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鑫

疫病在我国史料中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周代开始典籍中已有了“疫”这一概念，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礼记》、《淮南子》、《左传》、《山海经》已有“疫”、“疡”、“疽”、“风”、“疥”等具有传染性疾病的名称。中医的早期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等分别对“疫病”进行了阐述，历代医家在其著作中对“疫病”的概念、诊断、治疗、预防等也进行了不同侧面的阐述。随着时代的进步，西医传染病概念的输入，与中医学传统“疫病”概念又进行了一次碰撞和交融，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疫病”的概念经历了诞生、发展、成熟、交融、多元的层层演变，因此对中医学“疫病”概念的研究意义重大，对概念的合理诠释是正确理解中医理论的前提，而对中医学概念错误理解则是引发争议的焦点，研究中医学“疫病”的概念的发生与演变，对中医防治传染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早期非医学著作中“疫病”概念

疫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其中就有“疾年”一词的记载。据推测，“疾年”是指疾病多发的年份，而导致某年多发的这种疾病应当是具有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在一些先秦的著作如《礼记》、《淮南子》、《吕氏春秋》中，均提到“疫”字，但没有明确的定义。从《礼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果实早成，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等条文来看，疫病具有流行性，其所导致的伤亡损害也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当时已经认识到气候的反常与疫病的发生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文中的“疫岁”，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测，应是指疫病流行之年。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是这样描述疫病的:“饥谨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病，千户灭门。”文中明确指出了疫病所造成的大流行，导致“千户灭门”的悲惨场景。东汉·末年的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曹植所述的疫病，有明确的致病因素——“疠气”，而且该致病因素可以“流行”，具备极强的传染性，所造成的伤亡也十分惨重，“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值得注意的是，曹植认为疫病的发病与气候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即“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这种认识来源于医学界以外，可能是当时社会知识阶层对于“疫病”的一种普遍认识。

真正对“疫”的内涵进行文字解释最早的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提出的:“疫，民皆疾也。”“民皆疾也”说明了疫病发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这种广泛性是否与传染有关?许慎在文中并没有明确交代，但是根据同时期文学作品的推测，这种大面积广泛性发病、致死率极高的疾病，恐怕只有剧烈的传染性疾病才具备这种特点。但就文字本身含义来讲，“疫”的概念包括了传染病在内，但并不局限于传染病。

综上所述，先秦至汉代的非医学著作中对“疫病”的概念定义基本可以总结为:具有流行性而死亡率高的一类疾病的统称。而对于这类疾病的致病因素、是否具传染性，是否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等尚无明确认识。这个时期的非医学著作所体现的是社会知识阶层对于“疫病”的初步认识，属“疫病”概念的发生萌芽期。

2 早期中医学典籍中的“疫病"概念

汉及汉代以前的早期中医学典籍中，将中医“疫病”概念基本定义完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4部为主。

2.1 《黄帝内经》中关于的“疫病”概念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对“疫病”进行了描述，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从疫病的发病、传染性、病情特点、预防治疗等各方面均有描述。又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疠大行，远近咸若”，“疠大至，民善暴死”。文字中提到了“温厉”、“疠”等名词，虽未明确提出疫病之名称，但从其所描述的“远近咸若”、“民善暴死”等病变特点可以看出，这种疾病发生后病情严重、病死率高，又具有远近传播的特性，符合疫病之发病特点，皆属于对“疫病”发病情况的描述。

这其中的“疠”通“疫”，指的就是“疫病”，明确指出了疫病的传染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疠，恶疾也。”“疠”字在汉代以前使用较广，泛指致病力强、病状严重的疾病或恶性疾病，并非专指疫病。在较为后期的各种著作中，“疠”与“疫”的含义逐渐趋于一致，并多有“疫疠”并称。如东汉·王充《论衡·命义》:“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又如隋·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至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在“疠”字条下云:“按古义谓恶病包内外言之。今义别制……训疠为疠疫。”“疠”与“疫”可视为同义词，这种说法一直沿用至今。《素问·本病》:“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此处的“温疫”即“疫病”，指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运气有关等特点的一类疾病。虽然《内经》中“疫”、“疠”、“温疫”等存在名词上的差异，但根据语境判断，其意义相通，皆属于“疫病”的概念范畴。

2.2 《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疫病”概念

成书于东汉之前的《难经》，虽然没有直接关于疫病的描述，但却对与疫病关系密切的外感热病进行了描述。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文中“伤寒有五”中的伤寒是指广义伤寒，即一切外感热病的统称，《难经》将这一类的疾病分为5种，其中虽未明确提及疫病，但从后面的“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肌寒热者，皮肤痛”等病况描述来看，与某些疫病的阶段表现相像，这类疾病如果不是散在发作而是导致大流行，则属于“疫”的范畴。由于命名习惯，《难经》在进行“五类伤寒”的概念定义时比较侧重于病因，而其中的概念外延范围与具备流行性、传染性、死亡率高等特点的“疫病”概念存有交集，这一点在后世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早期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当中，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对于“疫病”的症状、治疗等阐述堪称经典。他在《伤寒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此处的张仲景对于“伤寒”的描述，结合《伤寒论》原著中的相关大量论述，不难推测，张仲景宗族所感的这种疾病是一种传染性和致死率都很高的发热性疾病。《伤寒论》中的“伤寒”，虽不能直接就将其等同于“疫病”，但从发病、传变、坏病、死证、预后等大量的条文描述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符合疫病的致死率高、发病急骤、杀伤力强的特点，应属于疫病的范畴。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也有关于疫病的直接记载，如《伤寒论·伤寒例》:“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文中明确指出了有一类是因气候反常，即“非其时而有其气”产生的“时行之气”的病，称之为“时行疫气”。这类疾病有使“长幼之病，多相似者”的传染性、流行性，因其与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正气为病不同，故时行是指有季节性的流行，“疫气”是指导致这类疾病的病因。《金匮要略》中也有关于疫病的零星记载，如《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中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此两条中所述阳毒、阴毒病证系感受疫毒所致，应属疫病范畴。但惜乎书中此类内容不多，并未对疫病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论述。

