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宏，杨汉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0世纪前后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民教育及其借鉴

付宏，杨汉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美国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前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东欧、南欧移民涌入美国城市，在本土主义者的强烈排斥之下，产生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而公立学校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分歧。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问题，“美国化”运动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悄然兴起，并通过公民科课程的探索与公民模拟训练的尝试，有效地促进了新移民子弟的融入，保障了美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长治久安。其有益经验，对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及其子女如何融入城市问题有不少借鉴。

美国城市化进程；公民教育；新移民子弟；美国化

19世纪的后10年与20世纪的前20年，是美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通常被美国史学家称为“进步时代”。[1](266)这一时期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始于19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此期间，美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9.8%跃至51.2%；[2](1030)入境的外来移民人数达到2895万,占美国历史上在册移民总数的48.6%。[3](10)大批“新移民”从东欧、南欧蜂涌而至，①他们操不同语言、持不同宗教信仰、奉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原有的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本土”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担忧。面临巨大的冲击，如何促进“新移民”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并融入美国城市，成为了公民教育的首要课题。而公民教育也成为了新移民不断归化、加深美利坚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保障。本文将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以探讨20世纪前后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公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总结出其为促进新移民子女认同美国主流价值，最终实现融入城市生活的目的，所采取的公民教育措施；并为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帮助农民工及其子女融入城市提供几点建议。

一、相关研究概况

公民教育滥觞于古希腊，在经历了中世纪千余年的沉寂之后，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而复兴，作为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着优良的公民教育传统，自建国以来，便注重以公民教育为其立国的基石。借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公民教育之石，攻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子弟的公民教育问题之玉，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美国城市化过程的研究往往关注宏观层面，且主要侧重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较少有从教育的视角来探讨。从 CNKI数据库搜索情况来看，从教育的视角来探讨美国的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有朱安文的《19世纪中后期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职业教育》、《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职业教育及其现实意义阐释》、杨亚敏的《美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城市化历程》及常颖的《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行政体制》等文章，他们分别从农村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与教育行政体制勾画了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的基本轮廓。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城市化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经历了从单核城市集中发展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化，到以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互动发展为特征的大都市区化这两个互相衔接而特色各异的阶段，毫无疑问，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为均衡、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学者从教育的视角集中探讨美国城市化进程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概况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城市化时期学校的起源和发展，较有影响的研究者为马文·拉泽森(Marvin Lazerson)、[4]塞尔文·特伦(Selwyn K. Troen)；[5]其次是关于美国城市化学校的管理组织研究，其中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6]阿瑟·佩里(Arthur C. Perry)的著作影响较大；[7]最后是关于城市化时期教育影响的研究，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在其教育史第三卷中，[8]全面勾画了美国城市化过程中教育的发展与变迁，他的教育史三部曲被美国学者公认为“由一位作者单独撰写的最全面、最有学术的美国教育史”。[9](399)

虽然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有从公民教育的视角对20世纪前后美国城市化问题进行探讨，但上述基于教育视角对城市化时期进行探讨的学术论著，却在笔者头脑中画上了这样的问号：即新、旧移民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产生冲突，那么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相关公民教育举措来缓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从而促进美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发展呢?

二、20世纪前后美国新旧移民的冲突及其引发的问题

公民教育是社会通过培养，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权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有效成员的过程。而进步时代，美国的公民教育一度出现对新移民的排斥、本土主义者与不断发展的移民团体之间关于公立学校教育的对立，以及新移民及其子女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等问题。

