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记忆、修辞与历史
——从集体记忆视角看修昔底德的演说词使用

杨扬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使用了大量的演说词，这也成为他日后备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将演说词回归到口述传统的面对面社会语境当中，透过集体记忆的视阈来探讨古希腊人对历史、记忆和真实的认识，以此厘清历史真实性在修昔底德演说词的使用及其历史编撰理论之间的关联。

修昔底德；演说词；口述传统；集体记忆；历史真实

自19世纪以来，修昔底德被视为客观历史学的典范和“科学的历史学家”，这一观念也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不过无论是此前还是以后，学者们对他的历史编纂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质疑，尤其在当今的后现代语境中更是难免受到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降，伴随着学界对“科学的(或者说客观的)修昔底德”质疑之声不断，更有学者提出了“后现代的修昔底德”，此时一个具有强烈修辞色彩的新修昔底德形象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①当“科学的修昔底德”形象被打破之后，研究热点也转向叙事风格、体裁及修辞手法等方面，这位历史学家又被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仿佛成了一位修辞学家。修昔底德记载的演说词的客观真实性成为讨论的焦点问题，学界也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派别。②修昔底德演说词的真实性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两派的争论不断深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持一种“折衷”的观点。③它反映的内容到底是客观真实的抑或虚假的? 这些演说词又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 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演说词及其引发的问题

修昔底德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演说词，传统上认为全书八卷当中总共安放了40篇演说词，除了最后一卷以外其余各卷皆有。④如果按照篇幅来计算，书中演说词占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左右”。[1](27)不过，学术界并未对演说词具体篇章的划分形成统一标准，近来有学者提出了以第三人称转述的“间接对话”(Indirect Discourse)概念，而据此计算得出演说词总共141篇。⑤亚里士多德将这些演说词分为三种，即城邦公共事务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出现的演说词以城邦公共事务演说为主。⑥[2](1358b)这其中又尤以记载雅典和斯巴达交战双方代表在公民大会进行的演说为主，总共占了所有演说词的三分之二；而典礼演说则以伯里克利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为代表。对于修昔底德使用大量篇幅演说词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三种主要观点。[3](13−14)其一，演说词反映了城邦的政治生活；其二，荷马和希罗多德使用了演说词，修昔底德出于竞争的目的使用更多的演说词；其三，演说词是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奏，起到铺陈作用。然而，他们都未能揭示修昔底德的根本目的。

修昔底德本人在第一卷中提出了所谓的“方法论”，当中也明确地指出了他的编纂目的，“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4](1.22)由此可见，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更进一步，因为对于他来说，历史记载不仅是人类过去的“伟大功业”，更重要的是那些“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这一理想实际上是将历史研究的意义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即将探寻普遍规律的任务从诗歌转向到了历史，赋予历史研究以揭示事实、发现真相的社会功能。⑦而要想清楚地了解过去的事情，首先就必须保证其作品的真实，不过在修昔底德看来，远古的历史是不可靠的，他在“古代论”(Archailogia)中只是简要地回顾了古代的历史。修昔底德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希罗多德的同时，暗示只有当代的历史才有可能被记载下来。那么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 修昔底德通过对编纂内容的反思，最终选取了数量庞大的、当代的材料——演说词，作为其著作的史料来源。可见，对演说词的选择体现了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所不同的史料观的变化。

然而，这些演说词的风格却一直饱受争议，古代批评家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 of Halicarnassus)在《论修昔底德》一文中赞扬了修昔底德对真实的激情、对动机和个人个性判断，同时他也表达了按季节顺序编排历史的不满，并对第三卷打断了连续性深感不解，在他看来第一卷中的矛盾、断裂和不明晰之处是难以接受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部分的演说词使用了同一种语言风格”。狄奥尼索斯的评价极具穿透力，以至于现代的英译者也不得不在译本的前言中这样说到，“狄奥尼索斯的这个批评使人觉得他变成了历史学家，而修昔底德则变成了修辞学家”。[5](455,459−461)千篇一律导致后世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康福德则指出修昔底德的历史运用了“戏剧化”的描写，“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悲剧的影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修昔底德是写完事件的叙述部分之后，再将演说词填充完整”。[6](51,122−123)哈蒙德则进一步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部分的演说词很可能是修昔底德的“建构”。[7](79−80)安德鲁斯在《剑桥古代史》中承认，对话中独特的语气是修昔底德的“自由创作”。[8](455−456)柯林武德指出演说词成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合理的证据”，在他看来，修昔底德没有继承希罗多德的“历史科学”，那些“粗暴”和“千篇一律”的演说词源于修昔底德的“反历史”，“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9](49−64)

