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中

（1.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1；2.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州 510303）

笔者最近在查阅民国三十三年（1944）出版的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时，无意间注意到曾国藩给吴汝纶的一封回信，后遍检清代光绪年间由传忠书局编刻的《曾文正公书札》《曾文正公书札续钞》，以及岳麓书社于1994年前后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书信部分，发现《曾文正公书札》《曾文正公书札续钞》与《曾国藩全集》均没有收录此信。故将此信检出，并加以考述，以供研究者参考之用。

曾国藩的这封回信作于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二十五日，即他辞世的前一年。此信原文如下：

八月接诵惠书，具聆一一。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裁畣稍稽，比审侍闱多祜。新履深州，政祉懋介，身执百务，劳勚倍常，至以为念。

承述所过见闻之状，曲为奖饰，自省在畿辅年余，无一可信幽独，可质交亲，不过循途守辙，涉笔画诺。其礼贤一节，豪无实际，而李君更招慢士之讥。最后天津之役，物论沸腾，冒大不韪，而僚属犹殷殷存问，如来书所云者，则以体阁下爱仆之情，为一体相温之语，聊佐寒喧，岂足为去思之征验耶？

翰泉求还，目下断难设法。迭阅新闻纸内，彼族颇责罗使未能力持府县抵偿之议。李相盖深知其难，故不复答翰意外之求，阁下既询翰泉家属，知戌所尚不甚苦，将军复以优礼相待，即望以书告渠，劝其忍耐且住，勉效苏子卿、洪忠宣久居绝域之所为。若处之过于迫蹙，便觉度日如年，徒增郁闷，而于事仍无济，非自全之道也。

直隶淫霖为灾，津郡附近各属，几成泽国，为近数十年所仅见。荃相截漕十万，赈济灾黎，犹难徧及，旋疏请饬江浙两省各办米二万石，改解折色十万金。又函商鄙人，于淮鹺内筹捐二十万金，又谋及江浙官绅捐棉衣二十余万件，当可补救一方，不致终成饿莩。深州向困于水，今年想更浩瀚，难于措手，一省办赈，则宜多用好官；一州办赈，则宜多用贤绅。

阁下文学渊雅，识解迈伦，更能力矫视事太易之弊。目己察而犹恐未精，心已明而犹恐自是，不泄于迩，不忽于小，则绅富之气易通，贫民之情易达。苟全无款可筹则已，如省中有饷可拨，本境有银可捐，则得一钱一粟，必有实惠及民。古来良吏，岂有异术？亦惟心诚求之，临事不苟而已。官署岁入无多，只有节用之一法。仆平生好讲俭字，而署内实失之奢靡，由不能检察细务。阁下宜以为鉴，米盐薄物，事事减损，宅门以内，食者少而用者舒，则不至妄行挪欠。即使一旦因公亏累，亦为上下所共谅，神明所共鉴，弥缝终有时也。

鄙人目光昏霿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内子沉疴就痊，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瘅，亦生理之极艰。大小儿正月生子，七月惊风殇亡，殊用郁郁。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

足下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废学为要。诸希心鉴，复颂台祺不具。

国藩顿首[1]3，4

对于这封回信的真伪，我们可从以下五方面来进行判别：

（1）从《桐城吴先生年谱》的编者态度验其真伪

据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序》云：

先生既没，遗书陆续刊行，独年谱一编，尚付阙如。先生门人从事编辑者数家，至今未出。立志有意于此，爰以暇日，取先生诗文、尺牍、日记各编，撷其精微，综其纲要，逐次排列，渐有端绪。又与先生子北江过从，得窥其家藏遗墨手稿、未及刊布者，稍稍裒集，积久乃克告成。间有疑义，遣儿子崇元，数从北江质问，务得当乃已。[1]33-35

从这篇序言，我们可以看出，郭立志是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来编写吴汝纶年谱的。另外，在施培毅与徐寿凯校点的《吴汝纶全集》中，吴汝纶的不少佚文就出自年谱。由此可见，年谱所引用的书信，其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

（2）从曾国藩的手书日记验其真伪

曾国藩于回信中提到自己在这年八月接信后，“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故没有及时复信。在信末尾又提到自己“八月十三日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

在自己手书日记中，对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间的行程，曾国藩均有记载。现摘选其中与之相关的内容，以供证明：

