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红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 430063）

论现代技术风险与科技政策调控

潘建红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 430063）

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和主题，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风险理论的发展是与风险社会现实的加剧分不开的，今天的科技进步正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现代技术风险的危害表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及人自身的压抑与统治等多方面。面对技术风险，需要建立科学的技术风险的管理和防范机制，更需要对技术发展进行科技政策的调控，这种调控包括科技政策的统筹、科技政策的调整、科技评审的政策导向及科技评价的政策支持等多方面，通过政策的调控能促进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风险；危害；政策；管理

风险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之一，今天的科技进步正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在实践中，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将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结合，有效应对风险。《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当前，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已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在理论层面如何认识风险、实践中如何应对风险，是关系着现实和未来的大问题。人们需要提高技术风险意识，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和化解技术风险，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通过科技政策的调整，保持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一、现代技术风险及危害

狭义的技术风险包括自然与生态、经济、社会与政治及人文风险等。广义的技术风险是影响技术开发与发展的各种社会风险。技术风险是在16世纪、17世纪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背景下出现的。20世纪后半期，“风险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首先，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社会风险理论。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相应的理论框架。今天，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又一焦点和主题，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风险理论的发展是与风险社会现实的加剧分不开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技术风险在技术和环境的争论中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的发展，技术风险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如斯托克斯曾提出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模式［1］。他首先涉及对风险本质的认识，还涉及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性质的特定理解。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风险在21世纪也成为我国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风险是可能发生破坏性后果的灾难。贝克曾指出：“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2］风险，从外部风险来看，造成了全球性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内部风险来看，指人类自身的危机。确实，技术风险一旦转变为现实，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恶果。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核战争危险、德性在理性的僭越下退化、审美情趣的凝滞以及高精技术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强烈冲击，令人触目惊心［3］。技术风险产生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不顾自然规律而任意地驱使和利用自然，带来了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地污染、河道断流、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借助于科学技术，“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4］其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现代科技发展，人们逐步远离现实生活世界。出现了社会关系的失调，在人与人方面，体现在人与人的情感淡漠，人与人之间呈现利益化。从社会组织来看，人呈现社会性的压抑，人类社会的整体生态受到破坏，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如从网络社会来看，“在20世纪末，美国每年由于计算机犯罪遭受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德国约为50亿美元，英国为30亿美元，法国为100亿法郎……我国目前计算机犯罪正以每年平均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猛增”［5］。其三，人自身的压抑与统治。科学技术虽然是人类创造出的东西，但这种东西也可能成为控制人的力量。对人自身的发展带来挑战。“在技术帷幕背后，在民主政治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6］。当人最能体现自己是“万物之灵”的东西变成了技术的产物时，人的本质就受到严重的挑战。科学技术发展加剧了对人的压抑和统治。

现代技术风险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复杂，范围广泛。现代科技的风险呈现的特征是扩散和相互联系而产生了关联效应性，这种效应使技术风险形成了由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地对主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现代技术风险还具有不可控制性、难预测性、时滞性等特征。它不受空间约束，往往能跨越国界，“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当然，每个社会都经历过危险，但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7］它也不受时间的限制，风险社会中的技术风险还具有“不可计算性”的特征。

二、技术风险管理的路向选择

技术风险问题表现出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和严重性等，面对技术风险，实施有效的技术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势在必行。现代技术风险管理和控制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程，需要建立在多学科、多部门科学而严谨的工作之上。风险管理是一种管理策略，对技术风险的防范是建立在对技术风险的综合研究和评估基础上的，风险管理能够系统地分析和评估各种危险因素并系统地消除或管理这些因素［8］。面对技术风险，建立科学的技术风险管理和防范机制，使科学技术能健康、快速、有序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技术风险治理困境重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公众层面，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明显不足，风险知识缺乏，判断与决策的能力不强。人们防范技术风险的风险观念滞后，意识淡薄，社会公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负面心理状态”。并且技术风险的管理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公众的力量。政府层面，政府职能无法及时到位。技术风险的管理部门色彩突出，导致政府职能无法及时到位，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等问题普遍存在，也存在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问题。企业方面责任缺失严重。针对以上问题，有效的技术风险管理势在必行。技术风险的管理主要从以下方面努力：

首先，建构技术风险的调控原则与体系。通过探究技术风险的发生及其规律，建构技术风险的管理原则。需要建立经济性原则、超前立法原则及科学原则等，并构建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及风险评价的体系，实现理论研究的操作化，提升政府部门对技术风险管理的水平。

其次，加强主体治理，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第一，政府应该建立领导、组织、监督机制，要协调与社会公众的关系，规范企业责任，改变公众的科技观念；第二，对科学家来说要加强自我约束，规范研究活动。科学家应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包括科研目的是否正当，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来确保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性。除此以外，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可能性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第三，公众参与到科学决策和科学后果的评价中来。公众有权知道经费的使用去向，使用这些资源产生的效益如何，能带来什么切身利益和公共意义，会不会给社会、环境和公众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等等。公众参与科学后果的评价可以对专家们包括研发在内的“特权”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必要的抑制作用，让科学共同体成员不得不倾听、了解和考虑公众的想法［9］。

再次，强化制度。理顺技术系统内各种制度关系，使之相洽。技术管理活动既要促进技术的发展，也要同技术控制活动相一致。制度滞后的特点是造成制度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分不同阶段建立技术的调控制度，在研究设计开发阶段应建立准入制度，在试验阶段建立技术风险评估制度，在技术研究与开发阶段，要将其作为技术风险判定的依据。另外，要建立健全科技发展与应用全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立完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并接受公众监督制度。包括参与科技项目研究、开发、应用的监督等。还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为制度的实践运行提供保障。