1. 本土主义者对新移民的排斥

为了保护WSAP血统的纯洁性与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同质性，确保“本土”美国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利益，进步时代的新移民遭受了激烈的排斥。美国教育家克伯雷(Ellwood P. Cubberley)曾指出：“新移民们大部分不识字、缺乏主动性，几乎完全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那种关于正义、开明、法律、秩序、得体和政府等观念……只要有他们出现的地方，大众教育就变得更加困难。新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人的大量涌入，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遭受着严重的种族融入问题。”[10](338)当时的联邦统计局官员弗郎西斯·沃克(Francis Amarsa Walker)也曾说：“由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使用节育器，而那些绵延不绝且成倍增长的新移民却不考虑这些，因此盎格鲁−萨克逊民族面临‘自灭’的危险。”[11](12)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在《一个伟大民族的消失》中甚至指出：“大量的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智商低下的劣等民族的新移民的涌入，将会导致一个伟大民族的消失。”[12](107)因此，“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排外主义像1880年～1920年间那样杂乱纷繁、扑朔迷离，其中的各种因素时而交替上升，时而共同发挥作用，把限制外来移民的浪潮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排外狂飙。”[13](178)

2. 公立学校教育中新旧移民的对立

移民本身并不是进步时代的新事物。从17世纪美洲新大陆成为欧洲人定居点的时代起，美国便留下了移民特色的烙印。但新移民的各种异国、不同宗教背景，致使 “本土”主义的美国人与移民团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就公立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分歧。例如，针对是否把课堂教学与公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机器工场和会议厅开展的活动结合起来，使公立学校转变为社区的社会生活和知识生活中心。本土主义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发扬公立学校优点的典范，而移民团体、特别是犹太学生家长则认为，这种转变提供给孩子的是贬值的公立教育。[14](263−264)在接受移民子女的公立学校，如何将他们与本土学生进行编排班级，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例如在纽约市，本土主义者建议，将所有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子女，编入与比他们年幼的土生美国人子弟所在的班级，等到英语水平提高后，才有资格升级到与他们年龄相当的班级里，而移民团体认为，这种编排有伤他们子女的自尊，实乃莫大的歧视。此外，新移民子女与美国白人血统的孩子相比较，在学校的表现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父母职业的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导致那些家庭贫困的非犹太裔东、南欧移民子女在学校的表现明显落后。[15]如果这些分歧得不到有效的协调，差异得不到消除，将会对新移民子女融入美国主流生活、摆脱公民身份困境产生巨大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其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的发展。

3. 新移民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

公民身份是个体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它表现为个体在政治秩序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和义务。[16](237)它指“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国家保护的权利，它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17](12)虽然所谓的“本土”美国人，也不过是早先移民的后裔，但是他们大多来自不列颠群岛和北欧国家，经过近百年的融合，形成了共同一致的民族信念——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所以，新移民们不得不以血统、文化背景或经济利益为纽带聚居在一起，形成了精神上、物质上互为依存的社会实体——移民社区。例如，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费城等大城市，出现了诸如“小意大利”、“小匈牙利”等移民社区。涌入美国之前，他们所受到的是被迫逃离母国的推力和“美国梦”的吸引力，而现实却将吸引力转化为 “本土”美国人强劲的斥力。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受阻，新移民无法产生对美国的忠诚，但又失去了与母国相联系的权利与义务，从而陷入公民身份认同的困境。

三、20世纪前后美国公民教育的举措

公民教育是社会有关部门、相关组织及教育机构形成合力，通过培养教育，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权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有效成员的过程。美国自建国以来，便以公民教育作为其重要基石，且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国情，会探讨不同的公民教育措施，以保障社会的良性发展与国家的稳定。城市化时期，面对激进的本土主义者的排斥，部分社会活动家及广大志愿者所倡导的美国化运动也悄然兴起，专业学术团体以及学校纷纷开始探讨专门的公民教育科课程，并尝试对新移民子女开展公民模拟训练，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有效地促进了新移民及其子女摆脱公民身份困境，为美国的工业发展、城市化进步提供了保障。