修昔底德自己显然也已经预见到了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在“方法论”中先是说明了演说词的来源，“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是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随后，他总结了叙述的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记忆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4](1.22.)不过，正是由于一方面承认演说词真实性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作品中缺少虚构，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使修昔底德陷入了“主观”与“客观”进退两难的境地。[10](45)现代学者们通过对“方法论”的文本进行深入地分析，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解释强调作者的“主观性”，认为修昔底德写下他所需的，其中包括了演说者确实讲过的，采取了理性的历史建构，而非其标榜的那样做到客观真实；另一种是强调客观性，并将之区分为修昔底德自己撰写的和确实出现过的演说词，但都反映了客观真实；还有一种观点是承认演说词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11](328−335)基于修昔底德在演说词使用时面临的“两难”境遇，考察他当时的写作背景对于理解其创作思路就显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口述传统与面对面城邦语境

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由盛转衰的时代，民主和城邦是他的基本历史语境，而且只有深入到这两个核心观念当中，我们才能进一步揭示他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古典时代，希腊的大多数城邦都处于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限制在5040个公民，还有足够大声的传令官以便于传令。[12](738a)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老师的观点，尽管他没有对人口数量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但是他认为城邦的大小应该适度，公民互相认识。[13](1255a)在此基础之上，芬利(M. I. Finley)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模型——城邦是一个面对面社会(face-to-face society)，他借用了彼得·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对前工业化英国乡村生活的研究，指出雅典城邦也处于一种口头社会。芬利的假说在政治参与程度上受到了欧波尔(Josiah Ober)等学者的挑战，但这对社会模型所关注的政治参与者本身的记忆并不构成影响。因此这一假说对于解释古代希腊城邦的信息传播，以及记忆形成仍然是一个严密的社会模型。[14](31−33)基于此，城邦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完成，所以话语(logos)对于城邦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公共生活的需要，民主语境下的雅典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口头竞争，从诗歌、戏剧比赛，甚至到法庭诉讼。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对演说可谓既欣赏又怀疑。一方面，公开发表公共演说、当众朗诵其作品，这些都通常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力，并且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无论是诗人、剧作家还是演说家，没有人不渴望戴上桂冠，公演他们的悲剧或喜剧，或是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说。另一方面，城邦涌现出大量教授演说术的智术师，这些人自然也会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当众宣传他们学说的机会，然而他们讲授的演说术经常“使弱的话语变强，使强的话语变弱”，这在当时甚至后来都受到人们的指责。⑧但是无论如何，演说对于雅典的城邦公共生活却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一些学者会强调书写对当时的社会所产生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书写在当时的影响。⑨考虑到当时只有重要的城邦文献才会成为刻在石头上的铭文，而从埃及进口用来书写的纸草更是价格不菲，所以书籍的使用和传播并不广泛。⑩而且当时大众的识字水平也值得斟酌，许多雅典人很有可能是文盲或半文盲。[15](81)柏拉图甚至认为文字无法强化记忆，反而会使人变得更加健忘。[16](274c−275b)因此，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讲述”的地位要高于“写作”，可以说，讲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了写作。一个作者写出来某段文字，必须要等到讲给大家听之后才算是完成了其“写作”，“写作”只能算是“讲述”的准备。自希罗多德开始，“历史”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出现，作品能够被当众朗诵显然也是一种光荣。据说，当修昔底德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当他听到希罗多德当众朗诵《历史》的时候，激动得泪流满面。[17](s.vThukudides)虽然日后的修昔底德并没有继承其前辈的历史编纂方式，但他也一定会以希罗多德为自己的榜样，期望日后在众人面前朗诵他编纂的历史。因此，即使修昔底德“写作”了历史，也并不排斥他的作品被当众朗诵。而从时间上来看，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至多相差一代人，即使当时希腊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到了修昔底德的时代，希腊城邦就会完全摆脱口述传统的影响。正如莫米亚诺所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接受了希罗多德的假设，历史(编纂)是由明显的口述传统构成的”。[18](214)

