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王明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弗洛姆作为著名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主要工作便是致力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综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现代人的心理机制,既完善了精神分析学说,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深入研究到人类的心理领域。他通过探讨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人的心理形成机制,提出的“社会性格”学说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得到更加细致和具体的阐述,从而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弗洛姆;社会性格;历史唯物主义

一、弗洛姆对于弗洛伊德性格学说的继承与批判

弗洛姆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二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逢迎和对自由的逃避。弗洛姆指出在二战时期“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们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设法逃避自由,还有数百万人则是满不在乎,认为不值得为自由而斗争并作出牺牲。我们也已认识到,民主的危机并不是专属于意大利或德国的一个问题,它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面临的。”[1](P16)

弗洛姆认为在二战时期人们表现出来的对自由的逃避和对极权主义的依赖并不是由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个别阴谋家的蛊惑和蒙骗,而是人具有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正是这种心理机制和其他的经济、政治条件一起,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横行。

因此,“对关于自由的人性方面和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促使我们去考虑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关于心理因素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将引起关于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心理、经济、意识形态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如果追究法西斯主义对大国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因为,在此,我们研究的是一种政治制度,而这种政治制度实质上并不诉诸利己的理性力量,相反,这种政治制度唤起和动用了人性中的凶暴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前我们相信在人性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早已消失了。”[1](P19)

为了研究这些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弗洛姆引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认为“弗洛伊德较前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和分析决定人类若干行为的非理性的和无意识的力量。他和他的现代心理学方面的追随者发现了人的本性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方面,而近代理性主义一向忽视这些方面的存在。不仅如此,他又揭示了这些非理性现象遵循某些规律,从而可以理性地了解它们。”[1](P21)

可是弗洛姆又认为,弗洛伊德虽然在研究人类非理性领域和无意识领域有着开创性的成就,但是他的理论本身却是有着巨大的缺陷。弗洛伊德在潜意识、移情、恋母情结、自恋、性格理论、童年的意义、释梦和本能理论等方面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得人类第一次将视野转入潜意识领域,能够更加真实深刻的认识自身。但是由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缺陷,使得这些富有价值的发展并没有充分的得以阐发。由于本文的主题所限,下面只阐述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性格理论方面的创见与不足: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首先开创了在动力的观点下使用性格概念的先河,“动力一词指的是作为相对持久性情欲结构的性格概念。”[2](P63)在这种观点下,人的性格不再是单独的静态的人的品质,而是对于人的行动有着巨大影响的心理结构。

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都将经历“口唇——容纳性格”、“口唇——虐待性格”、“肛门——虐待性格”以及生殖器性格。前三个性格阶段表现了人的生长过程中的不成熟阶段,生殖器性格表现了成熟的人的性格。但是,许多人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着前三种的性格特征,这三种性格特征属于精神病的性格取向。分别来说:

“口唇——容纳性格”是指那些渴望得到物质、情感及知识上的满足的人,这种人消极被动,但是期望所需要的都能够被给予。他们或者由于善良温顺而理应得到,或者由于高度自恋而随意要求别人照顾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期望所有的满足都会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奉送给他。”[2](P64)

“口唇——虐待性格”也是指那些认为其需要的一切都是来自外部,并且希望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满足的人。但是他们同“口唇——容纳性格”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期望别人的主动赠与,而是依靠强力进行占有。这是具有剥削、侵略倾向的性格特征。

“肛门——虐待性格”指的则是认为一切新事物都不能被创造,获取的唯一途径就是占有的人。这种人将他人看做是对自己的占有物的索取者,他们整洁、吝啬和固执。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所揭示出的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格取向是准确理解人类性格的关键。通过对这些性格的研究,人类可以了解到人在从大自然或他人那里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时,所可能采取的方式是接受、掠夺和囤积,还是进行生产。由于弗洛伊德的这种开创性的性格学说使得我们对于人类和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了,“我们之所以提到文化,是由于它们可以塑造社会,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性格——即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的共同性格的核心,也属于性格中的一种类型。”[2](P66)

然而弗洛伊德的性格学说的这种价值,却是由弗洛姆发现和阐发出来的。弗洛姆认为由于弗洛伊德机械地将性格与性欲相连,使得他的性格理论的意义大为逊色。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所有情欲都是来自于生物需要,但是实际上除了食欲和性欲之外,大多数人类的情欲都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虽然弗洛伊德从来不把个人当做一个孤立的存在,但是他从没有把人的性格的形成放在社会历史的条件下进行考察,而只能从儿童时期的家庭生活环境来探索性格的形成机制。