(一) 消弭新旧移民二元对立：美国化社会运动的兴起

早在1782年，法裔美国作家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曾说：“在这里，所有的民族融为一个新的民族，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不断努力和劳动，总有一天会使世界发生变化。”[17](6)这是关于不同民族融合一体的最早表述。特纳(Federick J. Turner)在1893年的“边疆论”中将西部比喻成一个大坩埚，并指出“所有的拓荒者在这里被美国化、被融合为一体”。[18](23)不仅将“熔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为新移民的“美国化”奠定了根基。犹太裔美国剧作家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1909年所创作的题为《大熔炉》的剧本中，借助于剧中男主角的独白，为来自不同地区的新移民们喊出：“美利坚是上帝的熔炉，一个改造所有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犹太人的伟大的熔炉，所有的种族和民族来到一起，共同劳动，展望未来，这是美国的光荣，与之相比，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光荣算得了什么? 各民族和种族只不过是在那里做礼拜和回首往事罢了。”[19](46)此剧在百老汇的上演引起轰动，使得“熔炉”思想真正大众化，更是将美国化运动推向了全美境内。所以，改变新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始于19世纪末。[20](36)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为美国化运动鼓与呼——“一个人要么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要么根本不是美国人，不存在对美国一半的效忠”，不仅促进新移民及其子女对母国情感的疏离，更使得1910年至1920年之间的十年，成为了美国化运动的狂热时期。[21](61)

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激进本土主义者对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排外情绪，以简·亚当斯(Jane Addams)、查尔斯·斯特夫(Charles Stef)、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等为首的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们，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大城市发起了旨在同化新移民的美国化运动。 所谓“美国化”，不仅是要使来自不同国度的移民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美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制度，取得美国国籍，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适应和接受美国的价值观。[22](169)例如简·亚当斯在芝加哥西面建立的赫尔馆，为移民及其子女提供各方面的帮助——语言培训、职业技能、家庭生活、文化展示以及公民课程等，帮助新移民及其子女适应新的环境、有效地融入美国城市生活。[23](105)在美国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了类似于赫尔馆的移民社会服务所。此外，自从特纳播下美国化运动的火种以来，公立学校教育一直是改变外来新移民目不识丁、语言不通、思想落后局面的希望之所在，而专门的公民科课程，则承担起新移民“美国化”之重任。

(二) 促进新移民价值观念的美国化：公民科课程的探索

建国伊始，美国便注重通过教育将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铸造成美利坚公民，虽然在此期间公民科课程还没有被采用，但学校的普遍目标非常具有培养“公民”的特质，学校往往会通过道德说教与训诫等方式进行爱国主义以及公民美德的教育。[24](13)但是，新移民的到来必定会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威胁，美国人担心先前的说教、训诫式的方法已不适应公民教育的需要。于是，美国历史学会、美国政治学会以及全美教育协会的学者们踊跃地投身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有效地促进了公民科课程的制度化，推进了公立学校公民科课程教学的落实。

在美国，公民科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是与对历史的学习相联系的。因为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急切地希望建立其自身的公民文化，因此便寄希望于当时历史人物的英雄传奇来“传递新国家的文化价值”。[24](19)进步时代，随着大量新移民的到来，对新移民进行教化并使之文明和“美国化”，便成为了公民教育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更需要制度化的公民科课程。[25](103)1857年，马萨诸塞州要求较大城镇的中学提供一门关于“公民政治制度”方面的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揭开了公民科课程制度化的序幕。[26](37)1892年，麦迪逊组织召开的全美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会在众多教育议案中，首次倡导了关于社会科学的改革，并提出应该在小学阶段进行有关国家历史和地方地理知识以及政府的组织结构与功能的教学，以培养了解国家的公民。[26](74)19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托马斯·杰西·琼斯(Thomas Jesse Jones)——时任全美教育协会中等教育重组委员会主任，首次推出了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课程,该课程融合了原先独立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公民学与政府(civics and government)等课程的内容，很快便得以普及，成为公民教育特别是城市公立学校对新移民进行公民身份教育的主要课程。[27]

