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再，陈学敏，陈学峰，鲁 玲

（上海农昊生物技术研究所，上海 201609）

2011 年6—7 月份，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创新高，同比增幅都在6%以上，连续2 个月，猪肉价格的同比增幅在50%～60%，成为影响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即使肉价上涨很快，但国家并不准备大量抛售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国内的生猪价格。为什么呢？肉价上涨，养殖户得到了实际收益。由此看来，政府应对猪肉价格上涨的方法在改变。2007 年猪肉上涨较快时，国务院出台了补贴、保险及抛售储备肉等各类扶持养猪平抑市场价格的措施。之后呢，大量游资进入养猪业，生猪数量大幅上升，反而使得2009—2010 年价格连续下跌。现在的做法是：一方面，要给城市低收入阶层以补贴；另一方面，则要维护农民养猪的生产积极性。

这种应对思路与中央领导说法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在陕西省调研时说：“猪肉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加，我很高兴。但城市中低收入群众感到难以承受，我有压力。我们的目标是，既调动农民养猪积极性，又让城里人吃上价格合理的猪肉。”

乍一听，肉价高涨似乎成了城市反哺农村的一条通道，其实不然，这蕴含着我国近几年养猪方式和猪肉产业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对猪肉价格高涨有这样的看法：“有人说是饲料价格上涨，有人说是用工成本增加，还有人说猪的疫病多，很多猪病死，导致数量减少，有人说是周期波动（2009 年9 月—2010 年6 月这个阶段的行业性亏损的情况下，大量养猪人放弃养猪，导致猪苗不够），我觉得这些全都是原因之一。但最核心的，我觉得不是这些，而是农村社会经济格局的转移。以前我们说，肉蛋奶靠8 亿农民，现在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5 亿城里人没有变，又增加了4 亿多脱离农村的消费群体，他们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以后有5～6 亿农民进城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着中国肉蛋奶需求是呈增长态势。”刘永好先生为了发展养猪，在几个养猪大省做了半年多调查，发现农村人口中小于40 岁的劳动力75%已“转移”进城了，“精兵强将去创业，年轻力壮去打工，老弱病残搞农业”。这样，加上“猪周期”缩短的风险，在农村越来越没人喜欢养猪了。他的结论是：养猪市场出现比较大的空裆，这个时候谁能把规模搞上去，谁就有大机会。

这是“饲料大王”刘永好要做“养猪大王”的想法。那么，目前仍占出栏总头数45%的散户养殖怎么样呢？从一些官方数据里可以看到：2010 年广东省年出栏50 头以下生猪养殖户数量比2009 年减少了7%；2010 年四川省养猪户同比减少8.4%；2010 年4 月份，江西省10 个生猪生产定点监测县养猪户数同比减少6.32%。在山西，基层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发现，过去2 年的肉价低，导致很多养猪户退出了猪市。据有关统计，散养户退出比例多在五到八成。海量的散养户纷纷离场，而超级大户（当地指规模养殖户）刚刚进场，他们所留下的“空窗期”，引起了猪荒，造成了肉价上涨。

当养猪“散户”们挥泪告别传统手艺的时候，国企、民企、外资、游资，各路产业集团迈着大步，奔向国内养猪业，那些为肉价上涨而紧张的城里人，可能会忽略这个行业的“生态格局”正在悄然改变。老百姓寄希望于规模化养猪能够“熨平”散户养猪不可克服的“生猪周期”，使得肉价的波动趋于平稳。而那么些养猪巨头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打造“全企业链”，并通过产业创新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挣得更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