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荣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何荣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王闿运；陶渊明；接受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认识是随着心态和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王氏积极入世，因此多关注陶渊明的入世情怀。伴随着入世屡次受挫，王氏在后期则关注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及不随波逐流的高贵品行。不仅如此，在拟陶诗和征引陶氏故实的过程中，王氏还主动与陶渊明进行比照，借以完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笔者从《湘绮楼诗集》中检出关涉陶渊明的诗歌55首，其中拟陶诗29首，引用陶渊明故实以及作品的有26首。①这些诗歌创作时间从咸丰元年到民国四年，几乎贯穿了王氏诗歌生命的始终。

一、王闿运对陶渊明人格的接受

同治四年以前，王氏正值年轻，渴望有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正好给了他一次绝好的机遇。此间，王闿运积极谋求入世的机会，先后通过多种方式把自己对时局的见解传达给曾国藩，以期获用。此外，他还入京参加会试，入肃顺幕；南下广州，入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幕。同治三年七月，清军攻破天国都城南京，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是年十月，王氏从广州回湘不久即赴江淮，于南京会见曾国藩，十一月便作《思归引》以表达归隐之愿。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王氏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他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

同治四年八月，王氏迁家至衡阳石门山居，开始了其十二年的山居生活。从此王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隐居石门，编撰地方志、《湘军志》等，直至光绪五年入主尊经书院。光绪五年到光绪十一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祯的邀请入川。当时丁宝祯有联合印度、缅甸以防止英、俄侵蚀中国的计划，王氏对此寄以厚望。②但还未待计划运作，丁宝祯便于光绪十一年病逝，此事也随之不了了之。在川期间，尽管王闿运与丁宝祯接触频繁，并多与其商讨政事，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经营尊经书院，培养人才，其生活的重心是教书、著述。正如王氏在光绪九年八月十二日日记中所言：“少时慕鲁连，今志于申屠蟠矣。”[1](1245)光绪十二年后，王氏先后主讲思贤讲舍、船山书院。期间虽与各地督抚疆吏往还，但王氏总以隐者自居，并为自己能做到“安贫乐道”而自豪不已。

同治四年以后，由于生存状态的变化，王氏对官场功名有了新的认识，加之他对《庄子》逍遥思想的接受，思想较前期更为豁达。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较前期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劲头甚盛，业已建都南京，占据武汉，再克南昌，并有席卷江南之势。是年，清廷为应对日益恶化的战局，命丁忧在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办团练。曾国藩应朝命，积极筹备，并广开言路，招贤纳士，这给了王闿运展示才能的机会。《湘绮府君年谱》载：“府君屡论事，曾公辄嘉纳之。”[2](25)不惟如此，王氏还参与曾国藩军事谋划。当时，湘军将领彭玉麟、陈隽臣都力邀王氏从军，但是后来因冯树堂顾忌王氏新婚且为独子，进言曾国藩，致使王氏从军未果。但王氏岂肯轻易放弃太平天国运动提供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咸丰四年十月，于湘军攻占九江之时，王氏上书曾国藩陈“五利五害”之策，建议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曾国藩采纳。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氏写下《秋兴十九首》(诗集第2卷)以述怀。其中第十七、十八、十九首尤其能够表达他当时的心态：

有兔恒爰爰，有雉必罗罿。吴唐既先败，崇陶丽其凶。何必慕耿介，不得常从容。独有一道士，坐啸临清风。朝亦无所思，暮亦无所从。带甲常早眠，高枕听霜钟。吾欲访其术，自愧非乔松。[3](50)(第17首)

清晨荷锄出，艰难学田园。微风蔼林表，初日光东轩。被裘还解裾，单衣有余温。春气苏万物，已足慰劬勤。如何惰游士，荒时失天真。予生后巢由，不得齿农民。日暮行归来，感激悲中原。(第18首)

这两首诗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入世无阶又不甘退隐的苦闷与忧郁。第17首，自己心怀耿介而不获用，心中抑郁而欲学道，坐啸临风，了无牵挂，并能沉浸于暮钟阵阵，置身世外。但末句“自愧非乔松”又将自己拉回凡世，并认定自己非学道之人。第18首，王氏艰难学习田园，微风拂林，阳气初生，十分惬意，但是日暮归来，心中所怀乃是中原故事。此处，王氏借用了陶渊明心怀故晋之事以明己之心迹。再看第19首：

陶潜虽隐居，其气常纵横。闲庭视草木，万感来峥嵘。晋代已陵替，卑官念无成。岁月坐憔悴，岂不伤其生。远松托孤怀，浊酒徒自倾。饥寒与醉饱，宁识达士情?

