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刚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下的官方意识形态，亦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思想，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以强力的渗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今天的企业管理。源于东方世界的企业文化，被誉为企业的灵魂，更是建构在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之上。儒学与企业文化的机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更是儒学传播的应然。儒学的强力渗透，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特性，而企业文化亦成为其传播的新载体，为此，儒学对企业文化的渗透变得十分必然。在当代，儒学渗透到企业文化建构的整个过程，且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此的审视与解读意义深远。

一、渗透的凸现

儒家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建构的始终，且成为其建构的理论来源。企业文化建构的各个方面都有儒家思想的身影，其核心的企业价值观及管理思想等无不汲取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企业文化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儒学渗透的呈现。儒家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礼记·中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这些都是儒家“民本”的体现。《中庸》具体地阐述了民为中心的思想。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孔子重视“民，食，丧，祭”，把“民”列在首位。所有这些儒家思想，无不将“民”放在首位，重视人的价值。孔子曰：“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人本管理思想，也构成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1]作为企业之魂的企业文化更好地吸收了儒家的“民本”理念，将其提升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强调企业要尊重“人”、重视“人”，要“以人为本”。将“人”放在首位，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尊重职工，关心职工，使得企业更聚人心，得以长足发展。在当代，更是将“人本管理”思想提升为时代的主题，由过去强调对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重视。这无疑是当代企业文化向前迈进的重要标志。可见，当代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孔子“爱人”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中的最好诠释和体现。

企业文化之中，社会取向的价值观，亦是儒家思想渗透的彰显。孔子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国和天下四者的有机统一。《大学》提出：“修齐治平”；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礼记·礼运》提出“天下为公”。儒家思想呈现出的这种对国家、社会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影响深远。海尔精神中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四川长虹集团“产业报国”的企业理念，汶川大地震后众多企业纷纷义捐，贡献出一份力量的精神气概，无不彰显了中国企业所谱写的社会取向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中所强调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浓厚的“家国天下”意识，无不深受儒家思想渗透的影响。在当代，更加注重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三者的有机统一，更加注重社会取向的企业价值观。这足以有力地证明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中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当代企业有力地传承了儒家“家国天下”的观念。

企业文化战略的执行、推进处处凸现出儒家思想的渗透。儒家思想以其强大的渗透力，贯穿于企业文化战略的执行、推进之中，且深深地影响着企业文化战略的执行。企业文化所打造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是儒学渗透的体现。儒家思想重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团结意识和团队精神，还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倡导团结协作。强调“人民团结是胜利决定性条件”[2]。儒家思想中对团队意识、团队精神的强调无疑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着当代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中存在着诸多关于团队精神的强调，特别是全球一体化来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团队意识、合作精神更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也是员工得以存立之本。企业文化战略的执行、推进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它更需要团队努力去推进，更需要发扬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儒家的“人和”精神在当代企业文化战略的执行、推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儒家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战略的执行、推进之中，其“人和”、“同心”思想闪耀着光辉，而当代企业文化中“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正是对其深刻的传承与解读。

规章制度的建立及健全是企业日常管理之本的理念，亦是儒家思想渗透的有力凸显。儒家强调“正名”(《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他相信“治无度量则事不成”(《孔子家语·三恕》)，还强调只有“正名”，才能维持秩序的正常进行，只有正名才能够进行正常的事务管理。此外，孔子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周礼”[3]，“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尼燕居》)，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礼”即是社会的规章制度，他提倡人们要“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即自觉地遵守“礼”。孔子试图用“正名”、“礼”构筑社会治理的大厦，试图用“正名”、“礼”建构起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和伦理秩序，从而达到日常管理的目的。儒家关于“礼”、“正名”的思想，千百年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当代企业文化借鉴和吸收了这种理念，提出了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来对企业进行日常管理的思想。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离不开基本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企业中的“制度”与孔子追求的“礼治”一脉相承，而今天企业文化中对“制度”思想的强调更是儒家“正名”、“礼治”的最好体现。

企业文化在传播之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儒家思想渗透到当代企业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其精神实质引导着传播的进行。企业文化重视的诚信守正的理念亦是儒家思想渗透的凸现。诚信在企业文化传播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企业文化得以存立的根本，也是社会大众对企业文化给予肯定的重要评价标准。这种注重“诚信守正”的理念正是儒家思想的诉求。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强调以诚待人，讲求信用，重视信誉；“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以上思想要求企业文化要“诚实宣传”、“不虚不夸”。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大学》云：“君子必诚其意”。儒家主张“以信取仁”。“诚实守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当代企业对外宣传的重要理念。讲求“诚信为本，信誉第一”使得企业对外树立了美誉，对内又得以服众、教化员工。由此，这种“言思忠”(《论语·季氏》)、“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的精神在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后，体现出“诚信守正”的理念。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宣传理念亦是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儒家注重“以修身为本”(《大学》)，肯定“慎其独”(《礼记·中庸》)。孔子曰：“修己已安人”(《论语·宪问》)，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第一》)。儒家经典中多次提及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提高自我内心的修养，继而达到完美管理，率身示众之目的。这些儒家理念渗透到企业文化的传播之中就是当今企业所倡导的“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宣传理念，它讲求的是内外的辩证统一，认为“内强”是外树的根本和先决条件，着重强调对内要强化素质，即通过“内修”来增强自我，从而对外时可以树立更好的形象。同时，企业文化传播过程中，“外树形象”又对“内修”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在处理内外时更注重“内修”和“内强”，这一基本理念正是汲取儒家思想的结果和体现。

