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海 风

戏剧演出市场之“虑”

采编/海 风

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办，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协办的“上海戏剧演出市场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市文联召开，来自演艺管理界和戏剧界的专家，就如何健全完善上海的戏剧演出市场，演出市场如何匹配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归结起来，大抵集中在一个“虑”字：既有对市场有序化不足之“忧虑”，也有对市场拓展未来构想之“考虑”。专家们认为，戏剧演出市场的制度建设、制度安排才是从“忧虑”走向“规律”的要素，其间的路有多长，考验我们的智慧。

荣广润

杨绍林

蔡正鹤

纪晓兰

孙徐春

韩婷婷

吴 嘉

朱大坤

陈惠福

陈富强

张 余

蔡正鹤（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文化艺术要繁荣发展，特别是在演出市场上，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健康完善有序的市场当中进行文艺演出。

上海的演出市场可以说是很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剧场有104家，艺术院团（包括民营剧团）将近100家，演出经纪专业公司将近400家，演出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在全国来说，他们都很羡慕上海这个演出市场，而且很多外省市的院团愿意到上海来参加演出，既有社会效应，又有经济效益。特别是上海几个大的节日，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市的艺术院团到上海。所以说上海的演出市场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最近我们听到很多想法和意见，都关系到上海的演出市场如何进一步规范、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培养的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想法——

第一个是关于免费看戏问题。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社区的演出大多数是免费的，而且很多艺术院团都愿意到社区去演出。但这样一来，就把原来老百姓“从免费看戏到掏钱看戏”的习惯又改变过来了。于是，很多院团反应都很大，艺术院团和很多剧场碰到了生存问题。送戏下乡，送戏下社区，送戏到基层，这是很好的，应该做的；但是一定要买票看戏，不买票看戏的习惯还是要拉回来。这样的话，才能进一步培育我们的市场。

第二个是团购。最近很多演出公司反响很大：因为“团购”把市场搞乱了，把上海的正常演出秩序搅乱了。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议，演出经纪公司有不同的反响，一种感觉到团购没什么不好，有了团购把我们卖不出去的票卖出去了。但是大多数的同志都认为这样做不行，什么道理呢？举个例子，据说有一场演出，本来是800元一张票，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变成了300元，同样是跟你买票，他买，300元，我买，800元，就有人到演出场地去吵，吵得鸡犬不宁。这样的团购，实际上把观众引向了一个歧途：只要你晚一点买票，就有低的票价出来，于是很多人不买票了，就等晚上黄牛那儿买了。这样一来，就搅乱了我们演出市场。网络团购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你这个票价要定的合理，不能门售800元，团购300元甚至100元，这样的话，对市场没有好处，这个事情大家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热议之中，所以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怎么样有序繁荣我们上海的文化市场。

杨绍林（上海演艺集团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这几年一直在搞剧团的管理和经营，我喜欢在提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只有把问题产生的原因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对策。

团购做的是什么？团购是跑量，他不承担成本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肯定会产生这样的行为。我们把这条先给捋清楚了，中间环节越多，这个票价就越失真，真正准确合理的票价应该是门口黄牛卖出去的票价。这个体系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源头上这个事情是否堵得住？堵是堵不住的，只能疏导，首先内容制作商大家要形成游戏规则，不能以低于成本的方式解决，如果成本问题找不到平衡怎么办？假如内容是非常好的，价钱定低了要亏本的，那么政府就要补贴，所以市场经济就产生了政府的补贴，就产生了你要有这样一个体系，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转嫁，又想让马儿跑得快，又想让马儿少吃草，你要建立这样的体系。从运营商来讲，你的毛利率要有规范，毛利率只能有多少，像有些行业只能有10%的利润，能做得到吧？我觉得政府、行业协会、联盟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大家都要意识到，如果这个事业找不到资金良性循环的链，你必须把它搞清楚。现在的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团购就是跑量，如果守住了源头，把源头规范了，然后再把流动领域规范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问题不梳理清楚，那批判团购或者是运营商都是片面的。首先作为内容制作商来说，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的，我也非常理解，过去我们的院团大部分都是圈养的，上面让我排什么戏就排什么戏，反正国家给钱嘛，票是否卖得出去跟我没有关系。现在既然要面对市场，作为一个剧团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得考虑你的产品不仅要对政府负责，也要找到你的产品和观众的关系，这是你的责任。如果票卖不出去，都把责任推给政府，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当然毫无疑问，我们这个市场是不成熟的，要培育的，要让市场认知我们，这部分投入可能是没有效益的。政府有责任做戏剧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剧场演出的艺术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不仅仅是一个票价的问题。到社区演出，不一定非要拿剧院最好的演出产品，社区演出的内容重点是培养艺术欣赏知识和兴趣。戏剧教育最主要的是让他认知你，了解你，培养他的兴趣。甚至在社区，可以更多地让他们参与这方面的事情，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公益活动要有人买单，做这个事的人没有钱拿是不行的，政府要建立这样的体系，要培养这样的人，要有人做这方面的事情，让更多的人来欣赏。

