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进，娄明辉

（1.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沈阳 110819；2.辽宁省图书馆，沈阳 110015）

《经义斋集》系清代著名大臣学者熊赐履撰著的文集，现存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本，并且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中。依据《四库全书总目·经义斋集十八卷》提要所载：“此集乃康熙庚午赐履以礼部尚书丁忧家居时所刻，凡文十四卷诗四卷。其名经义斋者，圣祖仁皇帝所赐，御题也”。《经义斋集》卷首钱肃润《经义斋集题辞》：“经义斋者，御书手定斋额也”。[1]192由此可见，这本文集的题名是以康熙皇帝所赐匾额而成书名。但是，“经义斋”的题名是康熙皇帝何年所赐，资料记载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记述：

一种记述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史列传》与彭绍升所纂《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均是此述。《清史列传》卷七《熊赐履》载：“（康熙）二十三年，上南巡，赐履迎驾，召对良久，遣侍卫齎御书及食物赐之，寻御题‘经义斋’匾额以赐”。[2]504彭绍升所纂《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载：“（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南巡，召对行在，赏赍有加，寻书‘经义斋’三字题其居”。[3]270

另一记述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孔继涵所纂《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载：“（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五岁。春，上南巡。二月二十五日，先生郊迎。上遣侍卫关保、礼部尚书张玉书、工部尚书苏赫谆谕加餐，并赐鹿尾、鹿脯、饼糕、茶蘋婆果、羊酒。二十九日，复遣侍卫关保、二格子赐御题‘经义斋’额，并尚葠十斤，以扶孱瘠”。[3]258

彭绍升所纂《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是由于“公之薨也，碑志之文缺焉，绍升读公书，恨未悉公行事”，而在乾隆“三十六年入京，与志契遇，得其家所书公事略，竝考集中诸疏及论学书为止状，竢史官采录焉”。[3]271熊志契是熊赐履幼子，当时任翰林院孔目，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是熊赐履去世六十二年之时。而且此时国史馆尚未为其纂修列传，而《清史列传》主要的稿本来源于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彭绍升所言“竢史官采录”，可见当时国史馆尚未对熊赐履编纂列传，也就是说《熊赐履传》是在彭绍升纂修事状之后之事，不能早于乾隆三十六年。孔继涵编纂其外祖父熊赐履年谱是在“先生卒后之六十年，其外孙孔继涵为考证遗文，排纂事实，录为年谱一卷”。[3]262熊赐履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孔继涵编纂年谱则是六十年后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之事。二者年代相近，难以辨析。

康熙帝六下江南，其中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均在江宁接见熊赐履，并赏赐物品。查《经义斋集》，熊赐履在被召见领受物品之后都写有奏折以谢天恩，“经义斋”就是其中某一次赏赐的匾额。前文两种记述不同的原因就是将两次召见混淆，虽然熊赐履在谢恩疏未记载年份，但是，细致对读，参以佐文，可以辨证：

其一，《经义斋集》卷一《谢恩疏》载：

“原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加一级臣熊赐履谨奏为恭谢天恩事，该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圣驾巡幸江宁。臣遵依鸿胪寺知会随众郊迎。蒙皇上召至御前，霁颜慰问，随召入行宫榻前虚衷咨访至于再四。次早特遣侍卫臣二格子至臣私第传谕，谓念臣昔年讲幄启沃勤劳，特赐尚羊四羫、尚酒一尊、尚果三盘、尚脯四束，以示优眷。初三日复赐御笔太极图说一卷、御书圣制中秋即事诗一轴。钦此。”[1]237

按，此次康熙帝召见熊赐履并赏赐物品，未有“经义斋”匾额，断定年份，可以排除一种表述是有误的。此封谢恩奏折只记月日，未载年份。但是，根据奏折中“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圣驾巡幸江宁”，查《清世祖实录》，可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壬戌朔（初一），“上至江宁。登雨花台，观其城郭山川形势，进江宁府城驻跸”。[4]卷117而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未赐熊赐履“经义斋”匾额，这与孔继涵《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一致。年谱载：“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十岁。冬上南巡。十一月朔，先生随众郊迎，特蒙慰问，召至行宫，谘访再四。翼日，遣侍卫二格子至私第传谕，谓念昔年讲幄启沃勤劳，特赐羊酒果脯，又赐御书太极图说及御制诗”。[3]258由此可见，“经义斋”题名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说不成立，《清史列传》与彭绍升所纂《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记载有误。

其二，又有《经义斋集》卷一《谢恩疏》载：

“原任经筵讲官礼部尚书今丁忧臣熊赐履谨奏为恭谢天恩事。该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恭遇圣驾巡幸江宁。臣遵部檄随众郊迎。蒙皇上特驻马慰问。次日，遣侍卫关保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臣张玉书、工部尚书臣苏赫至臣寓邸传谕，皇上念臣居丧毁瘠，特赐御用鹿尾十匣、鹿脯二十束，细鹿脯一封、酥饼一盒、酥糕一盒、苹果六十元、尚羊五羫、尚酒三锃，尚茶一瓶，谆谕臣等加餐自爱。二十九日，复遣侍卫关保、二格子至寓，赐臣御题经义斋匾额一面，又念臣孱弱，特赐尚葠十斤，以和药饵，钦此。”[1]238

又按，本次谢恩奏折中提到康熙帝赏赐“经义斋”匾额，但是由于只记载“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恭遇圣驾巡幸江宁”，依旧是月日明确，年代不清。再查《清世祖实录》，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癸亥，“上至江宁，阖郡士民迎驾。是日驻跸江宁府城”，[4]139可知，康熙帝赏赐“经义斋”匾额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之事，与年谱记载吻合。

其三，《经义斋集》卷尾高菖生跋载：

“己巳春仲孝感师相熊老夫子方居尤白下，恭遇圣驾南巡，既遣官存问复以御书‘经义斋’三字赐之。夫子拜谢成礼取其名其全集，盖纪帝训非特彰荣遇也”。[1]478

再按，“己巳”系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之天干地支记年，“春仲”与二月二十五亦符合，而且，《经义斋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刊刻成书的，是康熙帝赏赐“经义斋”匾额的第二年，记述是当时之事，比彭绍升所纂《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清史列传》和孔继涵所纂《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文端公赐履年谱》都是后人记述已过六十多年之事，更有说服力。

总之，通过上述考辨可知，“经义斋”的题名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钦赐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系误记。

[1]（清）熊赐履.经义斋集[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 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清）钱仪吉.碑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清）实录馆.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