此诗充分反映了王氏此期对陶渊明的认识。他认为陶渊明虽隐居，但并不安分，因为陶渊明心怀亡晋，欲有所为而不能，只能坐待岁月流逝，其借松抒怀，借酒消愁，根本没有达士应有的风度。可见，王氏此时对陶渊明的认识是与他的心态紧密相关的。王氏当时极力寻求施展“纵横”的机遇，积极入世，对陶渊明的关注自然是在陶氏心气“纵横”之处。

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结束，王氏都没有获得任何机会。咸丰五年到咸丰八年，王氏应好友邓辅纶之邀，往武冈教邓氏子弟。咸丰九年王氏赴京参加会试未中，留居法源寺，因好友龙皞臣、李篁仙之关系，得以结识户部尚书肃顺，并为肃顺激赏。后接受友人不要急进、以免遭祸的规劝，便找一借口辞别肃顺，到了山东巡抚文煜幕下。王氏再失良机，友人都为他时运不济而叹息不已。③咸丰十年八月，王氏出京，经祁门，访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此次会面，王氏也未获用，在军事上的建议亦不为曾国藩采纳。王氏在逗留三个月后，只留下“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寄曾总督国藩，兼呈同行诸君子》，第6卷)的遗憾离开祁门返回湖南。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十月，慈禧发动政变，杀死包括肃顺在内的“顾命八臣”，垂帘听政。王氏曾上书曾国藩，进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2](39)曾国藩并不理会。王氏于此“太息痛恨其言之不用也”。[2](39)同治三年，王氏南京再访曾国藩，仍是无果，随后便辗转返回湖南。而此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已基本平息。

同治三年十一月，即王氏南京会面曾国藩后，写下《思归引》。在该诗序文中，王氏交代了自己近年的心理轨迹，并表现出归隐山林的意愿。序文写道：“颇妄自矜伐，喜谈远略，视今封疆大臣，窃谓过之。值圣朝辟门求贤，开荐举之路，白衣而登大僚盖数十人。余周旋其间，年望相等。虽不必至督抚，其次亦差得之矣。游半天下，未尝困厄，然皆无一岁之留，望望而辄去。……夫贤才有益于天下，天下诚有损于贤者。……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难期。余尝游朱门，窥要津，亲见祸福之来、贵贱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阶，然后悔悟乎? ……归欤归欤，将居于山水之间，理未达之业。出则以林树风月为事，入则有文史之娱。夫读妇织，以率诸子。何必金谷为别业，乃后肥遁哉！”[3](147)王氏此序，情辞恳切，亦有一股悲壮气和无奈。王氏负大才而不见用，所待者难期，且亲见肃党覆灭，加之官场险恶，也只有归隐一途了。

同治四年，王氏借垂柳以明志：“南中卑湿北尘沙，独有垂杨春意赊。莫道生来总离别，五株终老在陶家。”(《柳枝词》第1首，第7卷)是年八月，王氏迁家至衡阳石门，开始了他十二年的山居生活。此后，他对陶渊明的关注也由“心气纵横”处转到了其闲情真趣及隐士品格。

同治四年八月，王氏迁居石门。同治五年，注《庄子》内篇，发明《庄子》本旨。此后几年，王氏先后编修《桂阳州志》、《衡阳志》，注《易》、《礼》，其主要精力皆付诸于抄撰之业。

同治十年，王氏再次入京会试，九月返湘途中于徐州会见曾国藩，这是二人最后一次会面。此番会面，二人主谈经、史及修志之事。④同治十一年二月，王氏闻曾国藩丧，六月参加曾氏丧礼，八月便题诗石门屋壁，以志终隐之愿。《凉秋还石门山居题壁》之一(第16卷)云：“桂树香风生隐心，北山初别易追寻。一鞭细雨凉罗荐，八月青溪养绿阴。种柳已看欺屋长，入门方觉琐云深。陶潜未去柴桑日，那识无弦自有琴。”

王氏选择终隐与曾国藩的亡逝有直接的关系。从前一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氏对曾国藩一直寄予希望。王闿运在日记里多次记载曾国藩，可以看出对曾国藩的感情。⑤曾氏离世，王氏“纵横”希望破灭，这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归隐的决心。