3 后世医学著作中“疫病”概念的确定

秦汉以降，历经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疫病具有不同规模和程度的流行，因为疫病的杀伤力较强，因此引起历代医家的高度重视，并将之记录于著作中，使中医学的“疫病”概念逐步成熟、完善。

3.1 “疫病”具传染性的确定

此外，在历代医学著作及后期地方志中，对属于疫病范围之内的疾病尚具有一些其他的或较为具体的名称。之所以言其属于疫病范畴，基于同样具有传染或流特性，而伤亡较重。

虽然《黄帝内经》中个别篇章提到“疫病”的传染性，但是这种认识最终确定下来是隋·巢元方所撰的《诸病源候论》，书中认为疫疠乃“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这种疫病具有传染性的认识以致影响到后世，如明·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说:“时疫能传染于人……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清·熊立品在《瘟疫传证汇编》中说:“阖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清·杨栗山在《寒温条辨》中说:“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染人，皆惊恐呼为瘟疫。”清·莫枚士在《研经言》中说:“疫者役也，传染之时，病状相若，如役使也。”以上明清医家在描述“疫病”发病情况时，皆用“传染”一词，秉承了《诸病源候论》中对疫病感染“转相染易”的认识。清·叶霖将这种观点更进一步，在《增订伤暑全书》将“疫病”明确为:“疫者，犹徭役之谓，大则一郡一城，小则一村一镇，比户传染……如不传染，便非温疫。”将传染性作为鉴定是否为疫病的必要条件最终确定下来。

3.2 “疫病"名称的多样化

前文所述，在早期中医学典籍中，“疫病”的名称就已经多样化了，如“疫”、“疠”、“温疫”、“伤寒”、“时气”等，这些名称一直延用到后世医家的著作中。如西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云:“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如此诊候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指出:“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状，故云疫疠病”，将疫病与时气、温、热等疾病的相同点进行了对比。由此可见，《诸病源候论》认为，时行病、温病、疫病均属外感热病，均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和杀伤力强的特点，因此虽然病名不同，但均属于中医学“疫病”的概念范畴。

自此之后，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宋·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金·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元·敖氏的《敖氏伤寒金镜录》等著作均继承巢氏之说，书中的“时气”、“温病”、“伤寒”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具有传染件、流行件和杀伤力强3个特点的“疫病”大概念范畴。明、清两代的医家对于同样的疫病，有的称瘟疫，有的称温疫，因为在有的医家看来，瘟疫就是温疫。很多医家在其著作中，直接设有瘟疫(或温疫)的专篇，如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楼英的《医学纲目》、江瑾的《名医类案》、吴谦的《医宗金鉴》等。明末以后的瘟疫病专著也沿用了这种称谓，如吴又可的《温疫论》、戴天章的《广瘟疫论》、杨栗山的《伤寒瘟疫条辨》、余师愚的《疫疹一得》、刘奎的《松峰说疫》等。这个时期，疫病专病的书籍也有多部出现，郑肖岩的《鼠疫约编》，郭右陶的《痧胀玉衡》，隋万宁的《羊毛瘟论》，陈蛰庐的《瘟疫霍乱答问》，连文冲的《霍乱审证举要》，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夏春农的《疫喉浅要》等。这些著作中的“痘”、“大头瘟”、“烂喉痧”、“吊脚痧”、“羊毛瘟”、“鼠疫”等，根据书中所描述的临床表现、流行特点来看，属于疫病范畴则更是毫无疑义的了。其中，所论的专病，如鼠疫、疟疾、霍乱等，也是西医传染病的名称，其表现大致相同;疫喉、烂喉丹痧等，则与西医白喉、猩红热等病相似，说明中医学在古代所治疗的疫病包括有被现代传染病学明确诊断的传染病。古代疫病所涵盖的病种是相当广泛的，既包括能够跟现代对应的多种传染病，也包括某些具有传染性、流行性、杀伤力强的无法用现代医学名词命名的疾病，因为古代的某些记载相对笼统，要把它们再作区别是相当困难的。

4 总结

综合早期乃至于后世中医学典籍中的论述，“疫病”的概念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的一个过程，其名称虽有“疫”、“疠”、“温疫”、“伤寒”、“时气”等差异，以及“痘”、“大头瘟”、“羊毛瘟”、“烂喉痧”等具体病种的分类，但根据描述来看，所代表的意义大致相同。中医学“疫病”的概念可以基本定义为:具有传染性、流行性、明确的致病因素(戾气、疫气、疠气、时气等)以及杀伤力强四大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气候、运气、地域等)影响的一类疾病。中医学的“疫病”概念到了近代逐步成熟，某些病名与现代医学中具体的传染病名称合流，但由于古代医籍的某些记载比较笼统和中西医两种医学在认识疾病角度上的差别，中医学“疫病”在发病、流行、预防、治疗、调养等方面还需要理清思路，做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现代中医工作者尚需吸取古人治疫经验，结合现代临床具体情况，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