如何来构建这个体系，必须一步一步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要有开始。怎么看“高精尖”和“数量”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数量，高精尖的东西是靠一定的数量来支撑的，不可能一出来就是好的。这个数量的环境如何营造，不可能政府全部买单，那就要考虑既要有商业的，又要有非盈利的，以及公益的，这几个方面都需要构架好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社会管理顶层系统设计，市场刚开始建立，很多人作为艺术家考虑到艺术创作层上的事情，对市场确实考虑不多，现在做这方面研究，我觉得今天是开了一个好头，来研究这个问题。

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些系统，靠一个研究所走出来的人来做研究，我估计他是不可能有深入认识的。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可能要拿出一点精力来，不要埋头做戏，要拿出一定的精力来研究这件事情，因为你最清楚。国外为什么做得好？也要做这方面的调查，百老汇有今天，也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100多年的历史，它的黄金时期是上个世纪初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它也走过低潮，什么原因？也是因为唯利是图的原因，当时市场都很火爆，都冲着利润，最后百老汇成了纽约最差的街区。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会影响到纽约的经济发展了，然后才制定政策，首先是打击犯罪，第二是政府出钱，采取资助、招标的方式，让这些艺术家再进入做，慢慢又恢复到了这种繁荣。

我们也经历过，曾经围着西藏路南京路有几十个剧场，由于唯利是图，大家看到做商场有钱，剧场不赚钱，就全部拆了，最后只搞了一个大剧院标志性建筑。但是搞经济的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城市是让人生活的，如果在家门口能够买到东西，凭什么要到南京路去？仅靠商业来支撑南京路，能支撑得住吗？搞经济的人要告诉政府，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百老汇2008年到2009年，商业剧院这一块，它的票房是9.6亿，这是路透社提供的材料，还有非盈利的也是10个亿的票房，将近20个亿，再把因为这些繁荣的演出带动了人流，带动了旅游，拉动了物流，解决了就业问题，把这些因素全部综合进去，解决了1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拿上海和纽约相比，人口是纽约的2倍，我们来做这个对比的话，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各个像样的指标都有20倍的空间，说明一个什么东西？说明上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关键是你怎么做。如何来构架这个体系，这是我们的事，所以谈这个演出行业，我就先开这个头，可谈的可讲的事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现在仅仅是抱怨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热爱这个事业的话，无论是哪一个剧种，都是属于演艺业的，我们应该来认真探讨一下。今天三家协会来研讨这个事，是非常有意义的。

纪晓兰（左邻右舍文化艺术传播公司董事长）：

我们公司旗下有一个爵士乐队，在东方艺术中心快演70场了，但确实蛮艰辛的。通过这些年的演出和进行剧本创作，我们对文化市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觉得上海的演出是蛮繁荣的，大部分观众是自己掏钱来买票，养成了演艺消费的习惯。但同时我们觉得要想进一步发展戏剧演出市场，还是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要有好本子、好演员，要做老百姓喜欢看的戏。政府和观众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商演和公益演出怎么处理好，这个很关键，但首先还是要有好本子好演员。希望文联或者其他协会一年开一次创作会议，把体制内或者体制外的剧作家们召集起来，一起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口味。

第二，希望政府的媒体能够多刊登、播出演出信息，希望是无偿刊登。在政府掌控的资源里，拿出一点点的资源出来，所形成的支持是很大的。

第三，加强对好的文化作品的支持力度。上海有文化发展基金会，有一些区里也有文化专项资金，文化是特殊的产品，尤其是市场的培育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要多多的扶持，这样能把好的作品传播给更多的人，希望政府对演出市场有更多的指导作用。

