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刚（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3）

中国古代学人，未有不重视目录者。这是因为中国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自刘向《别录》以降，无不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而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尤为中国学术史之渊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书类》收录历代《四书》研究著作164部，四库馆臣对这些论著均有批隙导窾之精审批评，俨然是一部简明的《四书》学史，其中对宋、元、明、清四朝的《四书》学批评尤为珍贵。

1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四书》学之批评

中国传统经学可以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类。汉唐训诂发达，经学昌明，考据学兴盛；宋代理学蔚然兴起，成为学术的新潮流。理学是哲学兴味极浓厚的学术类别，它着重于宇宙论、本体论的探研，发展了儒家心性理论，强调为学工夫，推崇儒家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1]理学之所以呈现出以上诸种迥异于考据学的特征，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理学家所依据的儒家经典与汉学家判然有别。汉学家以名物考证见长，所据经典为“五经”；理学家以义理阐发争胜，所据经典为《四书》。朱熹集平生之力为《四书》作注，元代延祐年间朝廷又将其悬为令甲，之后科举八股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命题所出，天下士子皆被笼罩其中。学者自束发受书，无不从《四书》入手。以至于《四书》的地位日渐高涨，有凌驾五经而上之的趋势。

“五经”与《四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各自分途，发展出汉学和宋学两端，固然是因为后世儒者别择不同、分途致力，但其根源却仍在两者内容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