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毅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矿史研究所，江苏徐州 221008）

孙越崎与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

薛 毅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矿史研究所，江苏徐州 221008）

20世纪是煤炭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和广泛使用的世纪。孙越崎是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或见证人。他先后在国内和美国著名大学学习采矿业，毕业后先后创办和领导了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地区的重要煤矿，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家最高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1948年，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孙越崎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召开全国重要工矿企业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建立了历史性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煤炭系统工作，担任过国家最高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炭工业部顾问，在推广输煤管道技术、改革煤炭管理体制、呼吁加强煤炭立法等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

孙越崎；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

在工业社会，煤炭作为动力之源进入社会化生产过程，成为工业文明的核心资源。这一时期，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使用成为工业化起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世纪，是煤炭工业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巨大发展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煤炭代替木材既作为蒸汽机动力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燃料，又作为炼铁、炼钢的原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整个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20世纪的煤炭工业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之深刻，促进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批推动煤炭工业发展的杰出人物，孙越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代表。孙越崎先生一生经历了两个世纪，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是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或见证人。孙越崎先生一生经历非常丰富，在其所从事的各个领域中均有建树。本文仅就他与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发展中的经历、地位、特点做一论述。

一、弃文从工学矿业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1893年10月16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嵇县嵇东镇同康村上坳。他早年曾先后就学于绍兴简易师范学校，1913年考取了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公学除了国文、历史、地理外，绝大部分课程采用外国教材，采用英语教学，为他日后赴美国留学创造了条件。在复旦公学读书期间，他获悉日本提出了一个意在灭亡中国的“21条”不平等条约，为此忧心如焚。他“鉴于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改名越崎，音同而字不同，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从此，孙毓麒改名为孙越崎。

1916年，他自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北洋大学，先学文科，后遵从父命，改学矿冶科。北洋大学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的招生考试非常严格，常常在几百名考生中录取1名。据孙越崎回忆：当时北洋大学的“教授全是美国人，只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野外测量的助教是中国人，校长、总务长也是中国人，但他们只管行政，不管教务。功课很多，考试频繁……”［1］孙越崎进校后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再加上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不久就当选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和演说辩论会会长。1919年，他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五四”运动，组织了全市15所中等以上学校1万多名学生的罢课及示威游行活动，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5名代表之一与直隶省省长曹锐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并因此被开除了学籍。后得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继续学习，于1921年毕业。

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孙越崎来到东北穆棱煤矿工作多年。在这里，他经历并熟练掌握了一个新建煤矿从勘探建井到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完整过程，积累了与煤矿外部环境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同时也留存了一些工程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悬而未决、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此他决定出国留学深造。1929年，他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矿冶系；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业后，他又考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这一时期，孙越崎重点选修了地质数学在石油开发与资源分析中的应用、应用流体地质学、自然资源定值的地质统计学分析、石油地质学、结构地质学、地球物理学、钻井等课程。每逢假期，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坐在图书馆读书，孙越崎则请教授介绍他去洛杉矶、德克萨斯等地的煤矿和油矿参观学习。通过现场参观，孙越崎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他日后回国创办企业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创办东北穆棱煤矿

孙越崎之所以被称为工矿泰斗，主要是基于他对中国煤炭工业的贡献。他从20世纪20年代创办煤矿开始，到1995年临终前担任国家煤炭工业部顾问，70多年来一直在为发展祖国的煤炭事业呕心沥血，是中国近现代煤炭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1923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遵从父命，以探矿队长的身份来到土匪和野兽经常出没的东北穆棱矿区，开始创办穆棱煤矿。据孙越崎本人回忆，他“于1923年12月17日，由哈（即哈尔滨——作者注）带领探矿队沿滨绥县至穆棱县下城子车站，后改乘雪爬犁穿深山密林，到杳无人烟的小碱场沟，即今穆棱矿区，担负起开矿采矿之重任。时值严冬，气温在－40°以下，开始租用草房3间作办公室兼住宿。时以油灯照明，柴木取暖，还常常受虎狼袭扰，盗贼侵犯”［2］。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孙越崎率领的勘探队已“用人工钻探矿20个，用电钻、刨锹挖探煤井39处，初步查出煤层幅员广大，层厚2米，很有开采前途”［3］。