然而即使只是考察家庭生活对于儿童性格形成的影响,弗洛姆认为也可以看做是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家庭本身也是由阶级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它只是一个‘社会代理处’,其职能是将社会性格传送给婴儿——即使是在婴儿与社会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之前。”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没有看到家庭作为社会的代理处对于儿童的影响,是因为他把资产阶级家庭看做是所有家庭的范型,忽略了其他文化中家庭结构形式的显著差异。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情欲都是性的本质、资产阶级家庭是一切家庭的范型,在这一前提下,他很难看到主要的现象不是家庭,而是社会结构,它为社会的正当职能和生存需要塑造某种性格类型。他未能得到‘社会性格’这一概念。”[2](P71)

弗洛姆认为在性格理论中弗洛伊德没有发现社会性格这一概念是其理论的重大缺陷,弗洛姆本人对于社会性格的阐述则是其理论中最具有闪光点之处,而这则是在弗洛姆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伟大学说。

从弗洛姆对于弗洛伊德性格理论的贡献与不足的论述可以看出,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首先揭示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人的非理性与无意识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发现对于人类全面深入地认识自身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这一领域的存在,却没有看到人的内心深处的这些问题同整个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没有看到看到社会对于人的性格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更没有看到人的这些非理性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他没有看到这些现象本质。但是这并不能降低弗洛伊德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因为发现人类非理性领域与社会历史领域的相互关联需要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顶峰,它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可以说是同一座高峰的两面,只有各自达到了峰顶才能够看到对方。弗洛姆进行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因此,他在对于非理性现象在社会历史中的形成和作用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引入及社会性格概念的提出

在批评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基础上,弗洛姆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经济生活出发,解释和说明人类非理性领域的现象。在一些方面成果特别引人注目,首先便是社会性格学说。

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学说首先是建立在对弗洛伊德的性格学说的批判吸收基础之上的。弗洛姆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动态性格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关于性格的理论。弗洛姆认为,性格并不像一般的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的行为特征,这种行为特征是单一的,并且可以从人的行为中直接观察出来。实际上,人的性格特征具有动力性,它不是直接的行为特征,而是隐藏在人的行为之后为人的行为提供力量。同样的行为特征可能由不同的性格所导致,并且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存在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性格特征同性冲动联系在一起,“而是把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特殊形式视为性格的根本基础。”他认为,“在生活过程中,人首先靠获取和同化事物,其次靠把自己与他人(和自己)连接起来,来同世界发生关系。我称前者为‘同化过程’,后者为‘社会化过程’。”[3](P75)由于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必须在与他人的联合中才能够进行生产,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他也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因此,人与他人发生联系的特殊方式便体现出了他们的性格。

因此弗洛姆认为:“个人藉以与外界发生关系的这些心向,构成了他性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把性格解释为:人藉以把自己的能量引入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较固定的形式。”[3](P76)这种心理引导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的行为的大多数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也不是完全由于动物的本能,在人的行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的性格结构进行引导,从而使得他的行为能够保持前后的一贯性和快捷。

由于个人的性格结构是同具体的社会现实连结在一起的,“他能够用一种合适于他的性格的方式,安排其生活,从而能够在内在心境和外在处境之间创造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同样,性格也具有某种价值选择的功能,“理想和判断像行为一样,本身也完全是其性格的产物。”因此,当一种理想由其性格结构产生之后就会产生稳定性格结构的作用。

个人的性格产生于具体的社会之中,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性格产生于最初的家庭教育,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是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基础。一般的家庭都是作为社会的精神代理人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从幼年时期便接受了社会所期望他采取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作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固定下来,他会渴望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时,我们便可以断定,这种性格特征便是这种社会的“社会性格”。

因此,弗洛姆将社会性格定义为,“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同于个人的性格”。同时,“社会性格的作用就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社会成员们的能力,使这些社会成员们的行为与他们有意思地决定是否要遵循社会模式无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同时,他们也因自己的行为能够符合文化的要求而满足。换言之,在一定的社会中,为使这个社会能继续发挥作用而改变和操纵人的能力。”[4](P83-P84)

在这里可以看出,弗洛姆对性格的重新定义和社会性格的发现已经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根据个人的性本能及其幼年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从而将其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精神分析学说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去解释。”[6](P82)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人们的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那么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人的非理性、潜意识领域是否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非理性、潜意识领域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里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地位?这个领域是否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呢?我们在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的理论中能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三、社会性格与具体社会形态的有机联系

