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 张绵纯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 张绵纯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 1954年，Dorfman和Steiner首次提出模型用于解释企业研发费用支出的影响因素，随后Griliches、Schmookler、Scherer对市场规模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Scherer和Levin等人还发现企业拥有的技术机会和企业特有的技术专用型条件对技术创新活动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1992年Cohen和Klepper认为R&D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不易被观测的，他们推测存在一个共同的随机过程，决定着被他们称为“不易观测的与R&D相关的技术能力”的概率分布。ChangYang Lee（2002）追随其研究，检验并深化了Cohen和Klepper的结论。Shijun Cheng（2004）的研究中发现，公司R&D的投入与CEO的薪酬成正相关关系，引入了研究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影响的新视角。

（二）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对R&D的研究角度及成果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第一，以中国科技年鉴数据为基础，对R&D进行计量和研究，如张海洋（2005）发现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资研究，如薛澜等（2002）、沈玉芳等（2004）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R&D行为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第三，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安同良、施浩（2006）对我国制造企业的R&D行为模式进行观测与实证，吴延兵（2006）也是针对我国制造业R&D与生产率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第四，基于公司特征的研究如企业规模等因素。安同良等（2006）的研究表明，除行业因素以外，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特征也是是影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张杰等（2007）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中，普遍存在自主技术创新的规模“门槛效应”。

本文对高新技术企业R&D行为的深入分析是建立在大量微观数据的实证观测基础上。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大样本、多变量观测企业R&D行为机理，采用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除了考察并观测公司经营状况这一传统因素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外，还立足于公司治理机制角度，从微观行为角度揭示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R&D活动的真实机理。

二、研究设计

（一）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及假设 具体内容如下：

（1）影响研发投入的经营状况因素。主要包括：

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越大，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因此认为作为风险性投入的R&D支出与公司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

资本结构（LEV）。财务杠杆过高，将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并且考虑到债权人的限制以及避免对外披露研发项目的考虑，企业不太会通过贷款来进行研发，而更倾向于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投入。

盈利能力（ROE）。由于研究开发活动具有规模经济性，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需要超额利润的支持，因此，企业盈利能力越强，技术创新投入越多。

现金流量能力（LIQA）。企业的金融资源状况，会影响企业从事R&D活动的倾向。金融资源的匾乏，会制约企业支持R&D活动的能力。如果企业可以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量充足将使得研发活动成为可能。

（2）影响研发投入的公司治理机制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了绝对控股水平时，控股股东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随着作为公司经理人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所有权激励将极大的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假设在此期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提升的R&D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股权制衡制度（SHR2-5）。拥有足够股份的其他大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第一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侵害，从而有利于公司整体价值的提升。可以假设，股权制衡的存在会促进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增长的R&D投资。

董事会结构（ID）。执行董事由于直接负责公司内部业务的决策与执行，掌握较多的内部信息，能更准确地评价公司的创新价值，也更可能从战略和创新角度考虑公司的长期经营与发展。预计执行董事的比例与公司R&D支出成正向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创新活动成反向关系。

两职兼任（PLU）。当管理者与董事会采取共同合作时，对于公司之后的绩效会有提升的效果。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R&D投资强度正相关。

股权激励（IC）。高管是否持股与企业R&D投资正相关，说明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增加公司的R&D投资。

（3）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的研究，本文以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POR）和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INA）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及具体指标及计算公式见表1。

表1 变量及相应指标计算公式

（二）模型设计 被解释变量Y分别取为两个比例式指标：研发费用与当期营业收入比值（RDGI）和研发费用与期末总资产比值（RDA）。以往学者关于治理机制中关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权制衡对研发费用的作用方式有分歧-线性影响关系和U型影响关系。鉴于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及可靠性，本文采用四组模型，分别引进RDGI和RDA作为被解释变量，引进第一大股东及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一次方和二次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三）样本选取及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的样本对象是2008年或之前在深沪两市上发布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告的上市公司，样本数量为359家。从年度财务报表中，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359家上市公司的2008年研发费用进行手工收集。

