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奇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湖南长沙，410004)

人的生命质量、水平和境界不仅取决于外在身体力量的表现，它还取决于人对自己生命活动过程、结果和意义的内心体验。生命需要自身的真切理解和体悟，更需要身心体验。体育运动行为通过身体技巧、肢体动作和复杂的运动形式来表现人的体力、体能和美感，体验人生、社会和自然宇宙万有生命存在的关联性。中国传统体育的内在特质正体现了这种生命实践精神。从生命道德哲学视角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关注人身心健康和生命整体价值的人文生命体育理念意义，是一种生命体育道德文化。它体现了自强生生、人道贵生和生命和谐共生等生命道德精神。

一、生命道德精神相关概念的含义

道德是以是非、善恶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是特殊的意识信念、行为准则、评价选择、应当理想等价值体系，是调解社会关系、发展个人品质、提高精神境界诸活动的动力” 。[1]道德精神涵及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判断、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等，它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所谓的生命道德就是“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规范形成的对生命问题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反映，是一种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生命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2]生命道德是人们处理有关生命问题时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它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命道德指向对象是宇宙间一切生命体，而狭义的生命道德指向对象是人类生命体。本文中我们探讨的是狭义范畴内的生命道德。

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元素，对于人来说，其无疑是第一个存在的价值。自古以来生命的保存与完满始终也是人类关注的主题。人的存在基础前提是自身生命的保存与延续，发展愿景是生命价值的完善与最大限度的实现。扩展到整个人类亦是如此，人类种族繁衍与发展的生命力、社会创造力和社会融合力的增强，是整个人类价值之所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生命道德精神体现得十分明显，其主张立足人的社会生命性，鼓励个体不断张扬自我生命精神，追求宇宙“万物一体之仁”的圣人人格的“天地”生命境界，提倡以“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生命的价值。

所谓的生命道德精神就是人们在客观全面认识生命的基础上如何理解和对待生命自身所内蕴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道德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3]它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指生命本身存在何种道德意义或精神。即对生命体自身而言的“善”和“好”，体现为生命体自身以及生命体之间的个性和关系特性。要求人们对此应予以客观全面地确认、体悟和肯定。其二，是指人们对人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应坚持何种道德精神，包含人们的体悟生命之道后的实践精神。亚里士多德说过，“善显然有双重含义，一者就其自身就是善，另者通过它们而达到善”，生命体“就其自身就是善”之生命，这是先天之善，“生命就其本身就是善，就是使人快乐的”。[4]这是宇宙万有生命体的贯通性、同体性、精神性之所在。

二、中国传统体育的生命道德精神

具体分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其体现了自强生生、人道贵生和生命和谐共生等生命道德精神。

(一)自强生生

“自强生生”，即生命本身凭借自己独特个性所具有的自我创生、自我超越、积极向上的生命特性。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将人看作是具有活力性、创造性的生命性存在，将人生看作是主体对自我和世界存在的领悟、体验过程。《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共同体，自强不息、生生不已是宇宙生命的普遍性本质。宇宙生命以其生生不已的本性，向着宇宙的最高境界创进；宇宙生命将创生的动力给宇宙万物贯注生生不已的精神力量。生命性是终极性的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以其创生向上的生命精神，参赞宇宙的创化洪流。人作为宇宙间有自我意识的伟大的生命存在，若欲立于天地之间，取得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则必须推进天地生生之大德，促使万物都能分享这一大德而自由、顺利地生长。人道只有和合天道与地道，效法天地精神，才能使人类、万物能达到“生”的目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生命达到自我完善。人的生命具有无穷的价值意义，人应凭借自强不息的生命个性，不断超越自然生命向着精神生命的制高点迈进、提升。

1.生命性在体育领域的反映

生生精神表现在体育领域：其一，通过体育促进人自身生理生命的健壮生成；其二，通过促进人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化生命的生成，促使人由自然生物生命转化为社会意义生命；其三，通过体育促进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天地意义生命的形成，使人的生命境界提升为体验宇宙精神的天地境界。由低层次生命转化为高层次的意义生命，逐步促使个体个性化、社会化、天地化，形成健康崇高的生命个性。

体育中的生生精神表现为：刚健、自强、创生、利他的竞争精神。竞争是生生、创生和优生之表现，竞争源于自发的生命本能，是生命本质的表现。运动场上激烈的角逐、顽强的拼搏是竞争，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靠竞争，每一项纪录的创造是竞争。表面上是人与人的竞争，本质上是人与自身的竞争，是人创造性个性在生命流程中对自我的不断否定和超越的抗争。人们以竞争的生命状态形式激发生命能力和生命智慧。