同治十年

八月

十三日，早饭后，检拾各件将出门。平日毫无收拾，遂觉混淆散乱，一无头绪。辰正二刻出城，将军、副都统、织造、司道等送至水西门。旋开船行走。司道又送至下关。在舟次，清理文件，阅《通鉴》百五十卷。未初中饭后，在下关，坐见之客五次。旋又开船行走，傍夕至燕子矶巴斗山湾泊。在舟次，核两日科房批稿簿，倦甚。坐见之客三次。温《古文辞类纂·序跋类》，二更五点睡。十四日，早饭后，登岸看船厂工料等事。……上船开行，行十余里，风太逆，在于黄天荡上游，折回湾泊。至未刻，风稍定，又开行十余里，在于划子口湾泊住宿。十五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是日逆风，竟日不开船，即在划子口住宿。十六日，早饭，请薛叔耘兄弟、陈蓉斋、曹镜初小宴，已初散。是日，仍逆风苦雨，竟日不能开船。十七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是日上半日，仍是逆风细雨，未得开船。未初以后，风略减，始开船。十八日，早饭后清理文件。开船，行三十余里，至三汊河。旋又行二十余里至扬州。二十日，早饭后见客二次，旋即出门，约十二里许，至扬州西门外校场看操。初看扬州盐捕两营操大队，约六百四十余人。旋看扬州营操洋枪队，约百五十人，演十一阵。旋阅奇兵、泰州、泰兴、三江、兴化等五营炮队，仅百六十余人。阅毕，余止歇息。廿七日，黎明开船。是日共行八十里。酉初至淮安泊宿。廿八日，未明开船，行十五里至淮关登岸，拜监督舒麟。旋归船，又行十五里至清江浦。廿九日，黎明早饭后，坐见之客三次，清理文件。旋至校场大阅。

九月

初三日，早起，点灯吃饭。饭后，坐见之客二次，立见者二次。旋料理琐事，即行起程，由陆路赴徐州。初七日，早饭后，黎明行四十里，至杨家窪子打尖，吃饭甫半碗许，即大呕吐。盖二日内每饭皆作呕，幸忍而未发，而极不爱饭，至是不复能忍矣。旋又起行五十里，至徐州府住宿。初九日，早饭后，至校场阅大操，凡徐州中军、城守、萧县三营。十六日，黎明起。早饭后，坐见之客二次。旋出门拜客，张漕帅、欧阳健飞两处会晤，余未得见。归，即开船。在船清理文件，作诗酬壬秋，仅作八句，已行三十里至淮安矣。二十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未毕。坐见之客二次。黎明，自金山开船，行六里许，至镇江西门外湾泊。旋登岸至校场大阅，人数甚少，镇江营仅三百六十六人，淞北营仅九十八人，淞南营仅一百六十一人，通共六百廿余人耳。二十二日，早起，李军门来，因留与共饭，一面开船行走。行五十里至常州，甫过午初。廿三日，早饭后，坐见之客二次，即至校场看操。廿四日，未明开船，行六十里，午初至无锡。二十五日，黎明开船，行二十里至望亭。见客二次。清理文件。李军门两次来谈，坐皆甚久。……饭后，即至常熟矣。是日凡行百一十三里。二十六日，早饭后，至校场看操。二十八日，早，开船行走。……旋至苏州城外，由齐门、阊门以抵胥门。

十月

初二日，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旋出门至校场看操，请张子青同阅。初三日，早饭后，见客二次，潘顺之谈颇久。旋出门至张子青中丞处辞行，谈颇久。出胥门城，将赴松江，中丞及司道以下皆在城外相送。初四日，黎明，开船行走。行六十里至昆山县，离城约十余里经过。又行六十余里，至四江口泊宿。初五日，黎明开船，行二十七里至青浦县。又行四十五里至松江府。初六日，早饭后，登岸行十里许，至校场看操。十三日，早饭后，天尚未明。……旋登威靖轮船，将乘之以返金陵。十五日，黎明起。饭后，由威靖轮船移至测海轮船。一面看操演枪炮、上桅放篷水龙等事；一面行走。行六十五里许，至下关停泊。约午初许，旋换小轮舟入内河。行二十里许，至水西门登岸，将军、织造、副都统、司道等皆在官厅迎接。[2]

从以上内容看，曾国藩此段时间的行程与回信中的内容一致。

另在回信中，曾国藩提到“鄙人目光昏霿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

此种病况，曾国藩在其他书信和自己的日记中也时常提及。如作于咸丰九年（1859年）的《复欧阳牧云》中，曾国藩在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弟身体粗适，目疾与去年略同，尚未再增老光，心血积亏，不耐久思，此是多年旧症，亦遂不敢构思舍间诸事。[3]

（3）从曾纪泽的日记验其真伪

在复信中，曾国藩提到“内子沉疴就痊，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瘅，亦生理之极艰。大小儿正月生子，七月惊风殇亡，殊用郁郁”。

曾纪泽为曾国藩长子，信中的“大小儿”即指曾纪泽。据《曾纪泽日记》记载：

同治十年

正月

十三日，晴。……陪医治母亲目疾，用祝由敕勒之术。十四日，晴。……陪欧医治母亲目疾，陪旭亭诊内人脉。十八日，晴，丑初即起，内人临蓐，至寅正得一子，贺者纷纷，至中饭后渐稀。[4]92，93

