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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析*

2011-02-18朱彦振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1年4期
关键词:资本积累哈维帝国主义

朱彦振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教育一系 江苏 南京 210003)

哈维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析*

朱彦振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教育一系 江苏 南京 210003)

所谓新帝国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可以定义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时空修复和霸权是新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剥夺性积累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

资本帝国主义;时空修复;霸权;剥夺性积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 )是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是当代西方地理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资本的限度》(1982)、《后现代的状况》(1989)、《希望的空间》(2000)、《新帝国主义》(2003)等。

为什么要研究“新帝国主义”问题呢?哈维认为,探讨“新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哈维说:“我力求从长时段的视角和通过我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镜头来实现上述目的。我努力从所有骚乱和动荡的表象中揭示出一些深层的变化,并以此开辟一个讨论的领域,即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世界并对此作出反应。”[1]

什么是新帝国主义呢?哈维是如何对新帝国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呢?我们试从新帝国主义的内涵、新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和新帝国主义的实质等三个方面,来概述哈维的这些思想。

一、新帝国主义的内涵

对于“帝国主义”一词,人们并不陌生,但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其具体内涵是不同的。考茨基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2]列宁认为,考茨基的这一定义是错误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任意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突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在此基础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3]而哈维则从非辩论的角度,将其论述的帝国主义称之为“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可以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在哈维看来,所谓“国家和帝国的政治”是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主体的权力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上面。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或某些作为政治权力集团的国家联合体)在全世界维护其利益和实现其目标的斗争中提出和采用的各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所谓“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则是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其首要的地位。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的流动,也即通过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等,流入和流出不同的领土实体(比如国家或地区性权力集团)的方式。从以上论述可知,在哈维看来,资本帝国主义是一种由政治和经济关系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一方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另一方是“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哈维并根据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一书中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两个概念(即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将“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称之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将“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化过程”称之为“权力的资本逻辑”。在哈维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

首先,二者是相互区别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的动机和利益不同。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货币资本投资到那些可以产生利润的地方,并谋求积累更多的资本,而政客和政治家则谋求维持或增加本国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权力。二是行为主体的所承担的责任不同。资本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除了他们直接的社会圈子之外,他们不再为任何其他人负责;而政治家追求的则是集体利益,他们总是受到所在国家政治和军事局势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要对全体国民,或者更经常的要对精英团体、一个阶级、一个家族或其他一些社会团体负责。三是行为主体的活动范围不同。资本家的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而政治家则只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及在像民主国家那样在短暂的选举周期内活动。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公司可以任意地建立和解散、变更地址、合并或者是歇业,而国家则是长期存在的实体,它不能够迁移,除了地理征服这一异常情况外,它总是被限定在固定的边界之内。四是行为主体受政治决策影响的程度不同。在权力的领土逻辑中,尽管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最终都要制定一个明确的决策;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有时是在各种利益和观点相互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艰难的政治进程得以制定和执行的。而资本积累的地理进程要更加扩散,不容易形成明确的政治决策;除非采取间接的方式,否则很难操纵这些进程,而这往往也要在某种趋势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由此可见,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其次,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哈维说:“不可否认的是,二者还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4]哈维认为,有关帝国主义和帝国的论著也经常假定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和谐:政治—经济进程受国家和帝国的战略所支配,国家和帝国经常围绕资本主义动机而运转。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逻辑经常会相互竞争,其时甚至会完全对立。例如,如果完全从资本积累的直接需求方面来考虑,我们就很难对越南战争或伊拉克战争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冒险行动抑制而不是增加了资本财产。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国商业利益的急迫需求是通过贸易与商业扩张和对外投资机会的增加,尽可能使世界更广大的地区走向资本积累,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美国在二战后对苏维埃国家所采取的全面的领土遏制政策——这一政策为美国人入侵越南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存在的疑问的,甚至是经常相互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关系),而非一种功能性的或片面的关系。这两种明显不同但却相互纠缠的权力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打下了基础。然而在具体分析实际情况的时候,如何确保辩证双方同时发挥作用,避免落入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分析模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哈维说:“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起源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两种逻辑完全不同且绝不可能相互转换,但它们却紧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彼此可以被视为对方的内在联系。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这种内在联系可能会有着很大的不同。每种逻辑所产生的矛盾都必须为对方所容纳。”[6]例如,由于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权力积累,资本的无限积累在领土逻辑内部必然会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当政治控制在领土范围内发生转变的时候,资本流动也须做出相应的转变来加以适应。不仅如此,哈维还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这两种逻辑中必定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哈维说:“尽管我们将会看到,有时领土逻辑更受重视,但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7]在哈维看来,在现实的、具体的帝国主义的历史中,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是交互决定作用的,而其总体的特征则是资本逻辑起决定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借助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辩证关系,我们可以为各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解释性框架,从而能够透过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到其真实的本质。