穆棱煤矿于1924年9月正式投产。最初日产原煤约160吨，以后产量逐年上升。1929年的产量已突破31万吨，成为当时北满地区唯一的一座产量高、效益好的新式煤矿。孙越崎在该矿连续工作了近6年，经历了从钻探、建井、投产及生产管理、运输销售的全过程。1927年10月，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前来穆棱煤矿考察，孙越崎陪同他参观了数天。通过参观考察，翁文灏十分欣赏孙越崎工作踏实、不畏艰险、埋头苦干的精神，并希望孙越崎写一本记叙穆棱煤矿建立发展的书。而孙越崎也是个有心人，“凡所经历，皆有记录，碎锦零缣，置诸行箧”。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孙越崎完成了他生平的第一本专著《吉林穆棱煤矿纪实》。全书约10万字，共31章，内容包括地位、矿区面积、地质及煤层、煤量与煤质、沿革及资本、公司组织、职员、采煤、探矿、采煤法、搬运、支柱及木板、排水、通风、井内灯火、钻炸、选煤、工人、包工法、历年产煤额、开支、成本、销路及售价、矿区自用煤斤、职工薪俸、井外设备、原动力、机械厂机械、穆棱铁路、总公司与矿区资产、历年盈余等。书中附有18幅照片和地质剖面图等，另有煤质分析表、井下水量表、历届盈余表等共计26个表。该书由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以该会专刊第2号的名义于1930年4月出版。穆棱煤矿督办蔡运升、中东铁路特别行政长官朱庆澜、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分别作序。翁文灏在序言中回忆了他参观穆棱煤矿时，孙越崎每日白天陪他登山下井，晚上两人抵掌长谈的情景。继而他感慨地写道：“方今黉舍青年，往往感于一时环境之艰，而灰终身进取之志，事求其易，禄惟其厚，数年蹉跎，一生断送矣。今观孙君之一出学校，即入穷山，数载辛勤，卒创大业，其奋发兴起者当如何？……”对孙越崎慰勉有加。

三、对津浦铁路沿线煤矿进行调查

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在南京正式成立。该会的职权是：“（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4］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自担任该会委员长，并任命时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并曾担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的翁文灏为秘书长。蒋介石还任命了39位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聘请了200名左右的专门委员，这些人大都是国内各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此时的孙越崎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随即被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门委员，安排在该会原料与制造组工作。同在该组的专家还有丁文江、顾振、范旭东、吴蕴初、刘鸿生、颜任光等。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根据该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是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计划以国防为中心的建设事业。面对百废待举、头绪纷繁的局面，该会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根据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涉及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包括关于（天）津浦（口）铁路沿线煤矿的调查，关于津浦铁路沿线矿产资源的化验等。孙越崎主动承担了津浦铁路沿线煤矿的调查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调查工作，孙越崎专门制订了《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计划纲要》。该纲要包括工作题目及事项、工作方法及步骤、工作地域及路线、工作范围与本会或其他机关过去工作的关系、工作范围与其他方面现有工作的关系、调查工作期望的结果及其与国防的关系、调查工作的助理人选、工作需要的时间、经费预算。调查的对象依次确定为山东嶧县中兴煤矿、江苏铜山县华东煤矿、安徽宿县烈山煤矿、安徽怀远县淮南煤矿、安徽怀远县大通煤矿。助理人选要求矿冶专科毕业、有矿务工程及行政经验者，孙越崎提名由严爽担任。临行前，孙越崎对与调查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这些资料包括：北平地质调查所出版的所有矿业纪要，《矿冶杂志》，中华矿学社主办的《矿业周报》，山东、安徽等省农矿厅的《矿业报告》及各煤矿的史料。