有教育家指出，“为了将小犹太人、小俄国人、小意大利人、小波兰人以及小叙利亚人等塑造成合格的美国公民，免费公立学校教育阶段是‘抓住’他们的最佳时期。”[28](99)因此，对移民子弟的公民身份教育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重要内容。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公开发表讲演，要求政府为移民子女和成年移民学习英语开办英语日校和夜校。对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仍无法具备基本英语运用能力的移民，将会被遣送回其原籍。[29](7)除此之外，全国范围内还广泛地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贯彻落实公民科课程，以帮助新移民子弟学会承担起与新的公民身份相符的责任。

美国历史学家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指出：“在19世纪，教育曾经日益被看成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用来解决使移民美国化之类的社会问题。公立学校教育取代像家庭和教堂这类机构的社会训练。由于社会关注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大量移民的教育，学校活动范围扩大了。人们担心没有某种形式的美国化，移民将会导致美国制度的迅速解体。”[22](169)所以，为了从思想上彻底地将移民子弟塑造成认同主流价值文化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纽约州的教育领袖们于1903年推行了课程内容的重新安排，除了加强美国历史教学之外，还深入贯彻公民科课程的教学，向移民子弟灌输美国式的民主观念，讲授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的机构、职能以及公民应尽的职责，通过灌输，连根拔掉移民子弟对母国的感情，强化其对美国保持高度的忠诚。[29](121−123)

1911年，由米尔顿·费尔查德(Milton Fairchild)率先提出的品格教育逐渐流行， 并开始在美国公立学校兴起了一股“品格教育”之风，极力倡导诚实、仁慈、自律、热爱运动、容忍、自立、善于工作、善于合作以及可靠等良好品德；[30](57)为了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全美公立学校还普遍开展了“好公民”(good citizen)教育活动，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政治资格和道德品格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例如，在伯明翰、阿拉巴马等地，以节俭(thriftiness)为主题的“好公民”教育活动在公立学校广泛开展起来，学校组织学生搜集废旧报纸、衣帽架子等物品出售以培养他们的节俭习惯。[31](45)美国公立学校通过贯彻落实公民科课程的教学，向新移民及其子女传播政治文化，有效地促进了其思想的美国化。

(三) 促进新移民生活方式的美国化：公民模拟训练的尝试

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曾多次公开批评带有“连字符”的美国人，称其根本不是美国人，并首次提出实施“百分百美国人”的同化思想。[32](383)此后，威尔逊政府继续贯彻“美国化”主张，对外来移民实行英语第一、美国第一以及美国式的生活标准等美国化政策，通过强制教育促使移民斩断同其母国的一切联系，在全国各地还为新移民子女广泛地开展公民模拟训练活动。

为了改变移民家庭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以及日常的财务管理方式，使之符合“本土”美国的习惯，公立学校针对外来移民学生设计了课外家政服务培训，在家政服务课程中，模拟“本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卫生习惯、饭桌礼仪和社交礼节等)。并且规范了移民班级教师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让教师成为移民学生接受“美国化”生活方式的直接的榜样。[33](118)为了帮助这些外来移民子弟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生活，改变外来移民子弟课余游荡于街道的不良习惯，公立学校的操场在放学后和周末均对移民子弟开放，为他们增加体育活动训练，让他们适应美国式的休闲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以促进道德增长为直接目的的公民社会俱乐部(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ub)在全美范围兴起。例如，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就创立了名为“促进公民联盟”(Hustling Citizen’s League)的俱乐部，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外来移民子女接受实际的公民生活模拟，从而能够逐渐认同美国主流价值，变成好公民。[30](62)而“山姆大叔孩童俱乐部”(Uncle Sam’s boys and girls club)以及“青年骑士”(Knighthood of Youth)俱乐部，则通过对外来移民子女施以严格的道德行为准则来促进他们的公民美德与良好的品性，在众多类似的公民团体里，对外来移民子弟直接进行公民生活模拟，从而为更好地融入美国生活、成为美国公民做准备。[34](237−238)许多学者认为，移民子女在这类俱乐部中，通过被主流价值文化所期望的生活方式的熏陶，会逐渐地成为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可被接受的(acceptable)真正的美国公民。[30](71)

