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

在对腐败的研究文献中，大多从道德论或者功能论的角度出发，强调现代化变迁和政治腐败的关联性。实际上，在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统一的国家意识等国家认同要素对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视这一要素。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新加坡则是比较成功的通过国家认同建设，来推动腐败治理的典型范例。本文拟从政治发展史的维度，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设和腐败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厘清了其中关键性措施，并对当今中国的腐败治理提出了相关借鉴建议。

一、国家建设中的腐败治理：认同的视角

在腐败问题的研究中，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区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缪尔达尔在对东南亚各国的研究过程中，就发现在这里非常“盛行的政府官员应忠诚于家庭、族群等传统社群（初级群体）的价值，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温床。”①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147页。由于这些国家的传统宗族和宗教势力非常强大，形成了各种庇护式的政治网络，而没有建立起对统一有效的现代国家认同，就为腐败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础。在这些区域内，由于形成了庞大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庇护网络，“对传统群体的忠诚和传统群体的期盼对不腐败的官员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某一受过西方教育的当地人出任官职后，其家族和亲戚朋友甚至同乡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这一政府的任命看作能够给自身带来某种好处的机会，这种期待在许多时候使他不得不利用公权为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传统 群体谋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