在现实生活中，王氏还经常与陶渊明作比较。如王氏日记同治九年五月廿五：“为儿女理书，俱生不成诵矣。渊明五男不好纸笔，竟无闻于当世，余独何人哉？”[1](107)同治九年八月未朔：“早起问两儿‘姑姊何人?’两儿皆不知姑为父姊妹。渊明儿子不识六七，比此，真神童也。”[1](123)他还用陶渊明草庐失火来比附自家的火灾，如《夜雪后集·周甲七夕词六十一绝句》之四十三“渊明六月见燔林，岂是西宫怨气深。”[3](442)

王氏的现实体验，拉近了自己与陶渊明的距离。在诗歌创作中，关涉陶渊明的诗歌较前段大幅增加。此间，王氏有关涉陶渊明的诗歌40多首，占此类诗歌的百分之八十。不仅如此，此类诗的用意亦较丰富，并且这些诗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具有隐逸、平淡、闲适的指向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引用陶渊明故实及诗文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状态，且皆表露出闲情雅致，勾勒出了一个安贫乐道的隐者形象。如：

借问渊明望松处，荆薪明烛夜吟难。(《丙子喜雪》之三，第16卷)

招屈酒醒应望远，和陶诗罢独敲床。(《五日忆夏芝岑招屈之会因寄奉讯》之一，第16卷)

自是仲华持节早，莫辞陶令闭门醒。且携丝竹东山去，别墅棋声正好听。(《夜得李雨苍诗，雨、月通押，骇人闻见，戏作二首嘲之》，第19卷)

汉女双珠元自解，陶公三径更无佳。(《守风未开，四面皆秦声，作野菊诗》，第19卷)

顾笑陶彭泽，东篱无往还。(《九月偕衡府诸公斋集西禅寺》，未刻诗)

凭君莫作新亭例，且学渊明望八荒。(《十月九日天心阁宴集》之二，第19卷)

渊明老去抚孤松，未免人呼田舍公。(《题李韵园松鹤图》，第20卷)

闲情肯让陶彭泽，好士还同乔鹤侪。(《和二吴诗》之一，第19卷)

弦歌非昔年，文宴复今朝。渊明爱九日，时菊契贫交。(《登岳麓山，和陶韵》，第18卷)

直恐西尘劳庾扇，敢开三径引陶车。(《复樊诗》，第19卷)

水野释子持赠我，插伴五柳渊明庐。(《樱桃歌，和子玖》，第18卷)

垢面蓬头走复来，无怀真趣在婴孩。垂髫处处桃源景，生向陶家便不才。(《道中见儿童抃舞》，第20卷)

二是以陶诗关涉隐逸、闲趣的典故作为诗歌材料，吟咏性情。如《题陈伯皆仙岩十八景》(第18卷)中的三景：

绕屋树扶疏，渊明爱结庐。不知求解者，能读几多书。(《环翠读书》)

无功昔听笛，还忆采薇人。但有田家乐，何须学避秦。(《东皋牧笛》)

桃花源里客，夜夜宿仙家。日出闻鸡犬，方知归路赊。(《云中鸡犬》)

三是用陶渊明的故实比附他人生活：

石林才子文章伯，暂学陶潜出彭泽。(《洞庭归舟酬叶损轩大庄吴中赠别诗，因及陈芸敏》第13卷)

陶令腰频折，元龙气未除。谁知田舍里，犹自有长沮。(《春风日和龙高平秋日县居诗，访姚合体》之二，第7卷)

自有公田供禄米，何须五斗觅柴桑。(《谭常宁自衡阳就养东安，枉诗留别，因赋奉酬》，第14卷)

四是用于劝慰仕途受挫之人，或劝人归隐：

扁舟欲去且迟留，陶令休官已再休。(《还山吟送涂教授》，未刻诗)

误落尘网中，三年被驱遣。(《招隐诗寄谭公子 时推议长，劝其辞退》，未刻诗)

综上所论，可以看出，王闿运对陶渊明情性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这个体认的过程也正好与他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心态相吻合。由此，我们可见王闿运淡泊的一面。

二、王闿运对陶诗的接受

王闿运对陶诗的接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眉批《八代诗选》中选录的陶诗，一个是拟陶诗。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渊明人格的体认一样，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对应，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 眉批陶诗

咸丰九年，王闿运编选《八代诗选》并眉批八代诗。《湘绮府君年谱》咸丰九年载：“是岁……选汉魏六朝诸家诗为《八代诗选》，与同人分写而自加评语焉。”[2](35)后来，夏敬观辑录王氏眉批，发表在《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2至6号上。