修昔底德为人诟病的演说词，其千篇一律的风格恰好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荷马以来的口述传统烙印。荷马的史诗中经常出现程式化用语以及关于某个主题和典型场景的描写，正是诗人为了便于记忆在创作中经常使用的方式。[19](203−266)古风时代梭伦的挽歌对句(elegy)中也秉承了这种口述传统。[20](22−29)《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最能体现这一传统的莫过于将军在战前鼓舞士气所进行的演说。[7](83)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没有提到的演说类型，它们在全书当中总共出现了14段。[4](2.87; 2.89; 4.126; 5.9; 5.69; 6.47; 6.48; 6.49; 7. 61-64; 7.66-68; 7.69)此种演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描绘一个典型的场景，通常是将领召集士兵，鼓舞士气。例如第二卷中纳谟斯和伯拉西达发表演说鼓舞士气，“伯罗奔尼撒人！如果因为上次战争的结果，你们中间有人害怕战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又将作战了；我们应当说，这种畏惧是毫无理由的。”另一方的福密俄也召集雅典人“士兵们！我看见你们因为敌人人数众多而惊慌；我召集这个会议，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在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时候感到恐惧。”[4](2.87;2.89)可以看出，战前动员演说与史诗中经常出现的程式化场景描写类似。

尽管修昔底德有着远大的理想，“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的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4](1.22)不过这并不是意味着，修昔底德不希望他的作品在民众当中广泛传播，他只是不想像诗人或散文记事家那样夸大事实，通过作品中的种种奇闻轶事来吸引听众，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对事件的真实记载。[4](1.21)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修昔底德的作品在当时广为朗诵，但是通过其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仍然可以推测出他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而在他去世后不久，色诺芬就宣称其《希腊史》是继续修昔底德的工作，克拉提普斯也曾把自己的著述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17](S.VThukudides)据说，年轻时口吃的德摩斯梯尼为了学习他的雄辩，口中含石将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朗诵了八遍。如果在当时并没有通过口述传播，对众人讲述他的历史，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而且范围如此广泛。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一方面得益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量的演说词正是满足了社会政治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是希罗多德时代一个例外的多产作者。他们通常只写一些短小的作品，而非长篇大论。散文体的作品一般比诗体的作品要短，因为散文体更难记住……5世纪晚期的读者想要短小的书，因为他们可以记住，以便日后能够在公共场合面对听众大声地朗读出来”。[21](16−22)另一方面，则是他历史作品的吸引力——对于历史真实的探寻，这也是其最大的魅力。因为演说词是城邦公民之间互动的载体，演说者与听众都是历史的亲身经历者。这些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既是演说词的听众，又是修昔底德历史作品的听众，他们都聆听过伯里克利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他们也都在队列中听过将军鼓舞士气的演说。这些演说词是他们的共同经历，同时也构成了城邦的记忆，或者说集体记忆。