1933年7月，孙越崎偕严爽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津浦铁路沿线煤矿调查。8月份，他们完成了《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报告共计400多页，附有多幅照片。报告的内容包括对中兴煤矿、华宝煤矿、华丰煤矿、华东煤矿、烈山煤矿、大通煤矿、淮南煤矿等的调查。较原计划多出了华宝煤矿和华丰煤矿两个煤矿。调查报告的内容是详尽的，仅以中兴煤矿为例，包括第一章《总论》（含位置、交通、运河、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沿革、资本、公司组织及职员）；第二章《煤田》（含地质、煤层、煤量与煤质、矿区）；第三章《采矿》（含大井设备、井下工程）；第四章《采矿方法》（含采煤、搬运、支柱、通风、排水、用灯）；第五章《矿厂设备》（含电气原动设备、机械厂设备、制炼设备、房屋、教育卫生设备、材料厂、台枣铁路）；第六章《职工》（含职员、工人、护矿队）；第七章《产额及成本》（含产额、成本）；第八章《运费及捐税》（含运输状况、运费及上下力费）、纳税）；第九章《营业状况》（含销售、市价、盈亏、公司财产）。并附有中兴煤矿1932年的营业报告和纯益分配表，提议发行200万元公司债券的议案和筹拨朱桂辛养老纪念基金的议案［5］。

关于孙越崎的这次调查报告，后世学者认为“在以往各地质学专家历次勘探之结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6］

四、整理河南焦作煤矿

从1934年底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越崎受命整理当时中国的大型中外合营企业——河南焦作煤矿，先后担任该矿的总工程师、整理专员、总经理等职。在此期间，孙越崎采用断然措施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经营有方，用人有道，将一个积重难返、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企业迅速扭亏为盈，使其产量和销量跃居全国第三，向世人展示了他卓越的经营才干。

焦作煤矿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煤层稳定，煤质优良，开采条件较好。从19世纪末开始，该矿先后经历了英商福公司独资经营、福中总公司合资经营阶段。1933年6月，福中总公司易名为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简称中福联合处），中方成为焦作煤矿的经营主体。中福联合处开始办公后，由于经营无方，管理不善，加之工潮迭起，致使开支大，产量低，成本高。不仅欠发职工工资，而且拖欠大量铁路运费和窑木价款。短短一年左右时间，河南建设厅长李文浩，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陈泮岭，国民党中央委员、河南农工银行经理李汉珍先后走马灯似地主持中福联合处工作，都因管理无方而束手无策，相继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代表陈郁到焦作实地调查后给实业部的报告中称：“目下该联合处局势，窳蚀相沿，已成积习。……纵使厉行紧缩，节约无几；一隅之治标，亦无关全局之盈绌；似非彻底改革，另创完规，未由振刷。”［7］

眼看中福联合处已濒临绝境，英商福公司董事长在英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于1934年7月来到江西庐山，面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其派出得力人员，彻底整理焦作矿务。蒋介石为了在国际上不影响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同时也认为焦作煤矿是“国内重要实业，不容任其沦废”，随即任命当时担任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的孙越崎担任焦作煤矿代理整理专员和总工程师（整理专员为翁文灏）。孙越崎来到焦作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随即制定了整理原则和颁布了整理办法。整理原则是：避免无理的纠纷，节省非必要的开支，调整管理的方法，努力减低产煤的成本，充分增加运输的数量，占住与扩充重要市场。《整理办法》共10条，主要内容包括：解散原董事部，原经理、协理等停止工作，原董事、监事停止行使职权；各项用款应极力节省，不得稍涉虚糜；缩小组织，裁汰冗员，紧缩预算，减低薪额。

《整理办法》颁布后，孙越崎随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首先他根据需要精简了机构，将原有的部门合并为6个。接着是裁汰冗员，孙越崎果断地停付了挂名开资人的薪金，裁减了一批闲杂和不称职的人员。通过裁减人员，每月仅支付的工资就减少两万多元。与此同时，他还降低了部分在职人员的工资。

在精简机构、裁汰冗员、降低部分人员工资的基础上，孙越崎重点整顿了工程。过去，由于井下开拓掘进过度，致使采掘比例失调。孙越崎断然决定停止开发下山工程，任其被水淹没。此举既有利于缩短生产战线，节约开支，又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回采。

管理也是生产力。孙越崎针对以往焦作煤矿管理混乱和有的工作无章可循的问题，提出要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孙越崎认为：只有有了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活动才能按照预定的目标、规定的程序、规定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煤矿各部门、各单位才能分工合作，协调一致，统一行动，管理活动的运行才能获得较大的动力。为此，孙越崎在焦作煤矿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和制度，并把所有的规章制度汇编成一本《章则汇编》，广为宣传，使人人知道有关规章制度的内容，有章可循。

