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

二战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学界中的民主化研究逐渐兴起，并在之后掀起了几次高潮，逐步形成了解释和分析民主化问题的两大理论谱系：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结构论”和强调政治精英关键性作用的“过程论”。①检视相关文献，大卫·波特尔指出解释民主化的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途径、转型理论途径和结构理论途径等三种理论取向；郭苏建提出民主转型的结构主义、过程取向、制度背景取向和政治经济分析等四种解释路径。从本质上讲，这些主张都可以归入下列两大类范围：一类是强调结构性因素的“结构论”，一类是强调政治行动者的行为选择的“过程论”。相关文献分别参见［英］大卫·波特尔等编：《最新民主化的历程》，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4－30页；Sujian Guo，“Democratic Transition：A Critical Overview”，Issues＆Study 35，no.4，July/August1999，pp.133－148.在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研究中，“过程论”在一些方面相对于“结构论”似乎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那么，这种“更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体现在何处?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这些作用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和途径而最终发挥效应的?通过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性观察，我们初步判定：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主要包括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两个阶段）的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一作用在转型和巩固这两个阶段中既有明显的一致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本文就主要尝试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最后进行比较分析和简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