《八代诗选》选录汉、魏、晋、宋、齐、梁、陈、北朝、隋等八代诗人诗共539首，其中选录陶诗114首，几乎所有的陶诗都被选录。不仅如此，在所选诗人中，也以陶诗数量为最多。⑥在王氏看来，陶渊明当为八朝第一诗人。

在所选114首陶诗中，王氏眉批了40首，都集中于《同声月刊》第1卷第5号。就其眉批陶诗内容来看，王氏关涉陶渊明入世情怀的批点就有14处。兹列于后：

《和郭主簿》第二首：“怀此真秀枝”四句清劲，露出悲壮。[4](42)

《赠羊长史》：以九州未同，感怀中原，故以“愚生三季后”作起。言今中原惟于古人书中见之而已，无限悲慨。

《詠三良》：此皆当时死节诸臣也。

《九日闲居》：缩生年不满百二句为一句，而以下句注解之，奇警非常。气象峥嵘。耻罍，言大臣当死也。寒花，言末路苟荣也。

《饮酒二十首》：此二十首，具见陶公峥嵘壮气。后人专以陶为冲凝，失之远矣。

《饮酒二十首》第三首：大学问、大性情。

《饮酒二十首》第六首：傲睨。

《饮酒二十首》第十五首：睹此则陶之恬退，只是自负。

《拟古》第一首：气劲语宽，亦奇作也，嫌乡曲未除，何等悲愤。

《拟古》第六首：言己身目睹易姓，谁谓无禾黍之悲也。

《拟古》第九首：末言己一县令，岂能雪国耻耶。

《述酒》：重离，即晋史所云淳耀之德。

《读山海经》第九首：言贤愚共尽，而烈士终有身后名。

《读山海经》第十三首：沉痛。

从王闿运批点诗歌的篇目来看，前人多有论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云：“千秋以陶诗为闲适，乃不知其用意处，朱子亦仅谓《咏荆轲》一篇露本旨。自今观之，《饮酒》、《拟古》、《贫士》、《读山海经》，何非此旨？但稍隐耳。”[5](80)陈沆《诗比兴笺》指出世人读陶诗之弊有二：“一则惟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蔽也。二则闻渊明耻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寻响，望文生义，稍涉长林之想，便谓‘采薇’之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愤悲。”[6](76)王氏所评继承了前人对陶渊明诗歌的观点。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指出：“陶皆宽和，格调卑耳。有乞丐语，非廊庙人也。乡曲人自命圣贤，则易流入乞丐，不可不知。”[4](42)他对陶渊明的隐士情怀是持怀疑态度的。

从这些评点中不难发现，王氏关注的是陶渊明诗歌所表现的“其气纵横”处，并认为陶诗格调不高，这也符合王氏同治四年以前的心态。⑦对于陶诗流露出的真性情，王氏还是承认的。如眉批《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真朴有趣。”眉批《与殷晋安别》：“陶令与人交，皆有一种真挚之意，非真人不能隐，非情挚不能高也。”眉批《饮酒二十首》第十九首：“使人不敢轻视。古来真者，未有模棱人。”[4](42−43)但此等评点，实为少数。

(二) 王闿运的拟陶诗

王闿运的拟陶诗约有24首。这些拟陶诗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描绘出了王闿运心态流变的轨迹。

同治四年以前，王氏拟陶诗有7首，这些诗有如下特征：一是意在借用陶诗的外壳，如声韵和结构；二是不依循原诗的意旨，或取义相反，或另附他意；三是所表达内容不是入世受挫后的幽怨，就是对世事的关注。

如《拟陶诗二疏咏》(第15卷)：“盛衰有定期，彼此更相居。借问持禄子，此身竟焉如? 邈邈皇汉庭，辞荣有二疏。挂冠出国门，解佩对尘裾。父子一时去，高谊昔所无。群公美盛心，感泣倾京都。多谢游宦者，几人返乡闾? 馀金孰云多，酒食应时需。子孙复何求，为我吝区区。技校升斗间，岂不愧本图? 名言喻乡人，旷志游八虚。摆落穷达虑，长歌托归欤。”为方便分析，将陶渊明《詠二疏》也录于后：“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 游目汉庭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厭厭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来悟。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7](325)