煤炭是大宗物资，长途运输自然离不开铁路。关于煤矿与铁路的关系，孙越崎有一句深刻而形象的名言：“铁路局是办煤矿者真正的上司。”［8］18当时，承担外运焦作煤炭的主要是道（口）清（化）铁路。整理矿务之前，由于焦作煤矿生产极不正常，已拖欠道清铁路局30万运费，长期无力偿还，致使路矿两家关系十分紧张，路局对矿方已到了不预先支付现款就不予运输的地步。为了缓和关系，孙越崎主动向路方介绍煤矿的整理方案，提出为了减少麻烦，矿方和路局由原来的每日结账改为按月结账。路局方面也认识到只有煤矿发展了，铁路的营业收入才能增长，两者成正比关系，于是同意了孙越崎的要求。路矿关系从此改善。

在狠抓运输的同时，孙越崎还大抓煤炭销售。焦作煤矿生产的煤炭都是无烟煤，无烟煤在当时的主要用途是民用，与烟煤专供工厂和铁路不同，没有大宗用户和大批量销售合同。所以经营销售的组织务求普遍。为了抓好销售工作，孙越崎一方面在有关报刊上大登广告，宣传介绍焦作煤炭的特点及种类，一方面努力扩大原有市场，致力扩展新的市场。不到1年的时间，焦作煤炭的市场已遍及道清、平汉、陇海、津浦等4条铁路沿线地区；长江中下游上自武汉、下至京沪杭甬沿线各码头；卫河流域上自道口、下至德州沿河各码头；沙河流域上自北舞渡、下至颍州沿河各码头；滏阳河上自邯郸、下至卫水小范各码头等地。与此同时，孙越崎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1935年，他责成有关人员搜集日本煤炭市场的需求量、价格、运费、用途等资料，并致函马丁/马森公司神户办事处，希望他们做焦作煤炭在日本的代理商，提出可在汉口交货，5—8月份可安排万吨级轮船运输。

通过整理，焦作煤矿迅速出现生机。1934年，全矿亏损95万多元；1935年，焦作煤矿实现了生产煤炭100万吨，运输煤炭100万吨，销售煤炭100万吨，盈利100万元。1936年又实现了上述4项指标接近和突破150万吨（元），从而使焦作煤矿的产量和销售量当时在全国仅次于河北开滦和山东中兴煤矿，跃居全国第三位。1935年12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任命孙越崎为焦作煤矿整理专员［9］。

五、在抗战后方经营煤矿

正当孙越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积极向国内外订购先进的采矿设备，准备在焦作增开新井，扩大生产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平津地区后，随即沿着平汉铁路向南进犯。鉴于战火即将蔓延至矿区，孙越崎果断地决定停止生产，尽快销售存煤，并克服重重困难，在焦作煤矿沦陷前夕，将煤矿的机器设备和部分员工转移到了武汉。

武汉是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抗战爆发后，沿海和其他地区共计约130多家工厂陆续迁到武汉着手恢复生产，急需煤炭做动力。早在焦作煤矿沦陷前夕，孙越崎曾到湖南湘潭对当地的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数天的考察，并写出了《湘潭谭家山煤矿初期工程计划及预算》。焦作煤矿的机器设备迁到武汉后，为了不使这些设备闲置，孙越崎代表中福联合处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签订了《合办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草合同》，并于1937年12月1日成立了湘潭煤矿公司，由孙越崎担任总经理。