孙徐春（锦辉艺术传播公司董事长）：

我们公司是一个企业，国营剧院可能要肩负更大的社会使命，我们更多是从行业角度考虑的。像周立波这种，一个人一张嘴，我们当时预算是10万元，但是只投了5万元，就开始赚钱了。周立波的产品，他个人的魅力才华，他现在到二级市场。后来我们做了其他人的清口，当然我们也在跟香港、美国华人脱口秀的爱好者整合资源，准备在衡山电影院里面做一个清口俱乐部。

关于团购，其实很正常的。有些产品拒绝团购，也正常。一个商业舞台剧的成功，并非只看票房一项，还包括如何跟即将推出的产品沟通，跟品牌对接。基本上我们每个演出都有冠名赞助商的，我们跟广告公司有很好的合作，其实广告公司也要找产品广告的载体。商业对接怎么接？这些都关系到公司的竞争力。希望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扶持，或者帮助我们跟企业对接，就像科技孵化器一样。这次我们做了一个诗歌朗诵会，蛮经典的，因为我听说国外一些年轻人开着跑车，听的是诗歌朗诵，我觉得这种风尚总是要传播到上海大都市的，所以做了一个尝试。

韩婷婷（韩婷婷文化艺术传播公司总经理）：

这几年的市场我感慨是挺多的，从一个演员到做市场的人，转变很大。现在的状况是属于资金积累期，如果改革得好的话，是吃得饱吃得好的。我是属于初级阶段，如初级阶段能够搞好，我可以说真正在做我喜欢做的事业。我现在只是在积累阶段，不能说我现在在做我喜欢的事业。在过程中，确实碰到蛮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真的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是怎么做的，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有些人说改革怎么怎么好，但我觉得我们改革到现在，并不能一味的说，改革就是好的，还要用两分法具体分析。我觉得，最好是很多方面的人一起坐下来谈：上海的整体文化体制改革趋向是什么？现在是这里问题出来了解决这里的问题，那里出了问题解决那里的问题，没有很完善的系统。

吴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市场部主任）：

我也思考过团购为什么给市场带来冲击和影响，它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成因，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不是一开始就想好这个团购项目的，而是在立项的时候，票价定得很高，期待从票价反馈中获得很好的回报，但项目决策往往有一定的风险，这就造成临时降价。团购不是一个营销手段，而是挽回成本的手段，不在乎这个团购的成本是不是亏本，而是减少损失的心态，往往是卖到后期的时候，卖得不好，才进行清仓处理。它往往伤害了遵守游戏规则正常来买票的观众，他买了全价之后，发现这个戏开始卖两折了，真正掏钱买票的观众会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等到最后，最后总会打折的。

如果说我们建立一个一开始既定好的营销手段，它的信息在一开始就进行充分的披露，观众遵守这种规则，就不会产生吃亏的心理。我提前两个月买八折，提前一个月就买九折，越近就只能买原价了。成熟规范的手段，就不会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还有一种做法，卖过100元就可以收本，所以把票价提高到300元，然后再打折，这个事偶一为之是可以的，但长期是不利的。所以说合理定价很重要，合理的制定营销政策，用一种诚信的方式去运营，才这是根本之道。现在有些运营公司永远有利润赚的，所以说它会鼓励或者忽悠大家去找团购，有这样的公司存在，它就会制造紧张气氛。其实做项目的人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对待项目要一个一个的看待，这个项目决策失误了，产生的亏损我能承受的就承受掉，而不要轻易破坏游戏规则。否则的话，损害了市场规范的环境，大家都是受害者。

朱大坤（资深话剧制作人）：

上海的戏剧演出市场一直被外省市众多院团所羡慕，国家话剧院很多的戏到上海来，甚至于新戏的首演就放在话剧中心。另外上海还有国际艺术节、上海白玉兰奖都吸引了全国的戏剧、戏曲团体纷至沓来，这本身是比较好的，有它的诱惑力。

但是随之而来又形成了很多的问题。一个演出的扎堆，狂轰乱炸，有统计，一个月里曾经有30台话剧，受得了吗？因此我感觉到，从源头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戏，剧目推出来雷同性很大，炸市场，像上海国际艺术节参加了六七次，到后来我都厌倦了，其中一个月54台戏，这个市场有饱和度，消费是有一定限度的。