二、新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时空修复与霸权

哈维在分析了新帝国主义的内涵之后,接着就具体论证了体现资本地理扩张要求的“时间—空间修复”和与此密切相关的“霸权”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

什么是“时空修复”呢?哈维指出,所谓“时空修复”主要有物质意义和比喻意义两重内涵:一是整个资本的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取决于其经济和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某些社会支出(比如公共教育或医疗保健体系)也通过国家投入而变得地域化,在地理上被固定下来。二是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

那么,时空修复的这两重内涵会不会发生冲突呢?哈维的回答是肯定的。哈维说:“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分工区域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这种地理扩张、重组和重构经常会威胁已经固定在空间(嵌入国土)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8]在哈维看来,两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由于新的地域实现有效运转也需要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而将会不断重复出现。哈维说:“如果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比如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存在资本盈余和劳动力盈余,而且这种盈余不能在内部得以吸收(或者通过地域调整,或者通过社会支出),那么如果不想使它们贬值的话,就必须将它们送到其他地方,以寻找新的土地来获取利润。”[9]而这一过程会产生两个普遍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一个接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修复”不断得以开启,剩余资本得到了暂时的吸收。这是资本主义使资本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地区的结果,这种情况可称之为“转移危机”。这种地区之间的移动性所产生的总体效果是暂时降低了由资本过度积累和贬值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第二个结果则是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态势面前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国际竞争正呈现出越来越猛烈的态势。从长期来看,由于这些区域并不能全部获得成功,随之而出现的结果或者是那些最弱小的区域屈从并陷入严重的局部性贬值危机,或者是各个区域之间爆发地缘政治斗争。后一种情况可能通过权力的领土逻辑转变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其形式主要为贸易战和货币战,但其背后则经常隐藏着军事对抗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空间修复”呈现出一种更加邪恶的态势,因为它转化成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耗损的行为。

除此之外,时空修复还会产生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资本的无限积累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全球体系下的霸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本性,如此运用的资本逻辑怎么能够支撑霸权?”[10]哈维认为,汉娜?阿伦特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思路,她指出:“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11]哈维认同阿伦特的观点,并将其概括为:“任何霸权都必须无休止地延伸、扩张和增加其权力,以保证能进行资本的无限积累。”[12]在哈维看来,如果权力积累必然伴随着资本积累,那么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是霸权不断扩张和膨胀的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维进一步指出:“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使我们无法构筑这一空前强大的政治权力的积累,那么资本的无限积累将有可能陷入一片混乱,从而在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下,而非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束资本时代。”[13]也就是说,“时间—空间修复”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霸权。

那么,什么是霸权呢?哈维认为,资本帝国主义霸权通常是由强制、仿效和通过深化认同而行使领导权这三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所构成。哈维以美国为例,对霸权的构成要素分别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哈维认为,“强制”表现为美国频繁地借助支配权和强制手段,从未放弃肃清其对手的努力。在美国国内,它有一段野蛮的历史,尽管很多野蛮行径是在宪法和法治的掩护下进行的,具体包括麦卡锡主义,谋杀或监禁黑豹党的领导人,在二战中拘留日本人,对各类反对团体进行监视和渗透等等。在国外,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更为野蛮的行径:支持伊朗、伊拉克、危地马拉、智利、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发动政变,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一有机会便在世界各国支持国家恐怖主义;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遍布世界上数不清的国家。肃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实现。运用经济力量来支配其他国家(比如对伊朗和古巴实际禁运,或是在美国财政部的授意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实施的严厉计划)可以产生与军事力量相同的破坏性作用。“仿效”表现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经通过美国化,搭上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列车,仿效美国的消费观、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资本的无限积累。所谓“通过认同而行使领导权”则是指美国通过获取国际的认同与协作,使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是为了它们普遍的利益。哈维认为,认同和协作是美国另外一个重要的权力基础,如果美国不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同与协作,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认同与协作来行使领导权以实现集体利益,那么美国早就丧失了霸主地位。哈维进一步认为,霸权的这三个构成要素是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在领土逻辑中,一个国家为了确保实现自己的利益,还需要积聚威信、地位、权威等形式的权力,并且,“威信、地位、尊敬、权威以及外交影响力等无形的权力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物质化才能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可能是霸权得以长期维持的三根支柱”。[14]

在此基础上,哈维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哈维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深层次原因是,“欧洲、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存尤其包括中国)都严重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而它们作为地区性政治经济大国,目前已经给美国在全球生产和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带来了严重挑战。对于美国而言,要想防止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确保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还有什么比控制这些竞争者所赖以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的价格、生产和分配体系更为有效的方法呢?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比利用其最为强大的武器——军事力量更为有效的手段呢?”[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布什政府将军事力量视为其唯一残存的绝对力量。”[16]“谁控制了中东地区,谁就能统治全球石油动脉;谁控制了全球石油动脉,谁就能统治全球经济,至少从不远的将来来看是如此。”[17]哈维的这些论述,入木三分,深刻揭示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帝国主义的具体运作机制。

