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言

女权主义运动从上个世纪60年代始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在学术领域逐渐超越了过去仅仅作为对传统思想中歧视女性的内容进行道德谴责和理论解构的批判分析视角，更多的女性学者试图通过对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生活经验的分析提炼出与传统男性主导的学术理念不同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并以此建构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关怀理论的迅速发展正是女性主义学者们试图以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对正义社会进行诠释的一种尝试，它将“关怀”这个在现代社会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概念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肯定人类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的基础上将“关怀”置于我们道德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系统论证了关怀所具有的政治价值。而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人类对政治生活的一种应然性判断。女性主义者对关怀政治价值的强调，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两性平等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为我们理解正义、明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路径。

一、问题的缘起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公共生活中，过去主要由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关怀活动也逐渐走进公共空间，通过商品化的形式推向市场以减轻职业女性在就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压力。女性主义者们试图使“女性当前的生活模式成为每个人的规范”[1]64，尝试建立有利于两性共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所以，现阶段推行家庭关怀活动社会化的主要方式是推进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扩展家政服务业，完善托儿所的日托服务以及对病患和老年人的照顾服务。不可否认，这些通过诉诸社会和市场的方式使女性在摆脱家务劳动的繁重负担、获得更多公共参与机会方面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是它也同时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市场交换方式推行的家庭关怀活动社会化在减轻女性负担的同时，加剧了女性群体内部阶级阶层的划分，对关怀活动进行货币交换的方式解放了大批职业女性，也吸引了大量贫困女性或者无法进入就业劳动市场的女性进入这个行业。这种由贫困女性代替外出工作的富裕女性从事的家庭关怀活动并没有触及关怀活动的性别分工结构，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女性群体内部阶级阶层矛盾逐渐加剧。可以说，女性主义者们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几十年的家庭关怀活动社会化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务劳动的性别属性，因此在缓解职业女性面临的双重压力方面并没有达到其本可能达到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关怀活动的价值的正确认知。

由于受到传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分的思想的影响，导致在私人领域发展起来的关怀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思维过多的眷顾。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中，解决女性在就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双重压力就意味着一方面使更多的女性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成功地走进公共政治领域，另一方面使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关怀活动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得以承认。但因为受到工业社会商品交换模式的影响，很多女性主义者对家庭关怀活动社会化的理解仅仅局限在是作为一种有酬劳动而获得经济价值为目的，同时在文化上承认女性关怀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这种文化上的承认仍然以在市场中使其获得经济价值为表现形式。当代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并且正在完成关怀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可工作，但是关怀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却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关注。没有政治的肯定而单纯诉诸经济和文化的认可，并没有使女性解放事业深入到男性文化中心统治的根本，也没有动摇造成性别差异的政治结构。也许正如崇顿所说：“只要女性从局外人的角度去乞求，而没有对将自己置于局外人地位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提出挑战，那么就不可能成功地进入政策领域。”[2]179

二、关怀政治价值的提出

性别平等问题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而家庭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发生场地，也是关怀活动进行的主要领域。但是长久以来，家庭都被认为是属于私人领域范围而没有引起正义理论过多的关注，关怀活动的各种价值除了停留在家庭中帮助家庭成员健康成长之外一直遭到忽视。关怀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承认是女性主义运动的结果，但是并不完全受正义原则的束缚，在“家庭”门前，“正义”止步了。因为受到契约理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将正义看成是公共领域的事情，“契约通过说明和限定你的和我的，减少了人的不安全感和怕被人吞噬的恐惧感，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3]契约论建立在个体独立性的假设基础之上，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分离对抗的关系，而正是这种紧张的对抗关系才赋予了正义以丰富的内容。正因为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长期远离正义原则的检验，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关怀活动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前政治的（Pre-political）出发点，在讨论的过程中将被转化和超越”[4]，而普遍存在于私人领域中作为关怀得以发生前提的“依赖”则被贬抑甚至妖魔化为一种应当摒弃的事物。对依赖的排斥和否定一方面使人们认为处于公共领域从事公共事务的个体应当是独立、健康和无烦恼的，另一方面将照顾、关怀他人等源自私人领域的事务排除出政治领域之外。

