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宗耀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 100044）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经验

常宗耀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 100044）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积累了科学的执政经验。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科学执政的理论前提；树立“以人为本”的政治观，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是科学执政的本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约束机制是科学执政的保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是科学执政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权力制约；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考察。总结这些执政经验，是为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更好地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大格局中，深入地解决能否执政，如何执政，怎样保持长期执政的重大问题。

一、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要执好政，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科学理论，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苏共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而是在于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的结果。当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所强调的所谓‘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苏共垮台的事实充分说明，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政党的发展，决定着政党的党纲、目标、政策以及活动方式、方法和结果等。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反对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等错误观点，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阶段性来看，应该主要有三次：一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国内就出现了一股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风，即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从而否定我们党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纠正当时“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坚决反对了这种“右”的错误，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二是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定性问题。邓小平认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产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因此党所采取的方针是反右为主，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制止动乱；三是近些年来，我们党坚决反对来自虽然不是直接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但以间接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这些错误思潮的特色是借口种种“新”变动“修正”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原则，其最典型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学”思潮等。这三大错误思潮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理所当然要受到抵制和批判。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各种僵化的教条、“公式”的堆积，而是一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时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249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来源于实践并建立在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基础上的，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时代基本问题和基本任务的思考和回答。社会条件和时代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形势和实践，及时补充、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从而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既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也体现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有机统一。从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邓小平理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坚持了“老祖宗”，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同时又开拓了“新境界”，即用创新和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把我们党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第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反思和总结苏东国家改革和发生巨变的教训，重申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理论创新带动了体制创新和实践创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展现了光明前景。进入新世纪和新阶段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将其上升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高度。科学发展观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反映了执政党对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党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发展。可以看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指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的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环境提出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3］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理论形态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作为政党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认同是现代社会中政党赢得合法性统治的力量和根本所在。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及其衍生的政治纲领成为政党动员和联系其社会基础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手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并结合新情况和新问题，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营造了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氛围，将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纳入到一种统一的思想和政治运行体系之中，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创造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政治观，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本政治观在其执政过程和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中越来越明确。要在我国实现政治人本，发展人本政治，使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思想中国化，其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要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并且要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

从理论上讲，政党与普通公民的关系是党群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对于在野的选举型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获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对于执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巩固执政基础，扩大执政资源，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因为政治权威既来自于政治体系自身对权威的有效维护，也来自于社会对权威的广泛认同。政治权威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权力，只有人民大众才能赋予政治以权威。所以，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阐明了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党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推动力量和领导者，也论证过党必须以工人群众为依托。“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2］285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科学地论证过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83，“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4］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无产阶级不是被动地接受党对阶级利益的代表，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主要在于工人乃至人民群众的认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政权，根本原因除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外，还在于人心向背的变化。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阶级和任何党派，因为共产党是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这是由我国社会政治体系民主性的要求所决定的。从政治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秉承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优良作风，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致力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使人民能够接受其获取政权的方式。因此，选择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这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

但是，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性的概念，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是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寻找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路径，使党群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30多年来，从总体上看，首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济社会建设获得较快发展，人民得到了实惠，党群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其次改革了党的领导制度，完善了党规党法。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从此，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在全党形成了共识；第三，执政党一直把解决以权谋私，反对腐败，端正党风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一环来抓，增加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党群关系；第四，制定和实施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把增进民生、改善民生作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如努力扩大就业，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侵犯群众权益的各种突出问题；第五，逐步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制；第六，着力构建党群关系的长效机制等等。

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护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5］在我国当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党群关系又面临着新变化和新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党群关系反映的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本质上却是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坚定地重申，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验和规律。

三、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约束机制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行，关键取决于国家内部权力的合理配置和互相监督。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导致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这是因为，公共权力不是物，它是群体、国家或社会意志的表达。当公共权力不能表达群体、国家或社会的意志时，就是权力异化，其行为表现形式就是腐败。“正常的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实现一定阶级、集团和人群共同利益的工具。但如果运用政治权力来损害公共利益，为掌权者牟取私利时，这种正常的政治权力就变成了异质的政治权力。这就是政治权力变异概念的基本含义。”［6］为此，解决好权力监督问题，永远保持执政党的廉洁和高效，是执政党执好政的一个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地认识到权力制衡和监督是反对腐败的重要措施。但是权力制衡因国情不同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果仅仅把权力制衡等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那就在认识上陷入了误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除了建立相应的权力约束机制，加强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外，还高度重视对执政党自身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首先，中国共产党奉行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以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保证国家权力机构依法独立行政。执政党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立在宪政基石之上的政治体制，才能足以获得政治统治的理性基础，也才能保证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获得广泛认同，才能保证自己的合宪执政地位。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政治活动准则、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等，建立了相应的越权追究制度，真正把党的活动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形成了党的领导法律化和制度化。强化了人大在立法和监督执法中的权力，建立宪法委员会，对执政党和各级组织的执政行为进行宪法监督。其次，执政党认真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党群沟通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疏通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建立群众监督组织，使执政党的工作和活动真正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第三，根据中国政党制度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密切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共同合作、互相监督、荣辱与共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党派之间的监督内容、方法和程序，丰富政党监督内容，拓宽政党监督渠道，健全政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和监督作用，发挥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功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并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提出了建立干部述职述廉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加强社会监督和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诉权。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改革完善监督制度，保证权为民所用。“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7］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另辟蹊径，力图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之间，以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实现相互制约，同时发挥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所有这些必要的制度，都反映了实现权力制约和有效监督的客观需要。

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执政问题，即能否执政，如何执政，怎样保持长期执政的问题。要执好政，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拥有1800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复杂，但是和丧失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不无关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执政党要执好政，也同样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用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根据政治学原理，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政党代表拥护自己的那部分民众影响和控制公共权力。与此同时，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还要防止公共权力对党的侵蚀。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执政党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掌握公共权力，有效地领导社会和服务社会；二是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免疫力，以不断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担负起执政党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并保持长期执政，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认真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就在思考着怎样才能建设好一个党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8］其后，邓小平从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党的原则，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国家在遇到特大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又在反复思考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就开始着力探讨和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和新起点上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特别是腐败问题久治不愈，越来越严重，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在当前新形势下怎么样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这次全会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实际上研究和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问题。”［9］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即：必须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必须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等。这六条基本经验的核心就是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两大建设，实际上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怎么样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怎么样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和前途命运。”［10］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个核心，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因而在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10］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武器。

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为核心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说明作为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适应时代变化、顺应人民的要求为目标，以始终站在时代潮流面前，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不断正确地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和提高自己，并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寻找正确解决问题的答案。

［1］张全景.苏联亡党亡国的五大原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3－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周新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兼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若干认识问题［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4.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3.

［6］王楷模.现代政治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87.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N］.人民日报，2007－10－16.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

［9］李君如.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5）.

［10］张文化.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与重大意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Basic Ruling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New Era

CHANG Zong－y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Beijing 100044，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the CPC，in the great cause of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as gradually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of ruling.The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scientific ruling is that the party should keep abreast with the times in her guiding thoughts which take Marxist guidance as the precondition.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ruling is to establish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people－orientation”and to treat it as a serious political mission to keep close tie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The guarantee of scientific ruling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on power and right and establith scientific mechanism of restriction on right.The key of scientific ruling by the party is to enhance the praty’s ruling power and advance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ruling experiences；Marxism；masses；power restriction；ruling ability

D261.1

A

1009－105X（2011）03－0033－05

2011－07－22

2011－08－17

常宗耀（1964－），男，博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