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刚（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3）

中国古代学人，未有不重视目录者。这是因为中国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自刘向《别录》以降，无不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而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尤为中国学术史之渊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书类》收录历代《四书》研究著作164部，四库馆臣对这些论著均有批隙导窾之精审批评，俨然是一部简明的《四书》学史，其中对宋、元、明、清四朝的《四书》学批评尤为珍贵。

1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四书》学之批评

中国传统经学可以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类。汉唐训诂发达，经学昌明，考据学兴盛；宋代理学蔚然兴起，成为学术的新潮流。理学是哲学兴味极浓厚的学术类别，它着重于宇宙论、本体论的探研，发展了儒家心性理论，强调为学工夫，推崇儒家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1]理学之所以呈现出以上诸种迥异于考据学的特征，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理学家所依据的儒家经典与汉学家判然有别。汉学家以名物考证见长，所据经典为“五经”；理学家以义理阐发争胜，所据经典为《四书》。朱熹集平生之力为《四书》作注，元代延祐年间朝廷又将其悬为令甲，之后科举八股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命题所出，天下士子皆被笼罩其中。学者自束发受书，无不从《四书》入手。以至于《四书》的地位日渐高涨，有凌驾五经而上之的趋势。

“五经”与《四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各自分途，发展出汉学和宋学两端，固然是因为后世儒者别择不同、分途致力，但其根源却仍在两者内容上的差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三十五《孟子正义》提要对此有精当的论述，其词云：“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赵岐《孟子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发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2]

《论语》《孟子》词旨显明，从汉学名物考证入手，未必有多少值得抉发之处，而义理阐发却有无限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孟子》文本的特质，是理学家选择它们的根本依据，而理学家的义理阐发，也符合《论语》《孟子》的文本要求。故此宋代理学家选择《四书》不是偶然，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宋学之兴起，也是《四书》文本的内在要求所致。

汉学经历了汉唐的繁荣之后，在宋代遇到了理学的挑战，并逐渐被理学所取代，皮锡瑞称宋代是经学的变古时代，[3]而《四书》变古的标志性著作，四库馆臣以为就是宋代邢昺的《论语正义》，该书提要云：“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2]将导源宋学之功归于邢昺，但若论宋学的集大成者，自然当以朱熹为大宗，而宋代《四书》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作，甚至《四书》学史上成就最高的论著，也应首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更是推崇备至，该书提要曰：“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2]

可以说，此提要是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最为公允的评价，同时也反映了四库馆臣的两种《四书》学批评方法。

（1）汉宋兼采，不主一偏。清朝开四库馆，馆员集一时之选，纪昀、戴震等一大批汉学家主持其事，可以说四库馆是当时汉学家的大本营，以往论者往往据此推断《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也是以汉学标准为持论之绳墨，更有甚者，以为《四库全书总目》就是汉学家眼中的学术源流变迁，故此推断四库馆臣对汉学著作褒奖有加，而宋学论著，尤其是理学著作，则倍受讥弹，评介失允。不过，现在以《四书章句集注》的提要来看，这种观点是与事实相悖的。实际上，四库馆臣是主张汉宋兼采，不主一偏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就有明确的宣示，即“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除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经义明矣”。可见，四库馆臣是以“公理”“经义”为最高悬鹄的，而不是先存了汉学家的偏见，有意左袒汉学而贬低宋学。《四书章句集注》提要对汉学家以细枝末节的考证之疏质疑朱熹的做法甚表不满；当然，他们也无意推崇宋学，对于宋学家的回护朱熹，百般弥缝，也有尖锐的批评。所以，简单地以汉学标准衡量《四库全书总目》是偏颇的，并且学界流行的观点以为汉宋合流的趋势是嘉道之际才开始显露，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四库全总目》来看，这个汉宋兼采的学术潮流，最迟在乾隆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

（2）尊奉经典，反对叛经。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考察，不难看出，宋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对汉学考证的反动，它的兴起革除了汉代学术的拘泥琐碎之弊，也纠正了六朝隋唐经学芜杂无宗之失，是经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重要革新，自然也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进步。但利弊相仍，宋学也有疑古过勇之失，这就是四库馆臣所说的“悍”。《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云：“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2]这股疑古思潮也波及到了《四书》研究，尤以《孟子》为烈。据《礼部韵略》所附条式可知，宋代元祐年间就以《论语》《孟子》试士，王安石对《孟子》更是尊崇有加。但守旧派反对王安石变法新政，党争之火，殃及《孟子》，司马光等借《孟子》与王安石作难，所以有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问世。清朝政府自立国之初就明令严禁党争，维护正统官学思想的四库馆臣也反对这种党争陋习、门户之见，而对宋代学者中能逆流而上、尊奉经典者则极力表彰推扬，从他们对孙奭《孟子音义》的评价中就可见一斑，该书提要云：“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2]

2 《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明两代《四书》学之批评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制定科举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三门，其中“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子章句集注，复以已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4]至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元代政府定于一尊。受官学强势政治影响，元代的《四书》学几乎都被朱熹笼罩，创获性的著作难得一见，即使是较为出色的论著也是依附朱注而行，如理学家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等。朱熹《四书》学思想的精粹部分都被纳入到《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平时答门人之问的思想与《四书章句集注》略有不同，朱熹生前未及订正统一。朱熹卒后，卢孝孙采集《朱子语类》《晦庵文集》关涉《四书》者，汇集为《四书集义》，计有100卷之多。学者以为过于繁冗，有鉴于此，刘因在《四书集义》的基础上，删除重复，保留菁华，编辑了《四书集义精要》28卷。四库馆臣对该书评价颇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三十六该书提要云：“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2]