为了早出煤炭支援抗日战争，孙越崎制定了边勘探边采煤的原则，探矿、土木工程、建筑及机器安装同时进行。经过10个月的紧张工作，谭家山煤矿凿成直井8口，斜井2口，小探钻6个，钻眼19个，日产煤炭近400吨。这些煤炭通过湘江运输到长沙、武汉等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38年10月下旬，正当湘潭煤矿产量日增之时，广州、武汉相继失守，长沙危在旦夕。10月24日，孙越崎下令湘潭煤矿大部分矿井停止生产，将机器设备拆迁转运到四川，开辟新的矿区。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孙越崎将焦作煤矿的机器设备转移到武汉之时，四川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兼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面见孙越崎，希望与其合作，并承诺负责优先把焦作煤矿的机器设备转移到四川。为了慎重起见，孙越崎于1938年3月11日曾专程前往天府煤矿实地考察。孙越崎既看到了天府煤矿生产落后、矿工死亡率高的一面，也看到天府煤矿有三个优势：“（一）有一条17公里长的20磅钢轨可运5吨重煤车的轻便铁路，从矿区直达嘉陵江边；（二）煤层较厚，可采的煤层有两层，一层厚2～3米，一层厚1.5米，储量丰富；（三）由嘉陵江下运重庆不到100公里，运输便利。”［8］29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孙越崎决定前往合作，并就铁路与煤矿合并等事宜提出了建议。

1938年5月1日，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孙越崎被推选为总经理。在此之前，天府煤矿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采掘全用手工，井下运输主要靠矿工用竹篓来背，抽水也靠人工。井下通风不畅，矿工劳动全是裸体，死亡率很高。为了改造该矿，孙越崎首先建立发电厂，实现了生产机械化。在矿井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改造方面，孙越崎重新布置巷道开拓，改造或更新了通风、排水、提升、运输等设备；他把矿洞裁弯取直，扩大开高，铺设双轨运煤。在矿工管理方面，天府煤矿原来实行的是“租客制”，即矿方依靠封建包工头管理工人。这种制度的弊端一是生产大权完全掌握在包工头手里，包工头所得高于矿方；二是矿工流动性极大，难以提高生产技能，劳动生产率低下。孙越崎上任后，随即改租客制为里工制。里工一般由矿方直接招募、管理和支付工资，为发展生产提供了保障。为了避免激化矿方与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孙越崎聘请当地的乡长、袍哥大爷为煤矿顾问，按月奉送礼金，以示尊重。此举对以后解决矿界纠纷、购置土地、防止地痞干扰等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天府矿业公司产煤共计54921吨［10］84；1940年超过10万吨；1942年超过20万吨；1943年超过30万吨；1945年超过45万吨。在孙越崎的领导下，天府煤矿成为抗战后方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煤矿。

随着抗战后方经济的发展，煤炭供不应求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支援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孙越崎代表中福联合处于1939年1月与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和重庆银行家宁芷村在四川西部的犍为县合办嘉阳煤矿。孙越崎被推选为该矿总经理。嘉阳煤矿年产煤炭10至12万吨，沿岷江运销至嘉定、成都、宜宾、泸州等地。

1939年4月，孙越崎通过考察，决定由中福联合处投资35万元，与四川省建设厅在隆昌县合作开办石燕煤矿公司。公司董事推举孙越崎担任总经理。石燕煤矿临近成渝公路，距内江、自贡糖盐工业区甚近，又有沱江运输，获利颇丰。

1940年7月，孙越崎决定投资98万元，与资源委员会和财政部盐务总局在威远县黄荆沟合办威远煤矿。孙越崎仍被推选为总经理。威远煤矿生产的煤炭主要供应自流井、贡井煮盐和资中糖厂、酒精厂等用，一部分运销内江、资中、仁寿、井研、五通桥、宜宾等地，作为制糖及煮盐的燃料。

由于孙越崎在四川先后担任了天府、嘉阳、石燕、威远4家煤矿的总经理，为了便于“统一资金，统一业务，统一行动”，孙越崎决定将这4家煤矿联合组成总公司，同中福联合处在重庆联合办公。账目各自分管；秘书、总务、材料及勤务员合为一套人马，费用分摊。董事们推举孙越崎担任4矿总公司总经理。这样一来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办事效率。4家煤矿的资金可以互相流动周转，生产的煤炭可以互相调拨，甚至一些劣质煤也可以搭配销售。这些煤矿的投产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抗战后方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后期，孙越崎还利用美国与参战盟国签订租借法案的机会，选派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到美国培训实习。据回忆，赴美人员按照实习科目分为10个组，其中煤矿组“全组17人中竟有14人是来自越崎先生的煤矿甄派与考取，这在所有各批赴美培训的各队组中是独一无二的。越崎先生对重建敌占煤矿的重视，对认识租借法案契机之深切和对派出培训人员所下的决心，真是令人敬佩。”［11］