现在大家都放到市场上去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就是优胜劣汰，你生存不下去就死在“沙滩”上。现在80%是民营剧团，20%是国家剧团。从一个体制内的人变成体制外的人，也体会到了很多体制外的苦衷。其实民营剧团坚持下来不易，有很多是戏剧学院刚刚毕业的，他们抱团取暖自救弄一部戏出来，他们吃不准这个市场行不行，但是有一条只能赢不能输，资金的投入是很捉襟见肘的，想市场得到回报，恰恰市场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应。据不完全统计，有75%左右的戏是赔钱的。我原来在话剧艺术中心呆了这么多年，我感觉到话剧中心有一个优势，一年做六部到八部戏，有赔有赢，保持一个平衡。现在的民营院团痛苦在哪儿呢？他没有办法通过大量生产求得平衡点。

再说剧场，现在上海的剧场跟我们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无法比拟的，现在的剧场，说实话，就是场租，没有起多大的营销作用，以前长江剧场也好，兰心大戏院也好，都有业务员，每一个剧场有跑票的人，现在跑东跑西2.5万元一场，合同一签就什么都不管了，卖不卖得出票是剧组的事情。在美琪大戏院，吊一个海报5000元，凭什么呢？你这个是应该给我挂的。跑到东方艺术中心，你的票价一场超过30万元，我还要收你钱，30万元的票房一场，假如说我收不回来呢，你贴钱给我吗？不贴的。大剧院也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规定。今年年初跑到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应该是一个表率吧，那边什么东西都是要钱。我们去的时候，比如说两个箱子，灯光箱上面放一个电脑灯，我们一直是这样演出的。他说不安全，你一定要用我们剧场的铁架子，2800多元。因为我们的器材装进去没有用他的器材，没有用他的器材他就认为损失了器材的租借费。导演、灯光设计说赶紧问国家大剧院借吧，我事先做了功课了，按照灯光设计所需要的灯，问国家大剧院借的话是13.8万元，怎么受得了，怎么来保持投入产出的平衡？就从这个来讲，一个制作戏的院团，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负担都在这个剧组身上，谁来帮他们？我感觉这是机制的问题了，配套工程的问题了。现在当然有一个政府促进渠道，另外还能找一些广告赞助商，但是广告一多，植入广告又来了，又到怪圈里面去了。现在往往比较多的就是企业投给你80万元，我不是赞助，你运作了以后赔掉一点就算了，但是你要还给我的。在这样的压力下运作，一旦一部戏失败就死了。所以有很多民营剧团，实际上一年演不了几台戏，有时候走上良性循环以后，一部戏积累资金了，它就成活了，但一旦一步错就死定了。我感觉到现在民营剧团和国营剧团之间没有什么公平竞争的平台，永远是不会公平的。这是我的体会，更艰难的还是民营。

另外，我感觉到我们有良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在这样的市场大潮当中，不能忘记艺术家的责任。我们艺术家应该引领观众使之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培养培育观众的文化素养，而不是迎合观众。现在很多表现是迎合观众，迎合市场，你市场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有良知的艺术家，不应该忘掉身上的责任，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代一代艺术家永远的责任。

陈惠福（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团长）：

对我们这种剧组来讲，很欢迎团购，像我们这种京剧，没有人来搞团购，不像沪剧、越剧在地方上受欢迎。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思考怎么办，还是要搞综合性的带动市场。从我们角度来说，票子卖不出去，有人帮我卖的话，便宜一点，能收回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这个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不清楚，从我们剧团来说是欢迎的，因为我们没法和沪剧、越剧、话剧相比。荣誉和利益不成正比，我们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但没什么利润。现在这个费用那个费用，五花八门，场租费不仅仅是一个场租费，在国外的话，这个场租费是包罗万象的，而我们这儿只是单项的，放一个花篮都要钱，放一个台子1米5，要200元，两个台子300元，带摄像师进去一个摄像师多少钱。所以有些人在讲票价高，其实这个票价我们是核算过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倒欢迎团购，如果票量大一点，哪怕低一点，只要不亏，我是欢迎的。

陈富强（上海越剧院一团副团长）：

从我的观念来看，我倒蛮喜欢团购的。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是越剧的市场年纪大的比较多，卖的票价也不是很高，我们要付场租费什么费，很多赚的钱都是为剧场在服务。另外一个票子卖不出去，空着，我可能会送票子的，我送票子的话，还不如团购掉，减少一点我们损失。还有一个要照顾演员，如果演员看到下面的观众没几个，他演出的情绪也不是很好的。我觉得对团购要一分为二看，当然要规范。