四、借鉴与反思

从古希腊、罗马城邦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到现代人类生活城市化的浪潮，使我们不难发现，公民及其教育，与人类生活城市化之间，存在着久远而内在的关系。首先，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都比分散的乡村生活尖锐得多，因此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公民教育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来管理公共事务，处理公共问题；其次，城市生活使得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导致人们彼此的行为更容易产生相互影响，因此，不同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冲突的协调机制、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等，都需要公民教育担负传播的重要责任；最后，当人们从乡村涌入城镇，在乡村世世代代生活中不断繁衍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也随之消失，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定位，开始新的社会角色及其规范的学习。这些使得公民教育成为人们在城市化中的必然选择。

城市化起步较早的美国，在进步时代，确立了“美国化”的公民教育目标。虽然其采取的公民教育措施，是否完全合理，尚可商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措施确实加速了新移民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语言和价值观，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对于帮助移民子弟塑造新的公民身份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弭尖锐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及推进美国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其成功经验，对于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或许不无裨益。我们认为，结合我国实际，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一) 打破城乡二元对立

目前，我国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最新出版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35]其中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这些 “城市移民”与城市本土居民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城市主流的排斥下，广大农民工面临“居住分布”、“工作性质”、“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的边缘化困境，这种困境若得不到解脱，将会导致他们心理失衡，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从而引发类似进步时代美国社会撕裂的态势。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裔，可以说，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的历史，也没有今天美国的繁荣富强。因此，进步时代的美国，面临激进“本土”主义者所引发的社会群体撕裂，在部分目光远大的社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所发起的“美国化”社会运动，其宗旨是帮助脱离了母国文化土壤的新移民们，学习了解美国城市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无疑有利于消弭“新”、“旧”移民之间的对立，从而保障美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群体对立，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因此，要保障我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首先应该彻底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同等优质的教育。

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政府通过工农剪刀差的政策，实行农村不断反哺城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工作目标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公民都无法逃离国家发展主义模式的藩篱。而发展主义模式将经济增长奉为圭臬：社会的发展就是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就是政府的目标，评价各级政府政绩的标尺就是GDP的增长率。在国家发展主义模式的藩篱中，公民本应该享受的权利保障、公共服务等，都被经济增长的目标所荫蔽，因此，公民应该享有权利保障与社会公共服务等，无时无刻不被侵蚀。当广大农民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挟进入城市之后，却被冰冷的城乡二元壁垒挡在了城市的边缘，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广大 “农民工”群体。于是，他们将城市公民的梦想寄托于子女的教育。但是，这些未来城市的公民，却无法进入城市居民子女就读的学校，无法享受城市公民同等优质的教育。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摆脱发展主义模式的窠臼，走科学发展之路，把工作的目标重心，落在为所有公民提供权利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让农民工随迁子女，真正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优质的教育。这样，将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且能够推进我国城市化的顺利发展。

(二) 贯彻落实公民教育课程

虽然“公民”一词出现在我国已有几十年，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相当落后，公民意识不够成熟。曾有学者断言：“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36]各国社会所支持的学校，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的特殊组织，例如，在美国，学校的存在多半是为了公民教育。[37]进步时代，“美国化”的公民教育的落实，为新移民子女认同美国的民主思想价值、塑造新的公民身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工子女随迁涌入城市，他们抛弃了农村松散闲适的生活方式，肩负着父辈们的希望，希望能够在城市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社会公共服务等，但是父辈们边缘化的社会状态，使得他们在不得不聚集在城中村拥挤的出租房、甚至是城市贫民窟。由于条件所限，广大农民工子女所集中的学校，因软件、硬件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无法实施公民教育。他们在完成基本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后，大多数沿着父辈们内卷化的发展路径，在父辈们所从事的行业里惯性地进行自我维系与复制。②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教育概念虽然在我国官方教育文件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时有出现，但是公民教育的课程却只是出现于部分地区的教育实践中，在我国并未得到广泛的公共认同，培养平等、自由、享有义务和权力的理性公民并没有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教育目的。[38]因此，有学者倡导应将公民教育纳入我国课程体系，并涉及如下内容：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精神教育、国家方针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平教育、自由平等教育、人权教育、人的尊严和人道主义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生态教育、消费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等等。[39](420)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迁涌入城市，应该通过大力开展公民身份教育，将城市公共学校的大门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为其提供公平发展的权利。通过设立并严格贯彻公民教育课程的落实，不仅能帮助他们提高适合城市发展所必须的公民素养，而且能促使其真正地担负起城市化发展的责任，从而保障我国城市化的顺利发展。