拿此诗与陶渊明《詠二疏》比较，二诗韵律、结构相同，所咏对象亦同，只是所要表达的意旨有异。二诗同韵，行诗结构也相同。陶诗意在表彰二疏功成身退、淡薄名利、放意余年的品行，亦借以表现自己辞仕彭泽之举亦与二疏相同，其中心意旨唯一“退”字。王诗前半诗意叙述二疏之举，与陶诗基本相同，然话锋一转，谈及当下，不仅游宦无人返乡，于财物名利还多斤斤计较，勾心斗角，最后悟出要摆脱穷达的忧虑。王诗貌似是“退”，实际为“进”，要摆脱穷达的功名心，是其入世无路境况下的无奈之举，与陶诗表现的“放意余年”的主动选择有本质区别，于此仍可见当时王氏心态。

再如《观获》。王氏此诗庚子本题作《拟陶令观获》，查陶诗并无题为“观获”之诗，但就王诗内容来看，此诗应为拟《庚戌岁九月中于两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二诗。王诗与陶诗同写获稻，但所表达之意不同，最根本处在于二人获稻后，王氏感怀的是“王税亦多恩”、“军兴州郡疲”，陶诗则为躬耕后有所得的快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诗中村人获稻的场面，倒有桃花源之意。《登武冈城东高寺》由景生情，表达徘徊于“进退”之间的苦闷。还有《秋兴十九首》之十七、十八、十九三诗，因前已述，不再赘言。

同治四年以后的拟陶诗，除了延续前期借助陶诗外壳，从声韵和结构入手外，又有了些变化。此期的拟陶诗更侧重于意念上的模拟，如模拟陶诗淡远的风格。诗歌内容也多表达生活的闲趣和山林之乐。

如《阅东安水道志，忆前游，慕物外，颇有独往之志，作诗寄怀云》(第10卷)：“山川寄物外，车马不能喧。偶有独往志，霞石横眼前。昔游如有神，今怀亦可欢。散发东山庐，沉吟永桂篇。岩虚午风静，松疏夏日寒。村舍远相望，樵牧方来言。岂伊慕灵契，离尘是为仙。闲庭虽自清，未若漱云烟。世事托妻子，将从性所便。”此诗借用陶诗《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诗韵及部分诗句，且诗歌流露出的情致是类同的。诗中所写的景是王氏意念中的景，可能是实在的，也可能是根据书中内容幻想的。但不管是虚是实，诗境的指向是同一的，都具有隐逸的特征。王诗还表现出了自己适性的性格特点。陶诗《饮酒》之五表现的是陶氏心游八寰、不为物滞的自由，了不关世，所得亦只在适性而已。相较陶诗，王诗加入了众多叙述成分。与王氏此诗类同的还有《春怀诗四十八首》之三十一、《前田川种荷，南池插菰作》等诗。

《乙亥山中度岁杂诗八首》(第13卷)也很典型。第一首仍借用“结庐在人境”诗韵，所传达的心境是欣喜，欣喜衣食无虞、幼稚长成，政治清和，百姓乐居。在此情景下，诗人有“谁谓适人适，咏归忘我言”的感慨。第二首、第四首所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其感情也是喜，喜欣逢好光景，自足嬉戏于新朋故友之间，感受真挚人情。第三、第五首写农作之乐。王氏虽不躬耕，但于诗中可以看出其“同此田夫怀”去关心春雨，关心农事。第六首是写与山农的交谈，主旨在于表达自己淡薄名利、退居山林的英明抉择，以退为进，游于世事。第七、八二首，写山居生活，以饮酒、作诗自娱的生活状态。

此八首诗，多有陶渊明的影子，其与亲朋往还、农夫交谈，饮酒自娱，无不与陶渊明生活相契。唯不同处，陶诗显得孤寂，而王诗更为热闹，心情也较欣喜、满足，这也是与二人的性情和实际生活状态相关的。

三、结语

王闿运是一个身怀“帝王之术”的纵横家，毕竟不是虔诚的隐者。他一直在寻找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物色纵横的平台。但在他屡次受挫屡次复出的间隙，仍能做到安贫乐道，纵情山水，享受山林之乐，亦能体会陶渊明的真趣并不时效仿之。当然，王氏的隐居有些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出世机会，所以他选择退守，如同治四年的归隐；有些反映山林之乐的诗亦有刻意为之之嫌，⑧是因为全身需要。如分析的《乙亥山中度岁杂诗八首》，全诗屡次强调时局的太平和政治的清明，多少有张之洞作《劝学篇》的意味。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仍能从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上，看出他心态流变的轨迹，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注释：

① 笔者选用《湘绮楼诗集》出自《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后文所引用王闿运诗只标明卷数。