弗洛姆提到了四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性格与所在社会之间的相互契合的关系。同时,社会性格又与所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因此可以说社会性格是保证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效互动的中介。

第一种社会性格是接受心向的社会性格,弗洛姆认为,“接受心向经常见之于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个集团牢固地确立了对另一个集团的剥削权。因为被剥削的集团没有力量,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所以就倾向于把其主人视为自己的依靠者,认为从主人那里可以获得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3](P101)

因此,“具有接受心向的人,他们时时感到‘一切好的来源’都在外面,同时相信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诸如情感、爱、知识、快感等精神方面的,其唯一获得的方法是从外面取得。”[3](P79-P80)

他们在思维领域内往往善于接受他人的观点,而不善于创造;在人际关系方面,他们表现出高度的忠诚,但是忠诚的背后所显示出的往往是对于这种喂养的感激和对失去这种喂养的恐惧。他们依赖于权威,又对他人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可是这种热情大多出自于博得别人的好感。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失去别人的帮助自己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他们缺乏主见和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

第二种社会性格是剥削心向的社会性格,这种类型的性格对应于于18、19世纪处于激烈竞争状况下的买卖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当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相对应,那时的人拼命追求权力和财富。具有很强的剥削性。“剥削心向其基本前提与接受心向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一切好的来源都在外面,不管他需要什么都在外面寻求,一个人光靠自己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但两者之间也有区别:剥削型不希望象从别人那里收到礼物似的取得别人的东西,而是利用强迫或诈骗的手段,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种心向渗透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3](P82)

第三种社会性格是囤积心向,弗洛姆认为,囤积心向的人也是广泛存在于19世纪,“在19世纪,囤积心向与贪取心向同时并存。囤积心向具有保守型,它对于不择手段地获取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并千方百计保存既得的一切,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定方式在经济上追求更高的目标。对具有这种心向的人来说,财富就是他的自我,就是无上价值获得保护的象征。”[3](P104)

这种性格特征的人与接受心向和剥削心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认为美好的事物是来自外部,反而对获取外界的东西缺乏信心。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囤积和节省的基础之上的,并把消费和付出看做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人吝啬、固执,重秩序和条理。

弗洛姆认为这时候清教徒的伦理标准反应了这种心向的心理特征,他们强调只有工作和成就才能证明德行,它也支持安全感并给生命以意义和宗教上的满足感。

第四种社会性格是市场心向的社会性格,它产生于现代高度发达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弗洛姆对这种社会性格进行了着重分析,他认为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人发展市场心向的基础与主要条件。

弗洛姆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商品交换极为发达,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一件商品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一旦不能在市场上他实现其交换价值,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便不能实现。因此“市场的价值的观念,即强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使人们对于他人,尤其对自己也形成了类似的价值观念。凡是把自己当成商品并以交换价值作为个人价值的性格心向,我就称之为市场心向。”[3](P88)

在这种社会性格之下,人将自己作为商品来对待,正如一件需要出售的商品一样,他这时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使用价值,而是自己的交换价值。因为一旦他的交换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实现,他的使用价值对于他来说也就是空无。弗洛姆认为这种性格特征所影响的不仅是个人技能等方面的交换价值,更加包括一个人所拥有的人格。人格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一个人的人格的好坏取决于这种人格在市场上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市场上需要善于逢迎、讨好他人的人格,那么这种人格就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人们就会使自己的人格特征向这个方向靠拢,人格也就变成了外在的东西。因此,弗洛姆形象地比喻道,“人像手提包一样,他也得在人格市场上赶时髦。”[3](P91)

也正是因为在市场心向这种社会性格中,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仅依赖于这个人的品格与素质,还要依赖于他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将他的品格与素质成功售出。因此,“假如一个人感觉到自我价值,首先并不是由他所拥有的人的特质所构成,而是取决于再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上,他能否获得成功,那他的自我估价一定是靠不住的,不断地需要由他人予以证实。”[3](P92-93)

接着弗洛姆引入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对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市场心向社会性格进行了批判,他说,“具有市场倾向的人,他自己的力量则成了异化于他的商品。他的力量不但已不属于他,而且还要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因为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在使用这些力量的过程中自我实现,而是如何在出卖他们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他的力量以及其所创造的,变成了外在的、与他自身相脱离的东西,变成了供他人判断和使用的东西。这样,他的同一感象他的自我估价一样,被动摇了。他的同一感由他所能扮演的所有角色的总和所构成:‘我就是你所需要的’。”[3](P93)

