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勇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110)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之辩证研究*

肖 勇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110)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巨大影响力,离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关起门来搞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转变为民族性和实践性的唯一桥梁,离开“中国化”来推进“时代化”,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是辩证统一关系,必须做好二者之间紧密结合这篇大文章。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辨证关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研究和建设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在理论上弄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什么?二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路径与载体在那里?为了明辨这两个问题,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当前与今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必须认真把握的重要方法论。

一

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视角看,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和行进的,但它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而自我封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这个“世界历史性时代”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也日益紧密地同世界历史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内容与特殊规律,但绝不应成为脱离时代、脱离世界的纯民族性、地域性的马克思主义。脱离时代,关起门来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意味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的事情而将其与整个世界的时代发展分隔开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扬光大并不是固守相互区别的民族个性,而是一个追求时代性、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只有融入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称得上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地位。

历史也清晰表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内容与任务产生着巨大影响。时代的主题确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方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主题、主线与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紧围绕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题而展开,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毛泽东同志没有及时把握住时代的新主题,也就没有把握住悄然变化的时代内容,依然坚持革命与战争这个旧的时代主题,致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的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根据世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把一度被人们忽略的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重新“拉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框架,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极大地拓展与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新主线、新内容,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色,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正是因为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确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有着重大作用,意识到只有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基础上,即首先考虑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事件,才能够制定出正确地的理论、路线和方针。

时代是一个发展概念,是推动人类生产、社会持续进步的强大动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历史客观发展趋势。时代的进步毕竟是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抗拒的。一般而言,先进的政党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落后的政党则不愿意承认时代并竭力阻挡时代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就在于回应了时代发展诉求,以时代为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显然,能不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抓住时代脉搏,以时代为动力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却又不是一般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性、时代性内容与中国的民族性、地域性有机结合起来,从更宽广的视野研究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从国情、从民族文化、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去把握,也需要从世情、从时代、从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去认知。只有紧紧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才能更深刻地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才不会在民族化进程中被肢解割裂。

如今,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更加明显。一方面,世界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超越国界,产生极为深刻国际影响,深深地投映到国内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不仅更加关注中国,而且希望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作为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渗透着对当代世界基本态势的科学分析,会让我们党正确地认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学会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时代动向,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以科学的战略思维审视机遇和挑战、分析和处理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指导,我们才能具备世界眼光,才会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并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全面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趋势,深刻地把握住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找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与载体。该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关系到我们究竟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视为一种解释历史、构建理论的知识,还是当作一种认识未知、指导实践的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何以能深刻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更为基础和核心的问题。说它是基础,是因为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何以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出发点;说它是核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都是由此而展开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转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更为基础和核心的问题,我们才能去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确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与载体,决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恩格斯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世界各民族与国家。民族或国家在世界时代的演绎进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时代的形成,从抽象形态上看是世界整体范畴,从具体形态上则着眼于各民族或国家。时代及其特征是由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发展进程汇集而成的。

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具体指向中,民族化、本土化、地域化是马克思主义完成时代化的具体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发挥指导作用的重要载体。离开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就成为难以把握、不易捉摸的空乏之物,其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只停留在时代层面上而不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最多只是不能实现的学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身就寓于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特殊发展规律之中,只有把时代特征与具体国情性结合起来,实现时代特征与民族特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理论才能在民族国家中得以实现。没有实现民族化与时代化的对接,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高悬在空中的一般道理,不可能解决各个国家、民族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只有不断被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才能走出“空想”理论的屏障。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就置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

关注实际、回归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出发点与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之所以能指导实践,这不是主观随意的或外界强加的,而是其出发点与价值取向所决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形成、发展,都遵循着一条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路径,是针对每一时代需要解决的实际课题,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实践,更是通过民族形式将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价值原则转化为生活实践,从而实现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由观念形态转向现实形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只有勇敢地进入民族国家的实践语境,才能获得发言权和不被边缘化,只有同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具有强大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乃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实践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终价值诉求。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能不断地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在中国,民族化和实践性的指向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指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只有通过“中国化”的形式,才能够转化为民族化理论和实践性活动,指导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民族化、实践性实现了有机结合,让民族化与实践性共同绘就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壮丽图景。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转变为民族性和实践性的唯一桥梁。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也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的运用总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也总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的路径与载体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

从哲学世界我们获知,“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事物发展中一对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特殊性体现并丰富着普遍性,根本不存在脱离普遍性的特殊性,离开了普遍性,特殊性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样,普遍性存在于一切特殊性之中,无特殊性即无普遍性。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也不能完全包括在共性之中。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范畴,即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然而,要真正从理论上认识清楚、从实践上自觉地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很不容易的。仅就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在此问题上出现过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世界性,否认或忽视其特殊性、民族性,从而导致脱离实际,走上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道路;另一种极端是只看重本国的特殊性、民族性,否认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世界性,从而形成狭隘的经验主义、民族主义,自觉或不自觉地“丢掉老祖宗”,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邪路。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是辩证的统一。辩证法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它的指向是立足世情、研究时代特征、回应世界历史趋势,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时代现象、解决时代问题,从中深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强有力的指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探寻世界历史辩证法中的客观作用,所以它指向“客体”一极。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它的指向是关注国情、回应具体实践、解答实际困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化为中国理论,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有机结合,让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的“精神武器”,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能动性因素。所以它指向“主体”一极。如果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割裂开来,实则是对二者辩证统一的严重亵渎。

时代化与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时代、时代特征的发展趋势,敏锐把握时代重大变化给中国经济、社会乃至人们思维带来的深刻影响,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怎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扣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步伐,永葆“时代精华”的本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它的要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与“实”俱进,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永远保持与“实”俱进的理论品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大经验之首,清楚地表明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有机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更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践也一再证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结合的辉煌历史。什么时候两者“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顺利健康发展,什么时候两者“结合”出了问题,党的事业就遭受重大挫折。

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紧密结合的重要前提,就要准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脉搏与中国国情。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理性的分析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特点,给我们准确地研判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实践,准确了解当今基本国情发生了那些变化。只有更精准地把握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更充分地掌握不断发展的基本国情,我们才能够继续解放思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更加科学地方法做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紧密结合的根本方法,就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时代化,是不会自然地完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中国化,也不会自动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中国化”不能实现,必然阻碍“时代化”的发展;“时代化”不能完成,也会迟滞“中国化”的进程。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整体性去分门别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也不能从工具性的角度,去分离、割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关系,而是要努力形成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紧密结合的体制,让“时代化”融入“中国化”,将“中国化”渗透于“时代化”。当我们在理论建设中自觉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有机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就会从非均衡、非良性状态进入到均衡、良性状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紧密结合的关键因素,是要辩证地区别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基本层面。宏观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微观层面是对具体民族国家特殊规律性的揭示。这两种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揭示不同对象运动过程中是有其相对确定的界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宏观层次。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微观层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紧密结合过程中,“时代化”与“中国化”结合的功能远不是两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替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切忌将二者简单相互等同、相互替代。

[1]陈金龙.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9).

[2]徐崇温.从世界的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J].学术探索,2009,(6).

[3]储峰,张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论析[J].湖北行政学院报,2010,(1).

[4]石仲泉.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0,(4).

[5]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

[6]蔡永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体化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0,(2).

[7]熊建生,胡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意蕴[N].湖北日报,2010-04-08.

(责任编辑:小 冰)

D616

A

1672-1071(2011)04-0011-04

2011-07-07

肖 勇(1958-),男,重庆人,中共成都市委党校科社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