(三) 进行公民模拟训练

作为通过公共交流培育公民身份的重要场域，公立学校本身也是一种公民身份实践的形式。进步时代的美国，面对脱离了母国公民身份的新移民子弟，通过公立学校专设的课程，对他们进行公民模拟训练，此外，在社会各界参与下所建立的公民团体，也为新移民子女塑造城市公民身份，学习美国城市生活规范提供了帮助。而我国的农民工子女，在以往的乡村生活中，一出生就被镶嵌在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图谱中，家族、各种血亲和邻里关系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角色，乡村生活也形成了他们固有的行为方式。但当他们随迁踏入城市之后，原有的社会角色与行为方式不得不面临着改变，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要求他们重新寻找社会定位，塑造新的公民身份，才能适应在城市化生活基础上所衍生的社会规范。

由于我国城市公立学校的公民教育主要还是以知识为本位,偏重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授，对学生实践和参与关注不够；重视理论要点的阐释，忽视操作过程的指引；注重道德结论的教化，忽视公民精神的领悟。[40]而对于广大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大多挤在城中村破旧的校舍、时刻面临城市发展拆迁而失去上学机会。课余时间，他们的主要精力要么被家务活动所挤占，要么被租住屋附近的网吧所耗尽。因此，要融入城市生活，获得城市公民相应的权利，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因此，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强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问题的重视，突破目前以户籍人口为主的学校管理制度，将城市公立学校的大门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同时，增加财政投入与发动社会各级力量，建立农民工子女专项教育基金，通过基金扶持，对他们开展城市公民生活的模拟实训，促进他们获得向外、向上拓展的机会，突破传统内卷化发展的轨迹，最终实现彻底地融入城市。

注释：

① 在美国，通常将19世纪90年代以前，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称为“老(或旧)移民”，而将19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俄国等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常被称为“新移民”。老移民经过近百年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主流价值观传统，与新移民相比较而言，他们常常以“本土”美国人自居。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琳达·戈登等著，齐文颖、林江等译. 新美国历史[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78.

② “内卷、革命及演进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变迁中的三种方式。革命是一种建构方式；演进是一种进化、自发方式；而内卷则是某一社会体系或秩序在特定历史时期，在同一个层面上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参见：伍装. 转型经济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130. 内卷化，主要用来强调变迁中所存在的过去和现在的密切关系，表达演化过程中复杂的退缩力量，阐释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表现出的特殊面貌。参见：陈坚. 内卷化：农村教育研究的新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 (17): 31−34.

[1] 韦恩·厄本, 杰宁斯·瓦格纳著. 美国教育: 一部历史档案[M].周晟, 谢爱磊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 Glean Porter.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M].New York, 1980.

[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S.[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4] Marvin Lazerson. Origins of the Urban School: Public Education in Massachusetts, 1870-1915[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 Selwyn K. Troen. The Public and the Schools: Shaping the St.Louis System, 1838-1920[M].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5.

[6] Ellwood P. Cubberley. School and Organization: A Concrete Study Based on the Salt Lake City School Survey[M].Yonkers-on-Hudson, N.Y.: World Book Co., 1916.

[7] Arthur Cecil Perry, Jr., The Management of a City School Superintendent [M]. Baltimore: Warwick & York, Inc, 1922.

[8] Lawrence A. Cremin. American Education: The Metropolitan Experience, 1876-1980 [M]. N.Y: Harper & Row, 1988.