三、演说词的真实性与集体记忆

鉴于个体性记忆所使用的语言、逻辑和概念必然会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对此，涂尔干最先在社会学领域有关纪念仪式的讨论中提出“群体记忆”。系统的“集体记忆”概念则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该理论认为记忆不仅是心理和生理的功能，实际上也是社会的功能，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回忆的可能性，它是回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回忆的源泉。同时，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的记忆并不一定是同质的。而作为个体口述材料的演说词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记忆准确性的困扰，其内容的真实性就是修昔底德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修昔底德显然也注意到了“记忆的不安全”，如他在“古代论”中对远古历史真实性提出的质疑。他是这样看待真实与记忆的，“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的古代的故事——就是对于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故事，他们也是这样……其他希腊人也同样地不但对于记忆模糊的过去，而且对于当代的历史，有许多不正确的猜想……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4](1.22)不过，修昔底德似乎找到了可以追寻真实的途径，这就是通过批判的方式。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真实”与“记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词源学来看，古希腊文中的“真实”(àλήθεια)一词，其词根λήθη有“遗忘”之意，加上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a-则意为“不遗忘”，“记忆”。希罗多德关于“真实”一词所使用的爱奥尼亚方言àληθείη与修昔底德使用的阿提卡方言中的àλήθεια语音虽然有所差异，但其含义却是完全一致的。[22](63−64;1044)在古希腊人的思维里，意为“荣誉”的“历史”是记忆女神的长女，位居九位缪斯女神之首，历史是为了保存人们对于荣誉的记忆。正如希罗多德编纂《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23](1.1)对于这些希腊人来说，真实就是符合记忆。亚里士多德在《论记忆与回忆》中认为，记忆就专值“过去的事物”(του γενομένου)；谁都不能回想于“现在”(το παρόν)，不能回想当前“正在”的事物。[24](449b5−30)他进一步阐明，对于人类来说，仅有记忆是不够的，因为记忆仅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回忆——一个追索的过程。[24](453a5−10)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回忆”显然是一种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是共同体的传统。

古代希腊人的记忆保存与今天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没有大型的公共图书馆，集体记忆的保存是通过诗人的传诵来完成的。荷马就是希腊集体记忆最早的保存者，因而诗人也被认为是真实的掌握者。到了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经历了从神话思维(mythos)向理性思维(logos)的转变，诗人作为记忆与真实的掌握者的形象被削弱。尤其是在民主语境的雅典，记忆和真实的标准也正在被民主化。演说词作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产物，正好是个体与城邦交织、构成集体记忆的汇合点，可以用来展现其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维尔南在其富有洞见的分析中说道，“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或曾经存在的意义，作为不死的标志即永恒的存在，是保留在集体的社会记忆的阳光之下，它可以有两种方式：通过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重复地传唱，或者是他墓前矗立的纪念碑。集体的记忆作为一个确保个人的威望在其光荣逝去之前得以保存的机制。”[25](19−20)芬利则进一步指出，“那些失去的事实，即被所有个人完全地，不可挽回地遗忘的事实数量巨大，遗忘过程永无止境。这取决于这个个体家族是否幸运，他们特殊的记忆是否成为公众记忆，然后取决于传统在后代中是否延续并保持原貌。”[26](281−302)到了古典时代，伴随着集体记忆的“民主化”，问题也接踵而来。