2.古代体育文化中的生命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讲武、习武、尚武的风气，日胜一日，形成了空前绝后的“武化”世界。随着这个“武化”世界的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念曾一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们崇尚和敬仰的是武士和英雄。有学者研究，“那时，凡固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要‘投诸荧外以罚之’，因为‘无勇’是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会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平时，败军之将和战斗时畏死不前的懦夫连演武都不许参加，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则是最大的耻辱”，“古时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桀俊’，都是跟‘形貌壮大’的有勇力的武士有关，可见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5]孔子也曾明确表示出“尚武”的观点：“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只是到了秦汉时期，主流文化保留了儒家孔子的“仁义”、“天道”社会伦理内涵，将“刚健”、“有为”竞技精神转向内在精神生命的道德修养层面，而“尚武”精神，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伦理之中，只是在“兵家”中尚有一些保留，其余流入非主流“江湖”社会中。但体育竞技的竞争性，逐步与其表演性、技巧性、艺术性、娱乐性、游戏性融为一体。中国古代体育创造出种类多样、多彩多姿的情趣、韵味、气氛、力度、技艺、境界等各异的竞技体育样态。

(二)人道贵生

“人道贵生”，即重视人自身生命本身的自在、内在价值，认为生命内在价值高于生命之外的附加的外在价值。生命的自身价值就是自己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人生价值领域和生命活动过程中，做到两种价值的平衡，不能舍本趋末。竞技体育具有保护生命的基本内在价值功能。如强身健体、抵御和治疗疾病、修复人体能力、调节情感、释放压力、增强人的体能和技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等。同时竞技体育活动在其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也给个人和社会组织带来名誉、地位、金钱等实际利益附加性外在价值。人道贵生就是要求竞技体育珍视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人际伦理道德)和精神生命，维护竞技体育的内在价值。中国古代体育的重人生、求和谐、“重已役物”等理念体现了这一价值追求。

1.人是天地之心

儒家肯定人的存在和人生价值，主张对现有的生命予以最大限度的珍惜和关怀。孔子认为天地万物之中人最贵，把人看作“天地之心”、“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强调人是“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礼记·礼运》)。孔子十分注重对身体加以爱惜、保护与敬畏。他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礼记·孝经》)他反对世人那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作法，曾就当时的活人殉葬的陋习发出过强烈的批评和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人与神关系上重人生、轻鬼神；在人与动物关系上重人轻物。如孔子有一次退朝回家，见马厩烧了，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生命安全而不是马的和其它财物的损失。

2.习武为了自卫和“止戈”

在武术文化意识里，很多理念都以和合忠恕之道为核心，讲究以武会友，遇事要适度忍让，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与人交手。即使是被迫应敌，在一般情况下也不骤下杀手。在与人较技时，强调点到为止，做到双方都无怨言，不伤和气。因为，习武是为了自卫，是为了“止戈”。例如太极拳的推手中注重“舍己从人”就体现为为对手考虑。竞技对擂的目的决不是一定要将对方打倒在地，而是制人而不伤人。“大多数人对武术的追求在于一种习练过程的心理享受。愉悦的心理体验自然成了武术练习者的最终的追求。即使是残酷的擂台较技，比武者讲求的也是点到为止，而不是西方竞技体育的冷酷无情。因为比武的本身不是为了胜负，而是对武道的追求，对更高练习水平的追求和向往。”[6]

3.长寿与健康

“贵生”理念求和谐欢娱、重生命延续。自商周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出现，长寿与健康就倍受重视，成为人们重要的人生幸福观。如《尚书·洪范》中就提到了“五福”(五种好运)：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和“六极”(六种恶运)：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在五福中有三项都与健康长寿有关，而六极中有三项与短命天折、病弱有关。“从殷人的尊神到西周的敬天保神，再到春秋时期的‘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的变迁，使得以运动保健为中心内容的养生之道得到重视和发展。”[7]道教经典《太平经》说：“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但聚众贤，唯思长寿之道，乃安其上，为国宝器”。道家的身体观和健康观奠定了道家思想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基调，因此，谈到道家的体育思想，总是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养生学。的确，养生学与道家有着水乳交融的血缘关系，养生学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来自道家，养生家几乎人人都是道家信徒。[8]庄子寓体于道的《养生主》也谈及养生问题。其中庄子就提出了几条养生原则：“一、不主张积极求知，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二、顺中以为常，‘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三、以‘庖丁解牛’说明养生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四、主张无须追求肉体的永生，既‘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以求不尽是不可能的。”[9]我们认为中国的体育文化总体特征是追求和谐，和合是其重要的生命智慧。中国养生理念和竞技理念并不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中国的竞技也是为了养生，养生中也有竞技。以至于后世出现的太极拳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合流。