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我们会发现，依赖是每一个个体从出生开始便一直延续的状态，正如威勒德·盖林所说：“我们所有人都必然要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从生命开始的依赖阶段到生命结束的依赖阶段。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拥有相对独立能力，但这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荣幸。”[5]748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在或多或少地分享他人照顾活动所产生的便利，才使我们拥有了“弥足珍贵”的自主，以捍卫我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当我们有了疾病或身体遭到伤害，营养不良，有了精神上的缺陷或紊乱，他人的侵害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能生存下去是因为有他人，更不用说我们的兴盛（或发展在于他人）。”[6]事实上，人类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普遍联系着的链条之中，这种联系不仅在人类社会之内，而且存在于整个自然界之中，人类个体的局限性使人类的发展必须与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大自然的依赖相关联。追求社会正义的同时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脆弱性，我们的出生、成长、疾病、年老、死亡，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依赖延续的过程，每个人都在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角色中不断转换，唯一不变的就是彼此依赖的事实和关怀行为本身。当我们学会用一种依赖的视角去审视我们自身，才能学会感激、学会敬畏，感激他人、敬畏自然。而当我们承认人类社会是彼此依赖的现实时，我们需要对关怀的价值进行重新认识，不仅仅在家庭中，在整个社会中，关怀都应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以崇顿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们超越了传统正义观念中对关怀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理解，重新审视了关怀作为一种实践本身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并由此提出了超越了女性道德观念的关怀理论。

关怀理论的核心是关怀（Care），崇顿曾指出：“尽管关怀能够产生快乐，人们能够怀着关怀的目的从事创造性活动，但是只有当一种实践旨在维持、延续或修复这个世界时，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关怀。”[2]104因此，关怀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实践行为，它由四大要素构成：关心、照顾、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而所谓的关怀理论，是建构在女性主义视角之上，肯定女性独特的生活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7]26自从卡罗·吉利根于1982年在其著作《不同的声音》中并根据科尔伯格对男性道德发展的六阶段说提出了女性道德发展的关怀路线，从而从心理学角度提出关怀伦理学开始，关怀理论便以一种女性伦理的身份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后来诺丁斯对关怀伦理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试图从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全面构建关怀理论学，但是她仍然将关怀伦理视为一种女性的声音，并没有对关怀伦理本身起到更多的突破作用。虽然在关怀伦理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女性道德与关怀伦理之间并非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吉利根更针对后来学者对她将关怀伦理与女性道德相等同的问题提出的质疑进一步区分女性关怀伦理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之间的不同。在崇顿与此相关的研究开始之前，对关怀伦理的研究始终是在道德哲学领域进行讨论，崇顿认为，如果片面强调关怀伦理与妇女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会使关怀理论被置于私人道德哲学领域而限制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关怀的女性化色彩无疑固化了女性现有的边缘化地位，进而肯定了女性在男性话语体系中受压迫的现状。崇顿还认为，关怀理论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只有在我们把关怀理解为一种政治概念时，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改变关怀以及从事关怀活动的人的政治地位。”[2]157在此基础上，崇顿发展并完善了女性主义的关怀理论，并通过政治理论和实践建构了关怀理论逻辑框架。关怀理论作为一种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针对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发展出来的理论，对正义社会各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理解，它正视人类脆弱性的现实，强调依赖的无可避免，主张维系健康关系对实现社会正义的决定性作用等等,都无疑为权利政治主导下追求正义的社会提供了新的注脚。

三、成就关怀的政治价值：一种女性主义的路径

基于人类彼此依赖的现实，关怀理论强调“关系”（Relationship）的重要价值。女性主义关怀论者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不应当仅仅关注“谁”被赋予了“什么”的“多少”，更应当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保证关系的质量，并且尝试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这要求我们承认每个人之为人的平等价值，承认所有关怀形式的价值，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健康关系的维系作为一种正义的追求。基于此，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修正了传统的公民资格理论，在肯定关怀关系对建构公民社会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将关怀作为一项基本要素纳入公民资格体系中，将关怀的政治价值具体化为更为直观的公民德性和行为。这使人们重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多数社会中，某些人显然受益于由另一些人来承担关怀的责任（照顾孩子、病人和不能自给自足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使自己追求自身的利益成为可能。”[8]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独立性”被认为是公民参与公共领域政治活动的所应具备的最为重要的德性，因为“它（独立性）可以使公民在公共参与中处于一种相对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中。”[9]对独立性的片面强调以及对关怀公共价值的否定都直接造成了职业女性在就业和家庭之间的两难处境。可见，女性要想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平等和尊重，势必要求将传统上被公民资格理论所忽视的关怀行为作为一项公民义务的基本诉求予以肯定。正如金里卡所说，“一些特定的关怀行为或做法应当被视为公民的义务——其重要性就如同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而这种义务既适用于女人也适用于男人”。[5]750通过制度的设定，使现代女性特有的生活方式转化为一种两性共同的生活方式，将公民的生活重新定义为“把工资收入、家务劳动、社群行为、政治参与以及参加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同时留下一些娱乐时间。”[1]66当然，要想将关怀作为一项基本的公民义务得以落实而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假设和讨论，需要我们首先解决关怀提供者在关怀关系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为其提供制度和法律方面的保障。