鉴于孙越崎在抗战爆发后将河南焦作煤矿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人员转移到后方，先后创办或主持了湖南湘潭煤矿，四川天府、嘉阳、石燕、威远煤矿，加之1941年3月又担任甘肃油矿局首任总经理，领导建设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矿——玉门油矿，为抗战后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在1942年举行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孙越崎被该会授予一枚金质奖章。成为该会自成立以来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和支秉渊之后，第五位金奖得主。此后，孙越崎被誉为中国的“煤油大王”。

六、主管全国的煤炭工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越崎最初被国民政府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任命为煤矿集中的东北区特派员。194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又任命孙越崎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

1946年5月18日，行政院第747次会议根据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通过了改组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的决议：将资委会从经济部划出，升格为部级机构，直接隶属于行政院；资委会主任委员由简任改为特任；任命钱昌照为该会主任委员，孙越崎为副主任委员。同年9月12日，资委会公布了新的组织法，正副主任委员改称正副委员长［12］。1948年5月31日，孙越崎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委会委员长，负责领导全国的重工业建设。至此，孙越崎成为包括煤炭工业在内的全国重工业建设最高领导人。此时的资委会已成为一个拥有数百家大中型企业、60多万员工的庞大机构，当时中国的煤矿、钢铁、石油、电力等行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该会领导之下。

从1948年5月到1949年6月，国民党政坛风云变幻，翁文灏、孙科、何应钦、阎锡山先后四次组阁，经济部和资委会时分时合，孙越崎在这四届内阁中都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委会委员长［13］，主管全国的经济行政和经济建设工作。

早在1946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就全面爆发。1947年7月，时任资委会副委员长的孙越崎去东北视察。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耳闻目睹使他深切地认识到：“国民党全军上下，士气低落，每战必败，地盘不断缩小，国民党必亡、共产党必胜的趋向，已经越来越清楚。”［14］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孙越崎决定寻找机会采取弃暗投明的实际行动。1948年10月，他利用全国工业企业联合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的时机，约请河北井陉煤矿总经理王翼臣、江西萍乡煤矿等国内大企业的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孙越崎冒着生命危险，向各位与会者晓以利害，确定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随后，他顶住了蒋介石亲自下令让他将部分工矿企业迁往台湾的指令，率众起义，使他领导的资委会成为国民政府中唯一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护产斗争、集体转向人民的部级单位，建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七、为新中国煤炭工业尽心竭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1月初签署委任状：任命孙越崎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主要负责煤矿、石油、天然气、水电、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1952年11月，孙越崎被安排到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河北开滦煤矿担任总管理处副主任。在开滦煤矿期间，孙越崎主要负责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等5个旧矿的技术改造，同时主管煤矿的基本建设工作。据当时担任中共开滦煤矿党委书记的刘辉回忆：“孙越崎1952年至1957年在开滦煤矿担任副主任，1957年后他主要从事唐山的民主党派工作。1957年以前，孙越老在开滦煤矿主管基本建设，主抓老矿井的开拓延深。原来开滦煤矿大巷开拓每月平均进度为20至30米，孙越老主抓这项工作后，使进度提高了一倍。过去开滦煤矿井下开拓是干打眼，每分钟粉尘上千毫克，对矿工的身体健康危害很大。孙越老建议开拓改为水打眼，此项改进使开拓时每分钟粉尘仅为2毫克，比国家规定的每分钟4毫克还降低了一半。”［10］188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死亡24万人，损失巨大。孙越崎夫妇当时居住的是一间有60多年历史的破旧低矮的小房子，幸免于难。