4.“重己役物”

对于己(生命)与物(身外名利)的关系，中国古代体育强调重己役物，防止生命的异化，即人心为物所累。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老子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二章认为人的生命比名位、财富更重要，少得比多得更有利。荀子指出，养生之人要“重已役物”。意思是说看重自己而支配身外之物，而不要为物所役。在他看来，“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吕氏春秋》讲：“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所以，“凡事之本，必先治身”。三国时对养生很有研究的名士嵇康在《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说过，养生之术有“五难”即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也说明己物关系处理的重要意义。苏轼在《观棋》一诗中写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可见，他把比赛中的胜负结果看得很轻。我国传统气功也注重修心养性，视追逐名利，虚荣和妒忌为大敌。

(三)和谐共生

“和谐共生”即认同一切生命个性、差异性的内在价值，发挥化生融突的主体性生命智慧，以追求所有生命个体及其共同体的共生共荣。所有生命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只有生命体处在一个包容个性和差异性的共同体中，生命体之间处于一种化生融突的和谐关系中，所有生命体及其共同体才能共生共荣。以生命精神的视域看来，人与自然万物，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是和谐的、互动的，在普遍生命之流中一体俱化，而不是敌对的、分裂的。《礼运》讲“以中国为一人”，张载《西铭》言“民吾同胞”，王阳明《大学问》称“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王夫之《经义》曰“君子视天下犹吾耳目手足尔”。“一切万有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在整个宇宙之中更没有一物缺乏意义。各物皆有价值，是因为一切万物都参与在普遍生命之流中，与大化流衍一体并进，所以能够在继善成性，创造不息中蔓延长存，共同不朽”。[10]自然、社会、他人、他心灵、乃至他者精神文化都是有生命的，也都有生存的权利，这也是“天地之大德”。和谐共生是以个性生命共生为价值基础，在融突中和生，在和生中共进共荣。它是一种具有整体包容性、辩证共生性的大生命体道德精神。它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精神的体现。它承认和包容个性、差异而和谐相处。它以开放、宽广的胸怀对待他人、社会、心灵和自然万物，使之按照适合各个自身特征的方式塑造自我、发展自我。

竞技体育本质上也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心灵的沟通和交往。在这种沟通、交往和契合的过程中，人与人达到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实现技术进步和精神的升华，形成优美的技艺、丰富的人性和完美的人格，最终实现生命和谐的意义和价值。

1.阴阳共生

阴阳运动规律即是万物运动的最基本的规律，阴阳变化的准则即是万物发生变化的准则，阴阳双方的对立统一是万事万物产生与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样，生命内属于万事万物之中，其最深层的运动变化规律也以阴阳的运动变化规律为规律。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素问·天元纪大论》)生命形体包含并体现着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阴阳之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生命的性别差异、个体性情差异、气质差异，生命体组织与功能的分别及其功能本身的分类、经络脏腑等系统的分别，都是生命与大自然的阴阳相互对应、与内在一致的结果与表现。“阳化气，阴成形。”“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形体组织为阴，其功能为阳；精神活动为阳，肢体运动为阴；机体的防疫能力为阳，肌肉组织创伤的愈合为阴；静止状态为阴，运动状态为阳。[11]《太极拳论》说：“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这充分说明了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理论在太极拳的拳理和拳法中的地位和意义。