还有下社区，我也蛮喜欢的，为什么呢？可以解决我经济指标的问题，比如说我在松江地区一年20场，我不用担心的，虽然经济上少一点，毕竟我有一个经济指标做考评基数的，如果它给我20场的话，这个是完成我的产出指标。所以每年松江地区、闵行地区开会我都去的，把戏送到农村去，当然我也是送好戏下去的，我不可能把粗滥的戏送下去。

我感到上海对于戏剧的扶持，没有外地的政府重视。我们越剧基本上跑的是浙江和江苏。我们到浙江去斗不过当地剧团，浙江省文化厅每年有1个亿补贴，我们上海没有的。对他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拼不过他们。浙江现在有160个剧团，包括民营剧团。民营剧团低一点就低一点，5000元、6000元、8000元，都可以做的，我不可能这么做，我们是上海越剧团，我不可能掉价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不得不掉价，真的硬来的话，他就不要你，我就没有演出市场了。

像我们越剧院应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办法，不敢排新戏，如果排新戏就要投资吧，而外地观众不喜欢太新的戏，他喜欢老戏，太深奥的话，他们也听不懂，因为都是年纪大的。所以现在要“越剧进大学”，就是要培养年轻的观众。越剧不像话剧，话剧大家都能够懂的，语言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张余（现代人剧社制作人）：

整个上海的文化形态也是带有租借的形态，比如说在戏剧谷的不能放在大剧院的，在大剧院演出的话，同时又七个戏在演，不是大剧院的戏不能放的。人为的隔成不是一个整体，也可能是市场比较激烈，所以个人都保持自己的一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自己的产业链做得完整一些。

演出市场，大家都放在一个箩筐里面。经济方面大卖场是大卖场，专卖店是专卖店，有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价格，我们是什么都混在一起。能不能有一些包括各个剧场之间的抱团，不是小的抱团而是大的抱团。去年话剧多少票子卖不掉？全年185台戏，现在13个大学有表演系，毕业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地方去，除了会演戏，没有其他的生存能力。

对团购网站来说，现在已经不是新鲜的了，现在票子能够团掉七八张已经很好了，这个现象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要看更大的一拨是什么？整个海外的抱成团进来了，我们本土的都是很小的，都是小舢板，如果一旦放开了，这个市场到底会怎么样？最好演出市场能够划分成几类，国家重点保护的是哪一块，然后资金的保护，然后整个戏剧界之间和剧场之间怎么样协调……现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就把自己的产业链做好。我们现在有了剧场好了很多，本来借便宜的剧场，一个小时都要付钱的。将来更多的讨论的话，就是如何把上海的七八十个剧团（真正在运作的也就是三四十家），纳入到分类扶持的范围之内，有些也许需要体制上的扶持，有些可能需要场地上的扶持。现在对剧场来讲，大剧院每年也在涨价，它的折旧率还不够我们付的场租，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演出行业协会能够牵头，碰到具体的问题进行协调，包括演出剧目的介绍，我们所有的剧团可以统一由行业协会出面协调。

杨绍林：

刚才讲到国外的进来了，确实对我们有冲击，但是它也会带来正面的东西，使我们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我们的差距。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拿什么东西去面对。还有一个供大于求的问题，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是供大于求的问题吗？有时候也不单单是这个问题吧？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尽管艺术节期间50多台戏演出，但是在美国纽约一晚上就是300多台演出，每天有10万人在剧场里面，上海的人口是它的两倍啊。在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引出的话题、可以研究的课题，真是一个系统工程。