集体如何记忆? 哈布瓦赫认为，“一旦一个回忆再现了一个集体知觉，它本身就是集体性的了。”[27](284)德利奇则指出，“我们不可将当代历史化简为个人记忆。另一个人或其他人是我们记忆的基础，尤其是对于我们不能记住的而言。”[28](118)诚如史林普顿所言，在古代希腊“历史真实的判定是共同体的权力，并从不容许个人涉足。”[29](26)城邦对过去记忆的选择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帕罗斯远征失败后不久，悲剧诗人普律尼科司(Phrynichus)创作了《米利都的陷落》并且演出了这个剧本，雅典人认为这使他们记忆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因而课以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这出戏。[23](6.21)由此可见，城邦的记忆，或者说集体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也随之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集体记忆就是真实的吗?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回忆固然并非总是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过语言处理并构成一种未言明的生活史支柱”。[30](57)这样的解释过于悲观，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如果过去能够被人记忆，那就不需要有历史学家了。”[9](101)虽然修昔底德撰写的演说词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记忆呈现，但是，对于演说词回忆的“复述”行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将事件“现在化”了。由于公共生活高度的参与性，修昔底德在批判的时候，也会被同时代的其他公民所评判，因为这些人也同样是他的记忆基础。当时许多的听众曾经亲身经历，对演说词的内容仍然十分熟悉，只有当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演说词内容符合只有集体的记忆，才能确保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真实性。同时，修昔底德作为个体的回忆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以其当下为起点经过反思和推论去铺排和重构过去，而这个反思和推论的逻辑和框架依赖于社会和集体记忆的演变方向。而演说词一旦是为了迎合某些人而杜撰，它必然会面临其他方面的批评，个体或城邦之间的竞争，为了荣誉“公正是最好的办法”。[29](25−45)的确，修昔底德无法确保演说词内容的绝对精确，而且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演说词的编排恰恰体现了修昔底德作为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同时我们也知道，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性，口述语境中的城邦集体记忆会通过种种不同的批评来矫正偏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修昔底德将历史真实的内涵扩展为人类的真实，这实际上是将其记载视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历史的“特殊性”定义，使之提升到了与“诗”同样的境界。[31](14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所载演说词进行了个体的理性批判，而其真实性最终又通过集体的记忆得以实现。

注释：

① 这种质疑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然而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康福德的声音却显得非常微弱。现代对修昔底德客观性产生质疑的学者大多是受到康福德的影响。伍德曼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修辞问题”，在其颇具颠覆性的《古典历史编纂的修辞》一书中，他说道“这(修昔底德)实际上是误导了现代学者，使他们将这种修辞学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参见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一版; W. R. Connor, “A Post Modernist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72, No.4. (Apr. - May,1977), pp. 289-298; Anthony John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1988: 11.

② 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记载的演说词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反对者则认为是不真实的，将之视为修昔底德本人的杜撰，属于文学性的创作，而非历史真实的反映。参见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Kenneth J. Dover, “Thucydides”, Greek & Rome, New Surveys in Classics7, Oxford, 1973, pp. 26-27; Donald Kagan,“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nd Mytiline Debate”, Yale Classical Studies, 24(1975), pp.71-79; Virginia Hunter, Thucydides, the Artful Reporter, Toronto: Hakkert, 1973; Anthony John 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③ 1987年霍恩布洛尔在戈姆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本”(HCT)基础之上，编订了三卷本的“新修昔底德评注本”，其关注的焦点转向了“非历史”内容。罗德斯在为该书所写的书评中，“在他看来修昔底德是一位运用文学工具来讲述真实的作者”。参见A. W.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2009; P. J.Rhodes, “Reviewed work: Thucydides by Simon Hornblower",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09 (1989), p. 219; 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p.77-85;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and Pindar: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World of Epinikian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周兵：“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55－65页；李隆国：“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第120－125页；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第7－12页。

④ 其中第一卷9篇，第二卷5篇，第三卷5篇，第四卷7篇，第五卷2篇，第六卷9篇，第七卷3篇。古代作家克拉提普斯(Cratippus)认为第八卷没有演说词是修昔底德有意为之，而现代的一些评论家则将之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完成的标志。不过也有现代的学者同意克拉提普斯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写作技巧的尝试。参见Simon Hornblower & Antony Spawforth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Revised edition, 2003, p.1518.

⑤ 有的学者将同一事件中多人发表的演说视为同一篇演说词，有的学者如斯塔德塔尔(Philip A. Stadter)则分开计算，霍恩布洛尔甚至将一些信件也视为演说词。按照拉蒂摩尔的“间接对话”方式划分则为：第一卷19篇，第二卷18篇，第三卷9篇，第四卷19篇，第五卷13篇，第六卷17篇，第七卷9篇，第八卷37篇。参见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Steven Lattimore tr., Indianapolis / 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p. 484-491. 本文所引古典文献均依照国际惯例，列出卷数、节数或行数。下同，不再一一注明。