“文革”结束后，已届耄耋之年的孙越崎再度焕发了青春。在民革中央五届二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1981年，国务院任命孙越崎担任煤炭工业部顾问。1983年8月，孙越崎率队来到内蒙古，对清水河、准格尔、东胜、乌达和海勃湾等地的大、小煤矿进行了27天的考察和调研。“有一次，他到一个旗办的小煤窑，坚持下窑巡视。他听说在一个山沟里有一家父子办的煤窑，硬是坐着吉普车，在河槽地上颠簸了半天，赶到现场去看。”［15］回到北京后，他主持起草了《民革中央智力支边（内蒙古煤矿、钢铁和电力）报告》。在《报告》中，他针对当时内蒙古西部400多家小煤矿普遍存在不经审批、不领开采执照、乱采乱挖、严重浪费资源；重产量、轻安全，矿工死亡率超过国有煤矿3倍以上等问题，建议内蒙古煤炭厅成立地方煤矿公司，对现有的小煤矿进行认真的清理，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报告》还建议包头矿务局和包头钢铁公司组成一个煤焦联营公司，将包头矿务局和地方小煤矿所产炼焦煤全部就近运到包头钢铁公司洗煤厂入洗。孙越崎还建议加快扩建乌达和海渤湾焦煤基地，在这两个地方建立坑口发电站。

1984年8月，由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与美国国际柏克德公司合作经营的中美国际工程公司在北京成立，孙越崎担任该公司咨询委员会主任。鉴于当时铁路运输煤炭的能力已接近饱和的状况，孙越崎首先参与了在中国开发输煤管道的论证工作。相对铁路运输而言，输煤管道有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投入小、产出大、无途中损耗、维护简单、占地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大、可全天候运行、不污染环境、施工周期短、营运成本低等优点。孙越崎参加论证的是“长江管道输煤项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亲自来到煤炭部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唐山分院考察正在试验的4种直径的输煤管道，并且准备去输煤管道技术的诞生地——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只是当时发生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出国讲学猝然去世的意外事故，中央有关领导担心年愈九旬的孙越崎远涉重洋，恐身体吃不消，再三劝阻才作罢。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在进行国家机关体制改革中，撤销了煤炭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等，新成立了能源部。有关部门任命孙越崎为能源部顾问。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孙越崎敏锐地发现分散多头的煤炭工业管理体制，对统一步调进行全面规划、地质勘探、资源划分、产品加工分配、运输销售、煤炭市场研究、对外出口、文教管理、科学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安全立法与监察，以及统配煤矿与地方、乡镇煤矿的协调等工作，都产生了本不应发生的困难。例如国家统配煤矿要立新项目，至少要经过国家计委、能源部、能源投资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四道关口。为了理顺煤炭工业的管理体制，孙越崎组织煤矿专家通过调查研究，于1989年12月向中央领导呈送了《关于积极开发煤炭资源，缓解能源危机的意见》。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孙越崎在发言中提出：“在这次体制改革上，应有一个全面主管全国煤炭工业（包括大、中、小煤矿）的总公司，统一安排全国煤炭的合理布局，统一考虑全国煤炭的新矿建设、老矿改扩建、安全生产计划，制订全面发展煤炭工业的方针、政策，并监督实行。”孙越崎的意见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能源部撤销，煤炭工业部正式恢复。

孙越崎在担任煤炭工业部顾问期间，曾多次呼吁加强煤炭立法，希望中国早日形成健全的煤炭法规体系。在他100岁高龄时，他向全国政协递交了《煤炭法应当尽快制定出台》的提案，并专门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反映只有尽快制定有关煤炭的法律法规，才能理顺国营、集体和个体煤矿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依法办矿，依法治矿。孙越崎的意见得到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为《煤炭法》的出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观孙越崎的一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有理想、有抱负、精于事业、有益社会的人。他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其所从事的各领域中均有建树。孙越崎的思想主要包括：

一、浓厚的实业救国思想。1916年孙越崎最初考上天津北洋大学时学的是文科，当时学文科意味着将要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而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是实业人才。于是他毅然退学，利用假期复习，第二年一举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系。1921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只身一人来到祖国边陲黑龙江，在地处旷野荒漠的穆棱煤矿担任矿务工程师，立志实业报国。

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孙越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国家和人民不懈奋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他的成功固然和他的学历、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思想。青年时代，当他获悉袁世凯拟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时，忧心如焚，毅然将自己的名字孙毓麒改为孙越崎，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之意。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冒着被警方逮捕和校方开除的危险，率先参加爱国活动。