荣广润（上海戏剧谷艺术总监）：

在座的都是演出市场工作者，都是有切身体会和实际经验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同业的旁观者。现在做了一年半的现代戏剧谷的总监，接触到一定的现象。戏剧谷更多的是关心商业戏剧市场，这点跟文化发展基金会不一样。我觉得演出市场研讨的事情，不光是我们上海，目前中国的演艺市场如何健康发展，是个全国性问题。按照国家的体制，事业单位要改革，院团体制要改革，要更多的推向市场，这个事情的基础是有没有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是否健全，文化市场是否成熟。把所有院团的艺术家都往大海里一推，这个海水深不深，有没有漩涡，水温是多少，不能不管。不知道的情况下，推下去弄不好就要灭顶。所以演艺市场文艺体制改革得要正确的话，跟这个演出市场的培育是非常有关的。这个东西跟经济联系起来看，其实很清楚。刚才讲到演艺市场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剧院为代表的剧场的朝南坐的态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有些产品要打进家乐福超市一样的，先付进场费，都是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包括刚才讲的团购，说它恶性降价也好，或者说大跳水也好，都是市场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是牵涉到国家民生的，它改革得早，而我们的演艺市场总体来讲是滞后的，再加上演艺本身还有社会效益的功能，问题远比经济要复杂。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对整个宏观的中国演艺市场情况要有一个关注，要有一个研究，不是说光想自己的一个戏。你要长期在行业内工作，真正让自己跟这个市场融合起来，就要研究中国演艺市场的规律。其实中国的演艺市场，上海在全国算好的，话剧是突出的例子，上海的戏剧市场主要是靠观众买票撑起来的，演艺市场在慢慢形成。市场形成其实有很多客观条件，想想十年前的话剧市场很困难，很困难的原因，当然我们演艺业本身有了很多变化，但跟外部的变化也有关系，上海经济的变化，上海中产阶级的逐步形成，上海人收入水准的逐步提高，教育水准的逐步提高，都是促使白领为主的话剧形成的外部原因，再加上话剧界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市场。团购以及每个剧场门口的黄牛，是对我们演艺市场不成熟的一个警示。任何的商业资助都成了“拿一部分票、给你一笔钱”的赞助关系，这就造成了票价和实际价值的差别，所以才有团购。当初电影市场上也有这个情况。它还跟每一个剧种的观众都有关系，话剧的观众比较年轻，200元左右差不多，因为他们收入5000元左右，但是当沪剧、越剧主要观众是中年妇女的时候，票价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反应，现在都是很细化的问题，我们都缺少研究。所以真正的市场成熟是按照真实的市场规律在运转，它可能是良性的，现在我们很多的矛盾都属于市场在成熟过程中的阵痛，它要经过磨合。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我对中国的演艺市场比较乐观，中国的经济目前始终是在往上走，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往上走，再加上政府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它对文化确实比以前投入更多的资金了，重视了，所以应该讲它只会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个别演艺公司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也是正常的，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优胜劣汰始终是存在的。对中国演艺市场要有一定的认知，这样的话，做事情就不会盲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剧协、行业协会、演艺工作者协会来组织会议，这是非常好的方式。大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人人共同来培育健康的演艺市场。这个政府要努力，其实政府是负有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市场，但是对于我们演艺市场，政府还很少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就需要大家来呼吁，让政府来重视调控演艺市场。现在有些政策，其实政府本意是好的，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负面作用，政府为了公共文化事业投了很多钱，它觉得是资助比较薄弱的剧场，让老百姓看戏不用买票。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做的，要让老百姓享受文化产品，又能够让剧团得利，但做法上可以把这个钱补贴到老百姓文化经费活动之中，而不是用免费的方式，这是一个政府的培育。第二个是行业协会的作用，全国都很少有演出行业协会在做工作的，其实这个很要紧，现在的很多经济领域里面，行业协会起大作用的很多。当然行业协会本身要有权威性，各个演出的相关实体单位大家要在某些问题上有共识，这个不是说大家商量起来联合涨价或者欺行霸市这个意思，而是大家来共同交流这个市场规律如何维持，要怎么做。还有一个，在比较好的认识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员，或者是每一个制作单位和经营单位，在操作每一个市场行为的时候，或者对每一部作品的时候，要考虑能够为整个市场起到什么作用。现在比较多的是话剧去年出现的问题，谁都想来捞一票，结果造成了185台戏，其实上座的人数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提高的幅度远远比不上剧目上升的数字。你拿什么东西来竞争，这也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百老汇的东西始终是百老汇的东西，真正的中国人喜欢什么东西？你要吃透。有些戏是惨不忍睹的，其实185台戏也好，良莠不齐也好，说明这个市场份额是有油水的，否则的话，就不来了。

所以这个市场的培育，我觉得是政府、行业协会以及每一个演出实体单位和制作单位共同的责任。中国在搞经济方面，普遍有一个问题，都想短时间内获取暴利，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培育长期的市场，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家常常是打一枪捞一票就走了，体现社会的浮躁，但是真正的要长远地在市场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符合市场规律地好东西出来，慢慢地建立起品牌，然后才有稳定的市场。我们演艺市场需要成熟，需要规范，要走的路还挺长的。但是我们不断有经验总结，有研讨，大家都朝这个方向走，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的。

摄影/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