[9] R. Freeman Butts.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10] Ellwood P. Cubberley.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9.

[11] 滕藤. 大熔炉的强音—美国百年强国历程[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2] Prescott F. Hall. “The New Immigrants Threaten American’s Racial Stock,” From: Teresa O’Neil. Immigration: Opposing Viewpoints[M].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Inc.,1992.

[13] 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4] 劳伦斯·A·克雷明著. 美国教育史: 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M]. 朱旭东, 王保星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5] David K. Cohen. Immigrants and the schools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0, 40: 13−27.

[16] Peter Riesenberg. Citizenship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17] 德里克·希特. 何谓公民身份[M]. 郭忠华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18] Federick Jackson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M]. N.Y.:Hard Press, 1962: 23.

[19] Israel Zangwill. “America Is a Great Melting Pot, ” From: Teresa O’Neil. Immigration: Opposing Viewpoints[M]. San Diego:Greenhaven Press, Inc.,1992.

[20] Rosemary Kovach Wallace. Preparation of Adult Educators Teaching Im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Four Academic Institutions 1920-1929[D].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21] Herman Haldedorn. The Free Citizen: A Summons of the Democratic Ideal by Theodore Roosevelt [M]. N.Y.: MacMillan,1956.

[22] 弗·斯卡皮蒂. 美国社会问题[M]. 刘泰星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3] Allen F. Davis. American Heroine: 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ne Addams [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4] Barr, Barth and Shermis.Defining the Social Studies [M].Virginia: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1977.

[25] Bailyn Bernard.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26] Fraser, Dorothy McClure, and Edith West. Social Studies in Secondary Schools: Curriculum and Methods[M]. N.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1.

[27] Smith, Ben A., J. Jesse Palmer, and Stephen T. Correia. Social Studies and the Birth of NCSS [J]. Social Education, 1995, (59):393−398.

[28] Neil M. Cowan & Ruth Schwartz Cowan. Our Parents’ lives:The American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M]. N.Y.: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99.

[29] George Pozzetta. Education and the Immigrants [M]. N.Y.:Garland Publishers, 1991: 121−123.

[30] McClellan B. E.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1607-present [M].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1992.

[31] Spring J. Images of American Life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45.

[32] 邓蜀生. 美国与移民: 历史·现实·未来[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383.

[33] George Pozzetta. Education and the Immigrants[M]. N.Y.:Garland Publishers, 1991: 118.

[34] Patricia L. Fontain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c Education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1997.

[35] http://discovery.china.com.cn/rollnews/2010-06/26/content_288 2643.htm.

[36] 李慎之. 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J]. 改革, 1999, (3): 5−7.

[37] J.Reuben. Patriotic Purpose: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itizens [A]. S.Furhma, J.Kagan, L.Harrington, eds. The Public School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8] 金生鈜. 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J]. 教育展望(国际比较教育季刊), 2006, (3): 123−132.

[39] 蓝维, 高峰等. 公民教育: 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40] 富兵. 公民教育的知与行——从“责任”内容透视美国公民教育课程[J]. 全球教育展望, 2009, (11): 88−94.

Abstract:American Urbanization made rapid progress from 1890s to 1920s. During this time,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poured into different cities of U.S from east and south Europe and suffered the severe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nativists. Hence, they held together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make living through competing with the nativists.Consequently, the nativists and the immigrant group had a huge antagonism. Facing the problems, the goal of civic education of Americ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opaganda and participation of offi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insightful people. America effectively promoted Americanization within the new immigrants and safeguarded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stabilit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ivic education cause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uthors, while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n how to blend righty in city during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which is of important realis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Key Words:urbanization process; civic education;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Americanization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Urbanization and Its Civic Education from 1890s to 1920s

FU Hong, YAN Hanlin
(Education College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G53.9

A

1672-3104(2011)02−0011−07

2010−12−24；

2011−02−21

付宏(1976−)，男，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公民教育；杨汉麟(1947−)，男，上海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