七月

二十二日，晴。卯初起，因广铭儿病势甚重，竟日未治一事，屡在上房抚抱，屡在书斋陪医。三更睡。二十三日，晴。铭儿病先日下午稍减，四更后转剧。竟日抚抱，一面延请各医诊视，有加无瘳，遂于酉正殇去矣。数月小儿，亦知不宜过悲，而观其病状，不禁悯痛。初更命人敛束。二更后在母亲室久坐，在内人室久坐，劝其宽怀。三更睡。[4]142

从上面内容看，回信所提及的家人近况与《曾纪泽日记》记载相同。

（4）从吴汝纶日记验其真伪

吴汝纶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提到了一些与此信有关的情况，如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九日日记：

谒曾相作辞金陵，盘桓十有四日，数见曾相，泛论今古，所言多可牖启人志气者。二月二十九日以后，率以间日一谈。其言居官之法，不外“勤慎”。教余事事学游子岱，谓余公牍胜子岱，而察言观色虑以下人之道，不如子岱。又言在北时有谤余为傲者，宜少加意。又虑余于逸盗未获及监犯越狱诸事不肯耐烦。皆甚切至者。5738

此篇日记主要写曾国藩在吴汝纶去深州任职之前对他的谆谆告诫。这些告诫内容，与曾国藩的回信内容也比较接近。

另在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的日记，吴汝纶说：

去岁，齐澹斋劝我学曾相，每日治事读书须立有定程，细事不必躬亲，留精神以备大用。所言极中余病，惟不亲细事，似为未然。余自知疏阔，不能条理缜密，昨岁曾相书来，亦劝以“检察细务”，尚当三复此四言。[5]744

在本篇日记中，吴汝纶提到“昨岁曾相书来，亦劝以‘检察细务’”。在曾国藩的回信中，确是有“仆平生好讲俭字，而署内实失之奢靡，由不能检察细务”之语。

（5）从吴汝纶原信验其真伪。

吴汝纶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二日写的《上曾相》原信如下：

违侍后，行抵清江，察看运河浅阻，舟楫不通，遂奉二亲舍舟登陆。四月廿一日行抵天津，寓舍难觅，眷口多病，在津勾留一月，五月廿六日始至保定。方伯催令赴任，以六月初十日到州受代。数月以来，奔起尘土，行踪无定，及到任之始，所请幕友未及偕来，几于一身百役，用是叩违许久，未上一书。伏维福躬万安，私用企祝。

吾师还镇江南，神人豫悦，公私称意，不问可知。伏望珍摄玉体，稍节劳勚，高年精力，迥异前时，不宜过自勤苦也。直隶司道大员，下至州县，言及吾师，无不感激依恋。南来旧人，固自应尔，乃至范廉访、恒都转、费观察、恩太守等，或相从未久，或众人相遇，与之聚谈，如子弟之候问父兄，依依之情，溢于言表，皆若致憾于某别久不能具悉起居者，下至乡野老父，亦有问候曾侯何在者。吾师在北，无赫赫之名，而去后之思如此，不独久居门下者闻之欣慰也。

承委以翰泉求还事，致命李相，据云：“津案未久，时有余波，目前断无赐环之望。翰泉既系同乡，又有循绩，苟可援手，无不尽力，知其无济，不可妄为，曾师办理此事，本未过当，不必时抱歉衷。”并令致书翰泉，属其稍安勿躁。某到保定，亲询翰泉家属，知戌所尚不甚苦，该处将军颇以优礼相待，惟风土殊异，怀思中国耳。

直隶今年雨水极多，有七十、八十老人皆谓生平未见之水，滹沱、猪龙两河，泛滥于深州、安平、饶阳之交，几汇为泽国，而雨势未止。初登仕版，遽遭灾岁，直属莫知所措。此州民风淳朴，胥吏无甚黠猾者，绅士无出入请托者；某初到，词讼稍繁，然民不刁健，判断尚易，苟非饥岁，勉竭心力，抚循当不甚难；被灾则贫民极多，无术绥辑矣。[6]

吴汝纶此信，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① 陈述返程及到任所履职情况。② 说明未上一书的原因。③ 提醒老师要注意身体。④ 禀告天津官民对其思念之情。⑤ 回复委派张翰泉事。⑥ 交代深州民风及水患情况。针对吴汝纶信中的相关内容，曾国藩在复信中一一予以回答。

综上所述，曾国藩这封复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另外，从《桐城吴先生年谱》所收的这封曾国藩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人，以及他对吴汝纶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所以，这封书信对研究曾国藩以及当时的政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 郭立志.晚清名儒年谱·桐城吴先生年谱[K].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铅印本影印，2006.

[2]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M].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行手稿本.

[3] 李翰章编.曾文正公书札·卷八[M].光绪传忠书局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

[4] 刘志惠点校辑注.曾纪泽日记（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

[5]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四）[C].合肥：黄山书社,2002.

[6]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C].合肥：黄山书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