⑥ 有学者译为政治演说或称议事演说，详见罗念生先生关于参考文献[2]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不过，相对于政治或议事而言，更确切地表述应为城邦公共事务演说。因而，此处所用术语系笔者根据希腊原文自行翻译。

⑦ 今天，历史与史诗或戏剧本质的区别在于历史是为了追求真实，而文学通常被视为虚构的作品。但是在古代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作者对于诗和历史的评价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的——史诗是高于历史的，因为史诗所表现的事件具有普遍性，而历史记载的事件只有特殊性。当时“历史”并非与今日专业化的学科，霍恩布洛尔就认为用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评价修昔底德显然是不公平的。参见Aristotle, Poetics, 1459a;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0.

⑧ 当时希腊社会对于演说术的看法参见Aristophanes, Clouds;Plato, Sophist.

⑨ 阿尔托格通过词源学进行分析，修昔底德对“写作”(συνγράφειν)一词的选择，认为该词前缀συν-意为“和”或“用”，词根Γράφειν意为“写”，得出修昔底德完全是从书写的角度出发。罗沙琳德认为，“修昔底德的散文体，通常被认为是书写和‘会读写的人’的智力的产物，而不是希罗多德为了聆听而做的《历史》。”他还进一步强调书写在古代希腊的重要意义。布洛赛赫也看到了书写出现的意义，他指出“书写促进古代希腊文体的转换，进而又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参见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285;Rosalind Thomas,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3; Alan K. Bowman,Greg Woolf eds.,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3-50; 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 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p.17.

⑩ 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或许更晚一些，希腊世界才出现证据表明存在书籍买卖。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说人们可以用一德拉克玛去买一部阿纳克哥拉斯(Anaxagores)的作品，而阿里斯托芬的《蛙》中，第1104行提到了存在大量书本的可能。参见L.D.Reynolds and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Oxford: Clarndon Press, 3 edition, 1991, p.2. Rosalind Thomas, “Literacy and the city-state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in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Alan K. Bowman and Greg Woolf. eds.,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 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 Aristotle. Rhetoric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3] Anthony John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M]. London: Croom Helm, 1988.

[4]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M].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5]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Critical Essays[M]. Volume I,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 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7] John 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D. M. Lewis, John Boardman, J. K. Davie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M]. Second edition, Volume V,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0]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Leone Porciani, The Enigma of Discourse: A View of Thucydides [C]// 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Part III: Readings, John Marincola ed., Malden,MA: Blackwell, 2007.

[12] Plato. Law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

[13] Aristotle. Politics [M]. Correct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14]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Rosalind Thomas.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M].Cambridge/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Plato. Phaedru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

[17] Suidae Le Xicon [M].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971−1989.

[18]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M].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19]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 故事的歌手[M].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20] Elizabeth Irwin. Solon and Early Greek Potery: The Politics of Exhort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 Stewart Flory. Who Read Herodotus’ Histor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980, (1): 53.

[22] Herodotus. Histori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3] H.G. Liddell,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 Aristotle. On Memory and Reminiscence [M].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5] Jean Pierre Vernant. The Greeks[M].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6] M. I. Finley. Myth, Memory and History[J]. History and Theory,1965, (3): 19.

[27]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8] 弗朗西斯科·德利奇. 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4).

[29] Gordon S. Shrimpt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30] 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1] Thomas F. Scanlon. The Clear Truth’ in Thucydides 1.22.4[J].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2002, (2): 58.

Abstract:Thucydides adopted plenty of speeche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at made him criticized. This essay tends to draw back to the context of oral tradition and the face-to-face society, through the collective memory viewpoint, then discuss the conceptions of history, memory and reality. By searching these conceptions, the writ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eality in Thucydides’ speeches manipulat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iography theory.

Key Words:Thucydides; speeches; oral tradition;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ical truth

Memory, Rhetoric and History：On Thucydides’ Speeches Manipulat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llective Memory

YANG Y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K09.545

A

1672-3104(2011)02−0005−07

2010−12−23；

2011−03−11

杨扬(1982−)，男，天津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希腊罗马史.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