② 王闿运在作于光绪六年庚辰的《览二邓拟陶诗，试效作一首》(第18卷)云：“朝市多亲旧，田园但妻孥。自非沈冥子，石隐安足娱。穷年捐烈心，独往遂良图。……傥遇知音者，终能访枌榆。”可见当时王氏仍渴望获得施展纵横的机会，并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高兴，这个机会就是丁氏的联印缅以防英的计划。这是同治四年以后仅有的几首表达入世情怀的拟陶诗之一。

③ 《湘绮府君年谱》该年载：“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盖叹府君之不遇也。”

④ 曾国藩此年作《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一诗，诗云：“群圣下窥瞰，忧喜相庆唁。尽抉诸子心，始知老儒贱。探箧出新编，照坐光如电。说易烛大幽，笺书祛众眩。旁及庄生旨，抵巇发英眄。”(见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诗集》卷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对于当时二人谈论内容，可见一斑。另《湘绮府君年谱》此年亦有记载。

⑤ 如同治十一年九月六日：“去岁今日几焚于火，余不焚死，而涤公疾死，岂胜怅然。”光绪七年三月十七日：“夜月，梦与曾涤丈论时事及家事，有悲切之音，颇近释书。即觉，念其不经，然生感悟。”光绪十八年二月朔日:“梦曾涤丈，云收恤左孟辛之子，云已流落不刊。谈话分明，增人感创。”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日：“三更后睡，梦曾涤公谈笑甚欢，言今贼平无事，可以宴谈。余云不如且战且学仙别有风趣。涤公咨赏，甚以为然。”民国四年五月十二日：“偶思曾侯，夜饭时检旧诗看之，至今六十年，如眼前也。”(皆见于王闿运著，吴容甫校点《湘绮楼日记》)

⑥ 参见孙海洋、黄世民《论王闿运〈八代诗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八代诗选》所选诗歌数量较多的依次还有萧纲(112)、鲍照(99)、谢眺(93)、江淹(84)、阮籍(82)、庾肩吾(82)、庾信(81)、曹植(68)、谢灵运(67)等。

⑦ 对于王闿运对陶诗“格调不高”且有“乞丐语”的指责，夏敬观多有辩护。夏氏说：“王氏此说，殊未能知陶。陶诗不附和当时格调，正是其格调高处，何卑之云。知陶之处境，本非廊庙，恰是田间人语，身分相合，何乞丐语之有。使廊庙人作陶语，则不合耳。然王氏选陶诗独多，几于全录，及观其逐条评语，则又非不知陶者矣。”对于王氏对陶诗“乡曲气未除”的观点，夏氏又以王氏不好宋诗辨解之。(具体皆参见《同声月刊》第1期第5号41～45页。)但笔者以为，王氏此评一方面与其好绮语的审美趣味有关，更多还是受当时入世心态的影响。虽然如此，王氏仍认为陶渊明为八大大家。

⑧ 《湘绮府君年谱》光绪二十四年载：“杨锐、刘光第等入军机办理新政。二人皆府君弟子，又奉廷寄查问查问府君年岁、精神、步履，能否召用。”不久戊戌六君子被杀。此年春，王氏作《乙亥山中度岁杂诗八首》，不禁让人作此想。

[1] 王闿运著, 吴容甫校点. 湘绮楼日记[M]. 长沙: 岳麓书社,1997.

[2] 王代功. 湘绮府君年谱[M].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96册. 台北: 文海出版社.

[3] 王闿运. 湘绮楼诗文集·诗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4] 夏敬观. 八代诗评[J]. 同声月刊, 1941, (1): 5.

[5]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M].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 第1591册.

[6] 陈沆. 诗比兴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7] 陶渊明. 龚斌校笺. 陶渊明校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Abstract:Bounded by the end of the Taiping Movement, WANG Kaiyun’s acceptance on Tao-yuanm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etween Taiping Movement, he had no opportunity to identify Tao’s ideas or his way of life, but rather he had frustrated passion and resentment by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After 1865, however, he became more open-minded. In this mentality, Wang-kaiyun became the conflict to imitate Tao-yuanming, then to recluse his own changes. Wang‘s acceptance of Tao’s Poetry was the same to Tao’s personality, which ha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 but also has been corresponding with his mentality and living condition.

Key Words:Wang-kaiyun; Tao-yuanming; Acceptance

On Wang-Kaiyun’s Acceptance of Tao-yuanming

HE Rongyu

(Literature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I206.2

A

1672-3104(2011)01−0153−06

2010−09−06；

2010−12−24

何荣誉(1984−)，男，湖北监利人，上海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