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元代儒者“徒博尊朱之名”者很多，他们过于尊奉朱熹，以致泯灭是非之分，以至于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错误也是百般回护、曲意弥缝。张存中《四书通证》即是一例，四库馆臣批评说：“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2]泥朱过甚，难免偏颇，甚至出现了割裂《四书》原文，以之迁就朱熹注文的荒谬行为，较为极端的著作就有胡炳文《四书通》，提要说：“大抵合于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于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2]

元代也出现了很多为科举而设的《四书》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袁俊翁《四书疑节》和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两种。尽管两部书都是科场参考书，但元代科举初设，当时学风笃实淳厚，士大夫尚有志于研究经书，与明代八股文影响下的《四书》著作相比，仍有较高的价值，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评价还是颇高的。袁俊翁《四书疑节》提要云：“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2]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提要云：“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佑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2]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5]明代科举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三场之中以头场为重，头场又以三篇八股文为重。此制度一定，士子无不以八股文为头等大事，一切经史之学都废置不讲，所以明代成为经学史上的极衰时期，而其根本症结即在八股取士，无怪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哀叹：“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6]

《四书》研究在明代也是走到了低谷，可谓是百弊丛生，谫陋至极了，而开此恶俗风气的，即是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编撰的36卷本《四书大全》。此书乃是从元代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剽窃而来，仅小有增删，对于详略繁简的处理，还在倪氏之下，几乎无创造性的价值可言。然而，明成祖却为《四书大全》作序，颁行天下，有明一代，200余年，奉此书为取士准则。上行下效，影响极坏，四库馆臣说：“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2]受《四书大全》的影响，明代为八股文而作的《四书》讲章泛滥天下，这些《四书》学论著，几乎都是为盈利而设，原本就与学术著作不同，所以陈陈相因、剽窃重复是常有的事情。而这些讲章几乎都是庸陋鄙俚，粗制滥造的。即使是受到好评的薛应旂《四书人物考》，也不入四库馆臣法眼，他们批评该书“杂考《四书》名物，饾饤尤甚”。而究其原因，仍在八股文，即“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目。斯亦经术之极弊”。在讲章充斥的明代，《四书》本旨，甚至是朱熹的注解，都被淹没其中，隐晦不彰了。故四库馆臣感叹：“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2]

除了八股讲章泛滥之外，明代以禅解经的现象也十分流行。王学末流，尤热衷于此。因为王学在“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7]这种风气也波及到《四书》诠释之中。其实，以禅理附会《四书》，苏辙就已经开启端倪，其《论语拾遗》提要云：“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踰矩为无心，颇涉禅理。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去来自如之义。盖眉山之学本杂出于二氏故也。”[2]不过，北宋以禅解经的做法只是偶尔一见，不像晚明如此盛行。《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四书类存目》就著录了很多种，如管志道《孟子订测》，提要批评说：“测义则皆出自臆说，恍惚支离，不可盛举。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2]姚应仁《大学中庸读》“阳儒阴释”；[2]寇慎《四书酌言》“纯乎明末狂禅之习”。[2]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还有一条重要的批评标准，就是“论人而不论其书”与“论书不论其人”，这是因为“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2]所以应该采取变通之策。如著录杨继盛、黄道周的著作，是“论其人而不论其书”；而耿南仲的《易》学之作能够厕身《四库全书》，乃是因为“论其书而不论其人”。这个标准也体现在对明代《四书》学的批评中，《四库全书总目》对刘宗周《论语学案》的评价就是如此，提要云：“盖宗周此书直抒已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于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2]提要显然有表彰节义、彰善瘅恶的用意所在，其评价也不完全是从学术着眼。

3 《四库全书总目》对清代《四书》学之批评

皮锡瑞以为清代乃是经学的复盛时期，他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清初的右文之风，首先是康熙皇帝发起的。康熙十年（1671年），开经筵日讲，任命王熙、熊赐履等为讲官。康熙朝的经筵日讲有利于经学昌明，也有利于理学的复兴。经筵日讲的《四书》部分，结集为《日讲四书解义》，该书提要云：“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于此矣？”因为该书标明为御制，四库馆臣揄扬有些过当，但提要所言该书有转移风气、接续道统之功，却是符合实情的。受康熙皇帝崇尚程朱理学思潮的影响，清初陆续出现了一批维护程朱正统思想的《四书》学论著，较为知名的有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提要评曰：“陇其笃信朱子，所得于四书者尤深。是编荟粹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另外，清初儒者几乎都经历了明亡的悲剧，对于明代阳明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深恶痛绝，一时人心思治，无不向往笃实严谨的学风。这正是梁启超所言，清代学术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个支流，即“排斥理论，提倡实践”。[8]《四书》研究也开始排斥晚明的不良习气，恢复汉唐考据传统，以考证见长的《四书》论著也开始问世。代表性的著作就有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四库全书总目》称赞该书：“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2]

另外，江永《乡党图考》也是考据学的经典之作，四库馆臣也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要云：“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于乡党者，分为九类，考核最为精密，亦可谓邃于三礼者矣。”[2]

当然，前明的影响在清初也并未消失净尽，清初王学家和时文家也不乏《四书》论著，阳明学派有孙奇逢《四书近指》、黄宗羲《孟子师说》等，时文讲章派则有杨明时《四书椰札记》、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但两派的作品都摆脱了明代的新奇谬戾之弊，呈现出案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的新特征。孙奇逢《四书近指》提要云：“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2]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也为四库馆臣所褒奖，说该书“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于人心”。[2]

[1]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4.

[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Z].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0.

[4]（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19.

[5]（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6.

[6]（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36.

[7]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0.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