市场心向在影响着人的自我估价和自我同一感的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人另外两个方面,即人际关系和人的思维与感觉。

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人将自己看做是商品和交换的对象,因此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也必然陷于表面化,每个人都将自己和对方看做可供交换的商品来看待,使得人陷于感情的冷漠之中。

在思维与感觉领域,由于思维具有控制和驾驭事物的功能,在市场心向的社会性格的影响下,思维变成了产生符合市场需求的工具,因而它所能够产生的知识往往是能够在市场上产生利益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思维不再是人类谋求真理的技能,而变成了获取利益的手段。

弗洛姆认为在今天占有统治地位的市场心向社会性格与其他三种社会性格相比,虽然不必然具有他们所具有的种种消极面,但是市场心向的问题却显得更为严重。因为其他三种心向至少反映了一种人的关系的方式,假如这种心向支配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具有这样一种人格。但是市场心向的人格却没有任何人格特征,他只会根据环境的需要来改变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人格便表现为虚无。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性格的精妙分析不能不说是弗洛姆的深刻之处,他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指出现代社会中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导致的人的异化,指出了现代人所陷入的精神危机。这既可以说是弗洛姆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所下的诊断,也可以说是弗洛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揭示出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状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潜意识和非理性领域的丰富和发展。

四、“社会性格”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通过对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弗洛姆突破了将人的性格分析仅仅同人的机能相联系的观点,将人的性格同人所处的社会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建立了人的性格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格来自于人幼年在家庭中性欲的压抑与释放不同,弗洛姆人的性格的形成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庭的影响,但是家庭作为社会培养适合这个社会的代理人,实际上起到的是替社会培养人的作用。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教导孩子去适应社会生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具体社会的社会形态所需要的行为逻辑就被父母灌输到孩子的思想之中,进而成为孩子在社会中处理自己与他人的行为方式,因而也就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这种社会性格。

比如,在极权社会中,当父母从心底接受到社会的行为法则是接受与服从时,他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起孩子一种接受与服从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是与极权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父母会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而将自由竞争、符合市场需求,价值交换等观念输入到孩子的行为方式中去。这种行为方式也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由于性格是属于无意识领域,因此个人会在不经理性思考的情况下自觉做出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并且会认为这是出自于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才这样做的,实际上,这也是由于社会创造了他要求这样做的需求。因此,人们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就会非常自然地作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事情。

其次,社会性格学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重要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维护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应了社会存在,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维护作用。社会性格学说的提出,更加明确了这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式。

马克思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提出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5](P52)马克思以简练的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产生的秘密,揭示了社会思想是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并指出,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他们对于符合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概括总结,形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运用这种意识形态维护本阶级的统治。

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发现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之间还有着潜意识和非理性的领域,即人们的心理状态。如果人们对于表达某种生产关系的思想的心理态度如同对待一种乱伦禁忌一样,那么这种思想,连同其所反应的生产关系都无法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样,如果人们对于一种生产方式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那么维护这种生产方式的思想才能够实际地发挥作用。

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精神分析学尚未诞生,关于人类的非理性和潜意识领域尚未被发现,因而马克思不可能发现一个社会的非理性和潜意识领域也受到物质生产领域的影响,并且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样,影响着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同样,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人类的潜意识领域,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弗洛姆将这两种学说进行综合,便可以说是纠正了精神分析学说,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便可以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式(哲学、宗教等)转变为:经济基础——社会潜意识(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上层建筑(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式(哲学、宗教等)。

在这里可以将这种社会中的基本关系表述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产生了适合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性格等社会潜意识,这些社会潜意识使得人们在心底接受这种社会生产方式,进而在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社会潜意识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心理状态、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人们的心理状态则是连接物质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桥梁。它使得社会物质生产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能够有效地相互作用。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人们的社会心理及其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性格”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意义。它不但使得马克思关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得到了更加细致的说明,还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得以扩展到人的潜意识领域。这对于人更好地科学地认识自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于时空的看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了人类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的看法。那么,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的提出,便为人类历史上两个伟大发现的融合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第一个发现了人类微观的潜意识领域同人类宏观的社会历史领域之间的有机关联,为人类进一步研究人的潜意识与社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2]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不足[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弗洛姆.寻找自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4]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木 秦)

B506.6

A

1672-1071(2011)04-0023-06

2011-07-03

王明亮(1985-),男,安徽阜阳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