查阅，而且也无法反映整个馆藏。为改变这种状况，李大钊从1918年10月起，开始着手建立卡片式目录，所建目录“以杜威十进法为基础，而按本馆所藏书籍之情形，略有变通”。至1920年，已分别编出书名、著者、分类“三种简片目录”。这3种目录，在当时国内图书馆是并不多见的，编目后的中文图书虽按经史子集分类，但增设了地理、丛书、类书、科学等几类，以适应新书增加的需要。1922年，李大钊还在任职期间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持友好的联系，他们送给北大图书馆一套完整的目录卡片近百万张，这套目录卡片是当时东亚地区唯一完整的一套目录。北大图书馆能够得到这套目录，其业务水平和国际声誉大大提高。1923年，北大图书馆还编出了书名、著者、分类3套卡片目录，提供了多种检索途径。这种把杜威式分类法与北大图书馆的实际馆藏相结合的卡片目录，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开创了中国图书馆检索途径的先河。

（4）健全服务体系。李大钊认为要想使书籍发生很大的作用，就要提供良好的服务。为此，李大钊于1918年10月推出一套新的方案：取消图书馆附设的两个室，改原来的4个室为4个课（约相当于现在的组或科）。4个课为购书、登录、编目、典书4个课。典书课下设6个阅览室为读者服务。第一阅览室专设中文杂志，第二阅览室专设中外报纸，第三阅览室专设西文和日文杂志，第四阅览室和第五阅览室专设中外书籍，第六阅览室为教员阅览室，此外还有大小书库20余个。6个阅览室中，首先建立并向读者开放的是报纸和期刊两个阅览室。李大钊的这种做法为广大读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思潮提供了方便。当时，一批中华民族精英和有志之士，如毛泽东、邓中夏等，聚集北大，勤奋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真理，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能走上革命道路，应该说与李大钊引导和影响，与北大图书馆提供的学习条件是分不开的。[5]

（5）制定“兼容并蓄”的藏书方针。北大校长蔡元培一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思想也得到李大钊的支持。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里所说的“大典”，包括了不同学派和思想的各种图书典籍。对这一主张，李大钊也积极倡导。他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两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节操。”[4]312因此，李大钊主张各类文化和图书应当取长补短，“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因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提倡，“兼容互需”成了北大图书馆藏书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北大图书馆对当时涌现出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书刊，都千方百计加以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李大钊采纳“趁德国战后通货膨胀，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买德文书籍充实馆藏”的建议，直接向德国图书出版机构订购大量的图书，其中有康德、黑格尔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图书馆还不断地选购旧书，并发动国内外图书馆及学者踊跃捐书。这些举动全因北大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不稳定，如1912年购书经费只有白银3.5两，1913年则为13018.5银元，而1914年仅为68.8银元。1912和1914年相差近20倍。对这种现象，李大钊很不满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图书馆必须要有固定的购书经费，才能使藏书建设健康发展。为此，他怀着极大耐心，经过3年努力，终于在1920年5月7日召开的图书委员会议上，讨论通过“预算案内之添购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决议，从而使北大藏书有了经费保证。这成为北大图书馆浩瀚藏书得以实现的基础。正是由于经费的稳定，1918年至1922年，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才能以每年新添1万册左右的速度增长。其藏书量居于当时全国大学图书馆第一和全国图书馆第三位，应是国内图书馆中的佼佼者，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望和影响。[6]

（6）实行开架借阅方式。李大钊不断地借鉴欧美等国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出了将图书借阅由封闭式改为开架式的大胆设想。他于1919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书的不能亲自拿书，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的不合用，又要按从前手续去换。”这既浪费管理员劳动，又白白浪费时间。“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所以多主张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1]133北大图书馆经过一段开架式实验后，得到了借阅者的高度支持。后来虽因场地问题开架式借阅未能坚持下去，但李大钊毕竟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倡导开架借阅的先驱。

（7）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才能共同提高。为提高全馆业务管理水平，李大钊注意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先进管理经验。1918年3月15日，他率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学习，后又到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访问。1920年5月下旬，他还陪同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潘臣参观北大图书馆，并请他介绍工作经验，借机了解和吸取兄弟学校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对国外图书馆李大钊也特别关注。1918年夏，他曾两次致函日本早稻田大学，了解该校图书馆管理经验。1920年，他还多次请赴英美大学就读的留学人员顺便考察英美图书馆，并聆听他们对改良北大图书馆的意见。通过对国外图书馆的学习，李大钊总结经验，致力于改革创新，使北大图书馆书写了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3 全面提高图书馆员工的综合素质

（1）重视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图书馆教育的社会化是图书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图书馆向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专业的图书馆人才。李大钊认为，要促进现代图书馆的形成与发展，就应进行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他们的知识培训，以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1918年3月，刚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不久的李大钊就亲自率领4名职员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学习该校的办馆经验，了解目录设置、书刊借阅制度及过期罚款办法等。1919年12月13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7]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2）重视女性图书馆员的培养。李大钊很重视女性图书馆员的培养工作。他曾举例说：美国1918年办有17所图书馆学校，其中纽约州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八百四十一人内，除一百六十七男子外，女子有六百七十四人，可见其多”。于是他提出“若能要求学校增设图书馆讲习科”，大力培养女性图书馆员，“岂但图书馆幸甚，女界也幸甚。”[8]到19世纪中叶，旧中国女子才逐渐有了进学校受教育的机会。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创立了男女合校，并准许女子上大学。李大钊有鉴于历史，大声疾呼：“女界于此，若能先事研究，养成图书馆人才，他日此种事业，自能得优先权利。”[1]132他的这一主张和做法，不仅有助于女权地位的提高，还对整个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3）聘任助教提高图书馆办事效率。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李大钊再次勇于创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留助教到图书馆任职。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有两层益处：“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1]132被聘为图书馆的助教教师，不必上课堂授课，只在图书馆搜集书籍，指导学生阅读、解答和咨询。他的这一主张使北大图书馆保留了一支高水平的骨干业务队伍，为推动中国图书馆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从事图书馆事业虽然只有5年，但他的现代化图书管理思想为后来的图书馆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图书馆当之无愧的先驱。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翟淑君.试析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9（11）：159－161.

[3]李大钊.图书馆布告[J].北京大学月刊，1918（4）：12.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谷姝蕊.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J].沧桑，2010（4）：120－122.

[6]吴晞.北大图书馆九十年纪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李大钊文集（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