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3)

一、引言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当期经济总规模的比重,它表明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同时也表明政府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功能的强弱。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税收规模的不断扩大,宏观税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持续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已经引起理论和实务界对宏观税负是否合理的广泛关注。

目前至少有3种标准用以判断宏观税负是否合理,其一是财政需求标准,即宏观税负可以保证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其二是经济增长标准,即宏观税负不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其三是社会福利标准,即宏观税负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由于对于宏观税负合理性的理解不同,不同研究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结论。马拴友从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角度,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偏低[1]。林颖通过IM F和OECD的税收收入的国际比较,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比样本国家低[2]。杨斌认为如果考虑到我国税收之外的政府收费,实际税费负担相当沉重[3]。杨中全等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认为目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基本适度的[4]。因此,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究竟是过重还是合理,不能只依赖于某个独立的分析视角,而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二、我国宏观税负的规模分析

(一)我国宏观税负的静态指标

依据安体富对于宏观税负三个口径的标准,可以将宏观税负静态指标划分为三个层次：税收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财政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和政府总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5]。

1.小口径宏观税负的测量

对于小口径宏观税负的测量,还可以进一步再划分为两个口径：不含社保基金的税收收入和含社保基金的税收收入,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我国2001～2009年小口径宏观税负 (单位：亿元)

2.中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的测量

在中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的测量中,同样要考虑社保基金的规模影响,当然,在具体数据的选择中,大口径的政府收入规模是一个难点,更多得依赖于在财政收入基础上考虑土地出让金、彩票公益金、预算外收入等项目的概算。具体计算情况见表2：

表2 我国2001～2009年中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

一般说来,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来衡量,在人均 GDP较高的国家宏观税负也比较高;反之,人均 GDP较低的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就比较低。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揭示出类似的观点,宏观税负与人均 GDP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世界不同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

中国201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 983亿元。按照2010年人口134 100万人计算,人均GDP为25 125元,按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622 7元人民币计算,折合4 481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现有数据已经从人均 GDP角度印证了我国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并不低,尤其从中口径、大口径角度分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高企的状态。

(二)我国宏观税负的动态指标

从宏观角度来说,税收负担规模还可用税收弹性指标来分析,税收弹性是税收增长速度与税基增长速度的比值。具体见表4：

表4 1995～2009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与 GDP增长比较 (单位：%)

从表5中可以看出,1995～2009年间 GDP、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包括政府收入)都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税收收入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年均增长率在17.85%左右,几乎是 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从1995～2009年的15个年份中,其中6年增长接近或超过20%,4年在15%以上,尤其是2004～2008年,每年均接近或超过20%。这种长期“背离”的现象肯定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伍云峰曾验证了中国宏观税负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会下降0.16个百分点[6]。

三、我国宏观税负的部门分布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宏观税负的另一种解释

如果将宏观税负视为政府部门对经济资源占有的份额,那么,我国宏观税务的增长趋势就意味着非政府部门占有经济资源份额的降低。非政府部门在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包括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有必要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来分析宏观税负,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1995～2008年国民收入分配情况表 (单位：%)

从1995年到2008年,政府与企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最终分配,其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这14年间,政府初次分配比例增长了2.3%,最终分配增长了5%,企业初次分配比例增长了5.6%,最终分配增长了5%,而居民初次分配降低了7.9%,最终分配更是降低了10%。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从纵向看,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越来越集中于政府与企业,居民的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从横向看,从2004年开始,居民国民收入最终分配开始低于初次分配比重,这说明通过政府之手的干预,居民收入分配份额反而降低了,即在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居民部门承受着更大的税负压力。

(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边际变化

非政府部门除了居民还有企业,要验证上述结果,需要通过企业税负变化的分析,但是,直接计算企业部门的税负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是具体衡量指标难以确认,另一方面则是税收转嫁的影响,企业与居民之间税负很难划分。在这里,可以借用荆霞、郭庆旺的边际有效税率的思路,计算企业部门的边际有效税率(M ETR)[7]。M ETR=(R1-R2)/R1,其中：R1是企业部门的初次可分配收入,R2是企业部门的最终可支配收入,通过历年的资金流量表,则企业部门的边际税率水平见表6：

表6 1994～2008年企业部门的边际税率表

由此可见,1994～2008年企业部门的边际税负一直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局面,尤其是从1999年以后甚至还有所下降,这也说明,企业税负在国民收入增量的过程中,其税负的增加并不明显,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宏观税负的提升更多表现为居民部门税负增量的提高。