在359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有32.7%的企业没有在2008年年报中披露研发费用的支出。会计准则对披露的科目没有强制性的统一规定，使得企业披露研发费用科目多种多样。为统一研发数据来源以及尽量保留较多有披露研发费用的公司，本文保留的155家上市公司披露研发费用的科目包括：财务报表附注中的内部研究开发支出、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管理费用，董事会报告中的研发支出，因为这四个科目均能较好的反映企业当期对研发的投入力度。剔除的公司包括：剔除无披露研发费用的117家上市公司；剔除87家在其他科目披露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其他科目主要为专项应付款，该科目主要为政府拨款，企业在此处反映的资金有可能是政府发放技术补贴、奖励金，存放在该科目一年甚至几年都没有实际用于研究开发。本文数据来源于巨潮咨询网，聚源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这155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2008年R&D平均接近4000万，但是不同的企业投入量的差异悬殊，因此在进行进一步数据分析时，剔除R&D最大的8家和最小的7家企业，保留140家企业，以消除极值的影响；我国企业的R&D占营业收入比例均值约为2.3%，占总资产比例的均值约为1.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类似的，研发人员占员工的比例与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也是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公司治理因素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一股独大的现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约为35%，比例最大的接近80%；总经理和董事兼任的公司比例不高，仅为26%，而且我国股权激励制度推行不够广泛，在155家上市公司中，仅有8%的企业实施了股权激励机制。

表2 描述性分析结果

（二）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 对描述分析中所列示的12个解释变量进行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可知，一共有6对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22以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11对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除了两组持股比例的一次方项与二次方项高度相关以外，其余的9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39以下。因为持股比例的一次方项与二次方项置于不同的模型中，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分别对两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影响因素多元回归结果

（1）回归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

第一，无论是RDGI还是RDA指标，经营状况对研发费用投入线性关系显著，治理机制对研发费用投入的线性关系不显著。从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三组与第四组的比较中看出，治理机制因素中持股比例的一次方与二次方对研发费用的影响区别不大。

第二，在四个模型中，调整后的R方值均不高，表明仍有重要的因素没有考虑到，结论与前人研究“R&D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不易被观测”相同，但是在应用中不必对R方过分苛求，重要的是考察模型的经济意义是否成立。

第三，从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的角度来看，RDGI指标优于RDA指标。

第四，在所有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与前文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结果相同，即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五，所有解释变量中，仅有企业规模一项对研发费用的影响显著成立，但其参数估计值均为负数，与预期符号相反。

（2）回归结果分析。对于上述的分析结果，相关的解释如下：国内外的研发费用影响因素有很大的差异，生搬硬套国外研究中应用的解释变量指标，对我国研发费用影响因素的分析贡献不大。在前文的描述性分析中可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水平差异较大，而且整体水平较国外而言较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更注重企业自身核心技术的发明创造，研发费用受到企业自身的经营实力和内部治理机制完善水平的影响效果明显。

首先，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力度更高，即研发费用的投入与企业规模负相关。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小企业如果没能加强自身的技术实力，容易被大企业所兼并收购；而大企业而言，虽然投入的研发费用也较大，但其研发费用的投入增长没能超越企业资产增长或营业收入的增长，大企业的业务规模扩展得更快。企业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虽然对研发费用没有显著的线性影响关系，但可能以其他的函数方式产生作用。

其次，公司治理机制对研发费用的影响不明显，可能是因为：董事会结构面临政府不同程度的行政力量干预时，独立董事的作用难以发挥，部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两职兼任及股权激励在我国的普及程度没有国外水平高；虽然我国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明显，但是缺乏远见的股东未必能够做出增加研发投入这一有利公司长期发展的决策；股权制衡制度影响受到第一大股东的牵制，未能发挥较好的作用。

再次，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并未能作为解释研发费用投入的有力因素，可能是因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相对于国外来说，企业所采用的技术中购进的比例较高，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研发投入形成的；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属于制造业企业，公司的固定资产相对于无形资产来说比重较大，所以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用效果也不明显。

四、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我国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套用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经验，研究公司经营状况因素和公司治理机制因素对研发投入的行为的影响，结论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除了经营状况因素中公司规模与研发费用投入显著负相关外，其他因素的作用均不明显，原因在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面临的营运环境与国外同类公司很不同，导致企业的R&D决策不尽相同。

本文研究的不足在于：由于企业披露研发费用的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本文研究的样本对象仅为140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因此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以偏概全，且本文截取的研发费用数据来自四个科目，数据来源不统一；因155家企业来自17个行业，较为分散，本文并未研究行业因素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而且由于本文所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了2008年所有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并未能对样本进行预测性检验。

［1］Griliches， Z， 1984， R&D ， Patents and Productivity，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Scherer，1965，“Firm Size，Market Structure，Opportunity and the Outputof Patented Inventions”，American Econom ic Review（5），pp.1097-1126.

［3］Shijun Cheng，R&D Expendituresand CEO Compensation，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pp 305-328

［4］张海洋：《R&D两面性、外资活动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2005第5期。

［5］薛澜、沈群红、王书贵：《全球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布局》，《管理世界》2002第3期。

［6］张杰、刘志彪、郑江淮：《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6期。

（编辑 刘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