三、注重对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总结，探索规律，深化认识，并升华为理论。自古以来，由于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工程技术工作长期被视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直到今天，我们不知道谁是万里长城的设计大师，谁是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的建造主持者。这种现象固然与中国由来已久的官本位意识相关，也与相当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不注重总结经验，历史责任感淡漠，或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写作能力有一定联系。和同时代的中国实业家相比，孙越崎先生比较注重对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总结，探索规律，深化认识，并升华为理论的。青年时代他在创办东北穆棱煤矿时“凡所经历，皆有记录”，十分注重搜集资料。该矿投产不久，他个人撰著的《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一书于1929年由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出版。20世纪30年代担任焦作煤矿总工程师、整理专员、总经理期间，他先后写作或发表了《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中福两厂采煤计划》、《中福第一矿厂水患的治理》、《湘潭谭家山煤田地质报告》、《湘潭谭家山煤矿初期工程计划及预算》等一系列文章，为焦作煤矿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四、求真务实，不图虚名。这一思想在孙越崎一生中多有体现。1929年初，翁文灏推荐他到河北省井陉煤矿担任总工程师，但他为了深造，婉言拒绝，毅然到美国去学习。留学美国期间，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一时期，他一方面博览群书，一方面参观煤矿和油矿，而不以获取学位为目的。在担任玉门油矿总经理期间，他选派了几位优秀的中层技术骨干到美国实习二年，对他们的学习要求很高，要他们定期写总结和实习体会，但不要求他们拿学位。1947—1949年，他连续在张群、翁文灏、孙科、何应钦四届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但他浑然不觉，不在意这个职位。

孙越崎为20世纪中国煤炭工业发展鞠躬尽瘁的一生，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奋斗历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评价孙越崎先生真正做到了“尽毕生精力为中华工业，倾全部知识图社会振兴”。“图强国心系实业呕心沥血几十载终成工矿泰斗，怀壮志魂存中华忧国爱民100年堪称学界楷模。”这首对联，可谓是对孙越崎先生一生的高度总结。

［1］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G］//孙越崎文选.团结出版社，1992：1.

［2］孙越崎.穆棱煤矿志.序言［M］//穆棱煤矿志编审委员会.穆棱煤矿志，1991年铅印本.

［3］吕铭振.穆棱煤矿的早期开发［Z］.鸡西文史资料：第1辑，1985：84.

［4］程玉凤，等.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G］.台湾“国史馆”，1984年：19.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二八（2），第2760—2761卷.

［6］余明侠.徐州煤矿史［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40.

［7］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M］.商务印书馆，1946：143.

［8］孙越崎.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G］//孙越崎文选.团结出版社，1992.

［9］任命书现存河南省档案馆中福煤矿案卷，第118卷.

［10］薛毅.工矿泰斗孙越崎［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84.

［11］王定衡.越崎先生与租借法案［M］//吕德润.长忆百龄翁——孙越崎纪念文集.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

［12］《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1卷，第4—5期合刊，第24—26页.

［13］郭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下册）［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677.

［14］孙越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经过［Z］//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162.

［15］林玉树.耄耋之年志在改革——访孙越崎［G］//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友总会.校友通讯，1985（2）：45.

Sun Yueqi and China’s Coal Industry in the 20thCentury

XUE Y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a’s Coal Mine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Coal has been developed on a large scale and widely used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Sun Yueqi experienced or witnessed the major events in China’s coal industry in the 20th century.He studied mining in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fter graduation，he founded and led important coal mines in the northeastern，northen central and southwesten China.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he was a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ighest sectors of the economy.In 1948，at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 about the fate of China，Sun Yueqi，as a Chairman of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held a secret meeting attended by the heads of the country’s major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affirmed the orientation of“sticking to their posts，protecting property，greeting the liberation，dealing with the handover”，thus making historical exploits.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he worked in the coal industry for a long time and served as an adviser to the Ministry of Coal Industry.He made a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coal delivery pipework technology，reforming the coal management system，calling for strengthening coal legislation.

Sun Yueqi；the 20thcentury；China；coal industry

K825.38

A

1009－105X（2011）03－0102－08

2011－07－06

国家社会科学

《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0BZS056）

薛毅（1954－），男，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矿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