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

关键词：何其芳；延安文学；忏悔仪式；话语机制；创作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135—07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407)

作者简介：李遇春，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430079

一、认同后的冲突

抗战后的延安，作为红色的革命圣地，在无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实际上被想象成了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正是这股神圣的激情和诗意的冲动催迫着他们毅然西行，奔赴那片红星闪耀的地方。那情形，宛如虔诚的教徒朝圣，“虽九死其犹未悔”；又如孤胆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便是那一大批以自己的身心去拥抱革命却又无奈地为政治所裹挟的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

何其芳正是这样一个染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群体中的一员。1938年8月，当诗人行进在通往心中“圣城”的川陕公路上时，他竟然“狂妄”地想起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此时的何其芳还是一个满怀“摇醒成都”般激情的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一个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