四、我国宏观税负的使用方向分析

较高的税收负担率将阻碍经济增长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马斯顿实证方面的研究结论也基本验证了上述观点[8]。但北欧国家经济现象动摇了这种信念,例如2005年瑞典的实际税率为49%,比OECD国家平均实际税率高44%,但经济增长率却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失业率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9]。所以,还应该将宏观税负与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分析其合理性。如果从财政支出结构来分析宏观税负的使用方向,则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情况见表7：

表7 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支出主要项目比重及增长速度 (单位：%)

(一)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偏高现象难以扭转

从纵向分析,经济建设开支比重虽然逐步下降,但仍然是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从横向分析,2008年我国经济建设支出占 GDP的比重为7.4%,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2008年的经济建设支出增速的提升有深刻的经济背景,但是,如果考虑各级政府隐性债务中的经济建设支出,政府经济建设支出比例肯定会相当高。

(二)行政管理性支出增长速度有待控制

近10余年来,国家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人均税收负担也在不断增加,国家退出竞争领域使得经济建设费比重不断下降,但是更多的税收资源却开支在行政管理费之上,2000～2008年期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一直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年均增长接近21%,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文教费用、经济建设费用,近两年才有所下降。其结果就是,行政运行成本不断上升从而挤占了提供公共品的资金,导致人均公共品的增加速度远远跟不上税收负担的增加速度。

(三)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偏低,这使得当前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合理,能源、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供给以较高速度持续增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供给不足,发展缓慢。在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下,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般应占到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的支撑力度明显不够。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近年来比重基本保持在10%～11%之间,与发达国家的基本水平相差甚远。以教育为例,作为促进民生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方式,2008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4.39%,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连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不小的差距(韩国1997年为20.5%,泰国2000年为22.44%,墨西哥1999年为25.54%)[10]。

五、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并参考国际经验的惯例,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从我国宏观税负的规模变化分析,不同口径的静态指标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小口径的税收负担基本符合国际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通过对中口径,尤其是从大口径的指标体系分析,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过高。从动态指标看,我国宏观税负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的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宏观税负的超经济增长的危害还不明显,但一旦出现经济形势恶化,这种高增长就会对市场机制自身的恢复形成更为恶劣的制约条件,目前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处境之中。从宏观税负的部门分布分析,在“藏富于政府”的背后,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居民部门是宏观税负增长的主要“买单人”,这样的结果不仅不利于现阶段促进投资、刺激消费的内需增长,也不利于保证居民共享经济改革成果的社会政策追求。从税收资金的使用方向分析,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增加并没有尽最大可能用于改善民生、增加纳税人福祉,政府对所获取社会资源的使用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长都不能让纳税人满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治税环境,增大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增长的不满。

如果从合理的税收负担标准来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的税收负担很好地甚至超额实现了财政目标,在经济增长上维持了一定增长刚性但对经济的反映程度失真,而在社会标准上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必须进行政策性的调整：首先,在宏观税负的形成机制上,应进一步规范财政乃至政府收入机制。应尽量促使政府收入通过规范的税收制度来获得,通过强化对政府收入权力的监督,促进宏观税负对于政府征收能力的真实反映,为准确衡量与判断税负水平提供更加可信的基础。其次,在宏观税负的增长机制上,应促进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是最显著的特征,而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标志之一就是以鼓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税收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推行减税政策应该是税收调控功能的必然选择。再次,在宏观税负的分布机制上,应处理好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关系,防止企业利润对居民收益的侵蚀,这就需要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推动直接税建设,尽量规避由于间接税的规模过大而导致税负转接给居民承担。最后,在宏观税负的使用机制上,应促进财政支出结构从“行政财政”偏向“民生财政”。在保持能源、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方面速度的同时,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实施偏向民生财政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供给导向,提高对民生领域供给方的生产性补贴和激励,提高对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政策性廉租房、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等财政补贴和激励,使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这也是增强经济动力的根本所在。

[1]马拴友.宏观税负、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最优税率的估计[J].世界经济,2001,(9)：41-46.

[2]林颖.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评析：基于IM F和OECD税收收入口径[J].涉外税务,2009,(11)：25-29.

[3]杨斌.关于中国税制设计和税制改革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的论辩[J].公共经济学评论,2005,(1)：7-13.

[4]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中国宏观税负、非税负担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3)：11-16.

[5]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我国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研究,2002,(2)：2-8.

[6]伍云峰.对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的测度与评析[J].南昌大学学报,2008,(3)：59-63.

[7]荆霞,郭庆旺.中国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2)：17-23.

[8]Marsden.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 th：Some Empirical Evidence[Z].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1983.

[9]刘新利.论我国宏观税负的发展趋势[J].税务研究,2007,(12)：9-17.

[10]李波.宏观税负、产业税负与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