女性主义哲学家Kittay曾指出，关怀者在特定时刻可能会为了满足被关怀者的需要不得不“压抑自身的需要，并放弃自己的人生计划，或者更实质的，遭遇因放弃工作而丧失经济来源的困境”[10],她将这种因为关怀照顾他人而导致“自我需要受压抑与自主性受威胁的困境”称之为“衍生的依赖（Derived Dependency）”。[10]而事实上，正如依赖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衍生的依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不可避免，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方式去改善关怀者在陷入衍生依赖困境之后的处境情况。这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重检验被关怀者的需求是否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关怀者造成过度的牺牲；二是要使关怀者在满足被关怀者需要的同时保有自己的自主。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均有利于减轻关怀者产生衍生依赖的程度以及促进在衍生的依赖发生之后其处境的改善。让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被关怀者受到的主观伤害的程度与其对需求的心理预期相关。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判断被关怀者的需要是否是合理的，而这需要通过正义伦理中的公平原则进行判断。因为只有正当合理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时，被关怀者自身所感受到的伤害才足以在关怀理论的视阈下作为证成道德责任的工具，而单纯主张一度的自我牺牲以满足被关怀者不合理愿望的关怀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关怀，当然不足以使关怀者对其负有任何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对健康关系的维系要求在关怀行为中关怀者可以保有自己的自主，只有自主的个体所提供的服务才是真正的关怀行为。保护关怀者自主性的方法便是在关怀行为中第三方的介入，由第三方出面解决关怀者因为关怀行为而陷入的衍生依赖困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怀者个人自主的缺失，“……就像我们一直得靠着关怀行为才能活下去且活得精彩，所以我们必须建构出这样一种环境，让其他人——包括那些给予关怀的人——也能享受到她们活下去且活得精彩所需要的关怀。”[11]107但是，Kittay同时指出，第三方以缓解关怀者衍生依赖困境为目的的干预行为不应当仅仅是对第三方道德的诉求，而应当诉诸一种制度的保障，通过一种制度的强制性安排，使关怀者衍生依赖境况的改善无需仅仅寄希望于第三方道德或善意的表达。所以，政府在这种理论预设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政府或者直接作为第三方提供公共服务，以减轻关怀者在关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依赖困境；或者帮助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在规范被关怀者需求正当性的同时，为第三方的公共服务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总之，只有对“关怀”作为一种公民德性和行为这一基本认知进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建设，才能彻底扭转关怀提供者（主要是女性）在后工业时代所遭遇的生存和就业压力，并且从根本上动摇关怀行为的性别属性。

与此同时，当我们认识到依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状态时，对真实关怀关系的分析便不仅仅要求我们关注关怀者在关怀过程中的自主性，也要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被关怀者同样具有放弃接受关怀的权利。女性主义道德哲学家克里蒙特曾经表示：“如果接受者对他们所接受的关怀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利，那么他们的依赖将不会威胁他们的自主。”[12]102为了真正维系好一种健康的关系，保证被关怀者的自主和独立，肯定被关怀者的平等价值，使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平衡发展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将接受关怀作为被关怀者的一项权利并辅之以政策保护，不仅会有效地限制关怀者在关怀过程中对权力的滥用，更好地促进关怀双方健康关系的发展；而且，将接受关怀作为一项权利加以保护，将改变过去人们所通常认为的关怀接受者是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的受益者、社会发展的搭便车者的这种传统观点，对关怀接受者角色的转换以及关怀关系双方身心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事实上，肯定被关怀者接受或拒绝关怀的权利，直接关系到关怀能否作为一种政治价值来支撑女性主义理论所赞同的完整的公民资格体系，更关系到家庭关怀行为和就业劳动之间的传统矛盾关系能否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关怀者还是被关怀者都必然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就业劳动和家庭关怀活动作为共存且冲突着的矛盾双方造成了职业女性现实生活中的双重负担。面对此种社会现实，女性主义关怀理论将“依赖”和“关怀”重新摆放在世人面前，要求正视我们的缺憾和我们在整个自然界中渺小和脆弱的一面，唤醒了我们心底最为隐秘的对“关怀”的渴望。正如D·科恩所说：“实际上，我们在政治领域如何对待陌生人，最少部分地是依赖于，是否我们从对待亲近的人中学到真正的尊重和信任。”[13]1-2女性主义者从女性自身生活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关怀理论，改变了以往女性作为局外人乞求和批判的角色，从女性自身特点出发发掘出传统上被视为是女性工作的关怀行为内含的政治价值，提出只有将关怀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中，才能从根本上撼动关怀行为的性别属性，并且为从根本上解决女性面临的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处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女性主义关怀理论对关怀政治价值的重点阐述，不仅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发展，也为我们对后工业时代社会正义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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