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见洋二

在宋代,文人们自发而有意识地开始了别集的整理编纂。伴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对别集的注释也同时产生了。不仅是杜甫、韩愈等宋代以前的文人,苏轼、黄庭坚等宋代文人的别集也被加以注释。宋代别集的注释,特别是苏轼、黄庭坚诗的注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的亲笔原稿或相当于此类文本的利用。宋代的注释者们基于这样的文本,对诗的题目及本文的异同进行检讨;同时亦对作品的定本(最终稿)是如何制定的问题加以讨论。

宋代别集注释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倾向,以及从中体现出相关的文献学、文学论上的特质,笔者已在《由“校勘”到“生成论”——有关宋代诗文集的注释特别是苏黄诗注中真迹及石刻的利用》①中文稿载于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东华汉学》第8期,2008年12月;日语修订稿载于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研究》第68卷第1号,2009年 6月。(下文引及时简称“别稿”)中,以苏轼和黄庭坚诗的注释为例作过考察。其中,在论及南宋前期黄庭坚诗的整理、注释史时,对与任渊的《山谷内集注》、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等并肩而列的黄㽦的《山谷年谱(山谷先生年谱)》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曾作过些许说明。本文将探讨黄㽦编写的《山谷年谱》与任渊等所作的黄庭坚诗注的关联,同时对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含石刻拓本)在诗注中被如何利用,及诗注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献学的倾向等问题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