最后，创新机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当中应当增加安全性策略，提醒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要增强对损害可能性的警惕度，不要盲目地崇拜科技专家，而应提高安全标准。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以此来明确具体的责任人，从而使决策者—责任者透明化、具体化”［10］。实现技术风险管理机制创新，要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社会安全阀机制、高效的应对机制、紧急处理机制、心理引导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制度化的组织机制及合作机制等。

三、技术风险管理的科技政策调控向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险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科学、规范、系统、动态的风险管理成为技术发展的吁求，国家的科技政策开始以经济和社会目标为标准重新定向。如1971年，OECD发表题为《科学、增长与社会：新的视野》科技政策报告。再如，在实践方面，对于基因技术来说，我国的政策是：支持以治疗和预防疾病为目的的基因研究，强调研究必须是有序的［8］。落实技术风险的管理，科技政策的调控需从以下方面努力：

1.科技政策的统筹

保持自由与计划的协调，须协调集中不同研究的地位，平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比例关系。而且科技政策要统筹兼顾科技的各种社会价值。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落实科技政策要统筹兼顾科技的各种社会价值，防范技术风险，兼顾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就是要求科技政策统筹科技的各种社会价值，兼顾不同次级主体的需求和利益。“从政策分析过程论的角度看，政策作为一种过程，在运用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冲突的表现形式可能千差万别、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却可以归结为利益的矛盾和冲突。”［11］

2.科技政策的调整

政府通过合理地运用资源和强制力，进行科技政策的调整力求有效降低现代技术带来的风险，科技政策的制定要适应当前世界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与要求，科技政策的制定还要为公众负责。“政府政策必须对那些受此政策制约的公民意愿负责，如果它们想成为合法的话。”［12］科技政策的独立性是相对而言的，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分支，科技政策制定和执行需要充分考虑与其他公共政策如经济政策、社会发展政策等的协调性问题，不断优化科技政策体系，保证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和公平性［13］。一方面，政府决策应建立以客观、科学的方法来指导科技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时要重视公众参与。公众需要全方位地参与到科技政策形成的建构全过程，实现公众的参与，政府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

3.科技评审的政策导向

科技评审通过前期论证，目标确立，资料收集及形成结论。从战略上看，建立行之有效的科技评审机制势在必行。目前，一些评审机构缺乏权威性和决断力，缺乏全面性和针对性，缺乏主动监控职能。对中长期负面效应的细致分析特别地缺乏。科技政策要对科技项目的论证、评审、评议、评估、验收等给予引导。提出了科技政策制定中风险的防范方法，及时调整，兼顾差异原则，侧重于对科技正面效应的评估。科技的正面效应大多直接地反映在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上，而其负面效应则大多间接地体现在其对生态的不良影响上［14］。对科技应用产生的生态负效应具有人为性和可控制性。建立生态效益取向的科技评审制度首先需要确定评审导向，建立对科技项目的研究和对科技研究的应用生态为导向评审制度。并通过法律保证权威性；其次，要充分考虑科技诸多价值的关联性与变化性，吸引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参与评审；再次，强调主动并预先对科技项目进行评审及发布相关指导性结论；最后，将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有机结合，不断向精确化、可操作化的目标迈进。

4.科技评价的政策支持

科技评价是技术完善的基础和降低实施风险的前提，为此，必须对科技评价以政策的支持。国外科技评价政策完备，如美国于20世纪初成立国会服务部（CRS），直接针对科技问题评估。在美国，技术评价已成为制度化的经常性工作，为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提供基础。美国以法律的形式对国会一级评估机构的作用、功能、权利和责任作了完整的规定。法国、荷兰、丹麦、德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类似的机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通过立法确定科技评估的地位。我国于1997年也成立了国际科学技术评估中心，颁布了《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科技评估规范》、《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等。通过政策的支持，形成一些法规规范着科技的生产应用，能有效地规避风险。

［1］Donald，E.Stokes.Pasteur’s Quadrant：Basic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

［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4－35.

［3］高建明，杨建安.技术风险评估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

［4］（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2.

［5］何立松.双刃剑的困惑—技术价值的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211－212.

［6］Herbert 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M］.Boston，MA：Beacon Press，1972.

［7］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8］马缨.科技发展与风险管理［J］.中国科技论坛，2005（1）.

［9］张利平.论风险社会中的科技风险［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10］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11］沙波涛.论政策分析中的价值冲突［J］.中国软科学，2003（9）.

［12］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59－260.

［13］付聪，尹贻林.浅析科技政策系统的风险因素［J］.现代管理科学，2003（9）.

［14］朱丹丹.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科技人员道德建设［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Modern Technology Risk and Regu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PAN Jian－h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3，China）

Nowadays，risk has become the focus and theme of the world.It is related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nkind.The development of risk theor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oaring risk of social reality.Today’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becoming the cause of the risk society.The hazards of modern technology can be found in ecological damage，imbalanced social relations and people’s depression，etc.In face with technical risk，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technical risk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s and the regu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or technical development.This controling includ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o－ordination，the adjus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riented assessmen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valuation and so on.Regulation through policy and technology can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echnical risk；damage；policy；management

B82

A

1009－105X（2011）03－0029－04

2011－05－04 修改日期：2011－06－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FZX004）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whsk100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lb－022）

潘建红（1972－），男，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