2.辩证共生

传统哲学的太极、两仪、阴阳、四象、神形、五行等哲学观念，都是解释和揭示世界生命运动变化的辩证智慧，强调动静互生。老子深味动静辩证法，要求人们不要过于执着动，更要关注静的价值和智慧。他在《道德经》中强调以守“静”为养生宗旨，明确地提出“静为躁君”、“清静为天下正”的体道养生方式；老子指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老子把“静”不仅看成是一种状态，还视为各种运动的共同趋向。世界产生于静寂，又归于静寂，生于静寂，死也归于静寂。只有心灵静寂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规律，洞察自然万物的生长和死亡这一生生不息的宇宙奥秘。守静的目的是保持身体和精神辩证合一。拳禅一体的少林武术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攻防智慧，启发了这一拳术许多方面带有强烈的辩证特性，诸如攻与防、进与退、刚与柔、正与反、上与下、明与暗、起与落、动与静、开与合、急与缓、内与外、重与轻、巧与拙、虚与实等。《少林易筋经》中指出：“易者变也，筋者劲也。”人们只要效法宇宙天地生生不息运动，就会“变弱为强，变挛为长，变柔为刚，变衰为康”。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所以他强调弱强互生。他在《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在这里，老子直接提出了“柔弱者生”的养生观点。活人的身体柔软，死后身体僵硬；草木活时枝干柔软，死时变得又干又硬。老子认为保养生命，就得永远保持一种谦虚、恭谨和柔弱自守的地位。老子以水为例说明柔弱的作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因此，以弱胜强、以柔克刚成为中国古代竞技的高层次攻防智慧。这一智慧被普遍用于剑术、拳斗、角力、相搏等体育竞技活动中。它体现在活动中的磨练细腻的扭动、推拉的时间差、擒手的部位、步伐的移动等，以内功抗衡，寻找机会，一触即发，击败对手。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特有魅力。

3.和谐共生

和谐理念在中国传统体育中体现为，体育竞技应当追求人自身心身和谐、人伦社会关系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万有生命的和谐。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的终极追求。如孔子尚武，主张“勇者不惧”的同时，又警示人们“勇而无礼则乱”，要求以礼之准则来防止“勇”之偏执。倡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以求人伦关系和谐。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投壶新格》要求：“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过，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离。所以为正，中正，道之根抵也。”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武术身上的“和谐观”，使得习武者有了武德的束缚。爱武、习武、用武都是修德，“艺为德先”。武德是道，武术是器；以道统气，器为道用。和为武德之魂，主要包括人伦关系和、内在心气和以及人与自然的和。武谚中就有“习武先挨打，脸迎人欺”。《太极拳谱》中对学拳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学太极拳不可不敬。不敬则外慢师友，内慢身体，心不敛束，如何能学”。[12]少林弟子在与别人切磋武艺、演练拳械时，要求“必先举手作礼”。躬敬于身、谦虚有礼是习武者首要的要求。同时，习武者还必须戒狂妄自大。对此，少林拳戒约早有规定：“纵技艺精娴，只可备以自卫，切戒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13]黄百家在《内家拳法》中记有的“五不可传”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心险者、好斗者”不可传。此外，诸如猎射、风筝、秋千、垂钓、赛马、龙舟竞渡等都含有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意蕴。中国气功力求打通大周天、小周天。传统内家拳的最高境界是把人体这个小天地融入宇宙的大天地正是此理。

此外，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整体主义生命世界观，在体育竞技中体现为一定的共同体责任信念、团结协作精神、开放包容精神。如赛龙舟、舞龙、拔河等活动，都是一种集体协作的游戏性、表演性、趣味性、竞技性融为一体的活动。再如学习武艺也意识到不应局限于一家一派，注重广泛学习，博采众家之长，在实践中综合运用。《纪效新书》中说：“若以各家拳法兼而习之，如常山蛇阵法，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皆应，此谓上下周全，无有不胜。”太极拳理论发端于《易经》，中经道教内丹养生家陈抟等人的研究与发展，融贯儒、释、道三家而形成《无极图说》用于内丹修炼。后复由宋、明理学家周敦颐等人继承推演，形成的新儒家阐明理学奥秘的《太极图说》哲学，渗入武术文化而形成的。

三、结束语

中国古代体育的主流精神特征是侧重于人内在生命和道德精神意义的建构和生命境界提升的，走的是反省内求的道路；而民众型体育竞技则表现为技艺性和技术性、道义性和功利性、礼仪性和表演性、教化性与娱乐性等方面的统一，体现高层次生命道德文化精神层面对民众积极向上的道德习俗风尚的教育和引领。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哲学精神的旨趣——“所体现的生命本质精神，贯穿着不是类似西方理性主义技术性、形式逻辑精神而是生命逻辑和体验性逻辑精神。这种生命文化体现了尊重一切生命、关爱一切生命，和一切生命和谐相处，提升一切生命质量的超越精神”。[14]因此，要真正解读中国传统体育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我们不能忽视此点。这些精神对当前市场化条件下的竞技体育运动中出现的诸如过度急功近利、偏重比赛成绩名次、服用兴奋剂、忽视人的生命健康等体育异化问题，具有一定的针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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