三、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剥夺性积累

要想把握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就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哈维认为,由于消费不足和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导致出现资本过度积累的现象。什么是资本过度积累呢?在哈维看来,资本过度积累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过剩的资本(或许还伴随着过剩的劳动)被搁置起来,没有可以看得到的赢利性出路”。[18]哈维认为,在此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盈余。针对资本主义面临的这一问题,哈维说:“为了积累,资本主义确实需要‘自身外部’的东西”,[19]资本主义既可以利用早就存在的外部,即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了的领域——比如教育,又可以积极地来创造它们。

哈维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建立在马克思和阿伦特的研究成果之上的。马克思说:“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之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20]“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21]阿伦特则进一步指出:“简单的掠夺,这种几个世纪以前造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和开启了所有更深层次积累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可能突然停止。”[22]其意是说,马克思所指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包含了一种通往帝国主义的重要和持续的力量。就是像劳动供给的例子一样,如果资本主义必将面对并必须克服过度积累的压力的话,那就总是需要大量外在于它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如空地或新的原料产地都没有现成的,那么资本主义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制造它们。然而,除了利用技术革新而产生失业,从而制造产业后备军之外,马克思并不认同这种可能性。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呢?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是建立在某些关键的初步假设上面的,“这些假设包括:自由竞争的市场及私有财产的制度安排、法理个体主义、契约自由,以及由‘促进型’国家所保证的合适的法律和统治结构及它所确保的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和循环媒介的完整性”。[23]也就是说,“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哈维认为,这些假设的缺点在于它将建立在劫掠、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归类为“原始阶段”,而这一阶段已被认为与现在不再相干,或被认为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的系统。对此哈维深刻指出:“直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上述马克思提及的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24]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而把这种正在进行的过程称为“原始的”和“初始的”积累就不合适了,而应该称之为“剥夺性积累”。

我们知道,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而哈维提出“剥夺性积累”概念的目的主要是强调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力图不通过生产而实现。例如,过去30年间,墨西哥和印度等国逐步加快了转移农业人口和制造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步伐;很多以前的共有财产资源,比如水资源,已被私有化和纳入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遭到了压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小农经济为农业综合经济所取代。而且,目前,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其投机和掠夺性的特征。股票促销、庞氏骗局、由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整体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以及公司诈骗、利用信贷和股票而进行资产剥夺(通过股市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基金并使其彻底毁灭)。以上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维说:“资本主义已将弱肉强食和掠夺与欺诈行为变成其固有的属性”,“剥夺性积累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其实现的方式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25]

那么,剥夺性积累是如何帮助资本主义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呢?哈维说:“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26]在哈维看来,这就像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那样,这需要占用土地和驱逐常住居民,以此制造出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后再将土地投入到资本积累的私有化洪流。近些年来,私有化,比如英国在社会住房、电信、运输、水利等方面的私有化,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赢利空间。苏联的解体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将迄今为止无法利用的资产大规模地释放到资本积累的洪流中。这些新的资本积累区域的开放,对于解决资本主义自1973年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过度积累的困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哈维进一步指出,在当今世界,军事干预只是帝国主义的冰山一角,霸权国家通常会确保和提升外部的和国际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制度安排中的非对称性关系能够使它们大受裨益。正是通过这种手段,霸权国家有效地世界从其他地方榨取了贡品。哈维指出:“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早已主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生产、服务和金融)中垄断势力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剥夺性积累的首选工具就成为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压力,强迫整个世界打开市场,而为此作后盾的,则是美国(其次为欧洲)拒绝那些拒不放弃本国保护政策的国家进入其巨大的市场。”[27]墨西哥即为这方面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放弃了对农民和当地居民早已孱弱的保护,这部分来自于美国要求其接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路线,以此换取财政援助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入美国贸易市场的压力。哈维进一步指出:“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私有化的国际主义政治的勃兴),它已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结合了起来。”[28]“剥夺性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幕后状态重新走上前台,成为资本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在此,剥夺性积累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29]在哈维看来,这是当前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哈维总结说:“简而言之,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30年所发现的东西,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掠夺’,这一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新帝国主义’似乎只是在重复已经逝去的帝国主义,尽管时间与地点均已完全不同。”[30]因此,我们可以说,剥夺性积累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

[1][4][5][6][7][8][9][10][12][13][14][15] [16][17][18][19][23][24][25][26][27][28][29] [30]哈维.新帝国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6、27、148、29、95、94-95、29、30、31、36、22、64、114、120、17、116、118、120-121、120、146、147、149、146-147.

[2][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2、651.

[11][22]Hannah Arendt.Imperialism[M].New Y 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8.23、28.

[20][2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81、782.

(责任编辑:木 秦)

D091

A

1672-1071(2011)04-0029-06

2011-06-16

朱彦振(1977-),男,河南项城人,哲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理论教育一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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