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复的古文书写与语言伦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照：一是其“声与神会”与“讲求事理”的文章观，囚其“事理”内涵的变化突破了八股文书写的某些边界；二是严复古文书写中蕴含的新机和压制性因素；最后是其古文书写中的语言伦理观念。借此可以概括从晚清至五四时期严复的“文”与“言”的基本面貌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严复；古文书写；语言伦理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122—07收稿日期：2010—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08BZW051)

作者简介：文贵良，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200062

一、文章观：“声与神会”与“讲求事理”

严复的“古文书写”边界宽泛，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其译著、讲义、论文和古体诗歌。如果仅用“古文”恐怕就会把译著和讲义排斥在外。译著规模宏大，论文篇幅短小，讲义兼有写和说的成分，古体诗歌为闲情之作，但是从书写语言的样式(文言－古文)来看，四者具有一致性。尽管他1906年的《政治讲义》在语式上更加通俗化，但与论文、译著在语言上差别不是那么截然分明。

史华兹指出，“严复译文的典雅特色，当然不仅显露了他对自己精美文笔的骄矜和他的修辞学造诣。而且显露了他力图通过用最典雅的中文表达西方思想来影响讲究文体的文人学士的动机。”“典雅”诚典雅，影响文入学士的动机也实现了，但是“骄矜”的背后却有着严复对于古文书写的痛苦记忆。1899年严复致吴汝纶信写道：“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