儒家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的重塑之中，并在处理企业文化的冲突及重构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企业间的相互兼并和重组时有发生。为此，不同企业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织也越发明显，在此背景下，重塑一种适应新的企业组织的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正是处理当代企业文化相互冲突的良药。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论语·雍也》)，“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和而不同，执者用中”(《论语·子路》)。儒家要求做任何事情都要不偏不倚，把握住“度”，特别是在处理矛盾和冲突时更应如此。为此，首先要处理好原有文化的关系；其次，把握住“度”的重塑，分别吸收；最后，融合在一起，重新塑造出一种新的更具革命力的企业文化以适应重组后企业的需要。儒家“中庸”的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的重塑之中，有力地处理了多种企业文化的冲突。其着力对度的把握的理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得以传承。此外，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理念。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儒家注重“和谐”(《晋书·挚虞传》)，这种理念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便化身为“和谐进取”的精神，成为企业文化重构的指导思想。在多种企业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只有求“和谐”才能使原有各企业文化的优点突现出来，才能够兼容并蓄，稳定传承。只有“进取”才能够使新企业文化在原有多重企业文化背景下重塑而生。总之，儒家“和”的理念和“中庸”之道在企业兼并和重组的背景下，为重构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企业文化中“和谐进取”精神的发扬。

二、对渗透的反思

渗透有着积极的功效。儒家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中国特色企业文化范式的产生。在当代，客观地认识这种渗透成为一种必要。通过对儒家思想渗透企业文化的反思，我们发现这种渗透有着积极的功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存在着诸多值得肯定的价值。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的思想。儒家精髓之中蕴含着大量关于积极入世思想的表述，不论是先秦的孔孟荀卿之学，还是两汉以后的新儒学，其主流思想都提倡经世致用，兴邦治国，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如“修齐治平”(《礼记·大学》)，“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都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功。儒家思想中包含着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特别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拼搏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上进心，有力激发了群众创造企业、发展企业的热情。另一方面，是求是务实的精神。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每事问”(《论语·八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等均是求是精神的反映。孟子主张要知人论事，认为给民以恒产，从而使民有恒心，强调“无恒产则无恒心”。董仲舒则承认“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充重实事，疾虚妄。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不同表现，它们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则形成了企业“求是务实”的精神，促进了企业上下求真务实作风的形成，进而促使企业文化实现稳健发展。

渗透亦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当代视野下，儒家思想在对企业文化的渗透中还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存在诸多应该批判的方面，我们必须摒弃那些消极的因素，控制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其一，重义轻利，忽视了企业的目标指向。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尚义，以为作事只须问此行为应当作与不应当作，而不必顾虑个人的厉害”。[4]儒家肯定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强调“罕言利”(《论语·子罕》)，孟子则公开宣布“何必曰利”(《孟子·梁王上》)。至于秦汉以后的新儒学所倡导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道不记其功”(《董仲舒传》)，“存天理，灭人欲”(宋代二程)的主张，更是反映这一思想的典型口号，为此，造就了两千多年来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这种思想的渗透造成了企业员工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性格，偏重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鄙视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从而忽视了企业的目标指向。其二，重德轻知，导致了偏颇的选人、用人观。在处理德与知的关系时，儒家过分重视人格的确立，轻视知识的获取。[5]王守仁曾以精金类比圣贤，认为只须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识多寡，才能大小的不同，恰如八千镒金与九千镒金，分量有差，却都不失为真金。在儒家思想中，强调对品德的肯定，认为人只要有德，就可以成为可塑之才，而对于知识，则认为是量的概念。儒家看中人“是什么”，而不是看中人“有什么”，所以重德轻知。他们认为，有德无知仍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宋代学者陆九渊语)，有知无德“犹如煮沙成饭，纵经尘劫，终不能得”(《楞严经》)。这种思想渗透到当代企业文化之中直接造就了过分重视品德而忽略才能、轻视才能的选人、用人观，显然是偏颇的。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渗透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面性，它既有精华又有一些偏颇：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的一面。这种渗透瑕瑜互见。对此，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地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6]，使其更好地为当代企业文化所用。

参考文献：

[1]彭新武 等.管理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

[2]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M]. 济南：齐鲁书社，2004.

[3]陈来 等.中国哲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54.

[5]骆承烈.孔学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2.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