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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演出市场之“虑”

2011-01-04采编

上海采风月刊 2011年6期
关键词:演艺剧场上海

采编/海 风

戏剧演出市场之“虑”

采编/海 风

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办,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协办的“上海戏剧演出市场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市文联召开,来自演艺管理界和戏剧界的专家,就如何健全完善上海的戏剧演出市场,演出市场如何匹配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归结起来,大抵集中在一个“虑”字:既有对市场有序化不足之“忧虑”,也有对市场拓展未来构想之“考虑”。专家们认为,戏剧演出市场的制度建设、制度安排才是从“忧虑”走向“规律”的要素,其间的路有多长,考验我们的智慧。

荣广润

杨绍林

蔡正鹤

纪晓兰

孙徐春

韩婷婷

吴 嘉

朱大坤

陈惠福

陈富强

张 余

蔡正鹤(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文化艺术要繁荣发展,特别是在演出市场上,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健康完善有序的市场当中进行文艺演出。

上海的演出市场可以说是很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剧场有104家,艺术院团(包括民营剧团)将近100家,演出经纪专业公司将近400家,演出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在全国来说,他们都很羡慕上海这个演出市场,而且很多外省市的院团愿意到上海来参加演出,既有社会效应,又有经济效益。特别是上海几个大的节日,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市的艺术院团到上海。所以说上海的演出市场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最近我们听到很多想法和意见,都关系到上海的演出市场如何进一步规范、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培养的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想法——

第一个是关于免费看戏问题。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社区的演出大多数是免费的,而且很多艺术院团都愿意到社区去演出。但这样一来,就把原来老百姓“从免费看戏到掏钱看戏”的习惯又改变过来了。于是,很多院团反应都很大,艺术院团和很多剧场碰到了生存问题。送戏下乡,送戏下社区,送戏到基层,这是很好的,应该做的;但是一定要买票看戏,不买票看戏的习惯还是要拉回来。这样的话,才能进一步培育我们的市场。

第二个是团购。最近很多演出公司反响很大:因为“团购”把市场搞乱了,把上海的正常演出秩序搅乱了。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议,演出经纪公司有不同的反响,一种感觉到团购没什么不好,有了团购把我们卖不出去的票卖出去了。但是大多数的同志都认为这样做不行,什么道理呢?举个例子,据说有一场演出,本来是800元一张票,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变成了300元,同样是跟你买票,他买,300元,我买,800元,就有人到演出场地去吵,吵得鸡犬不宁。这样的团购,实际上把观众引向了一个歧途:只要你晚一点买票,就有低的票价出来,于是很多人不买票了,就等晚上黄牛那儿买了。这样一来,就搅乱了我们演出市场。网络团购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你这个票价要定的合理,不能门售800元,团购300元甚至100元,这样的话,对市场没有好处,这个事情大家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热议之中,所以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怎么样有序繁荣我们上海的文化市场。

杨绍林(上海演艺集团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这几年一直在搞剧团的管理和经营,我喜欢在提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只有把问题产生的原因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对策。

团购做的是什么?团购是跑量,他不承担成本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肯定会产生这样的行为。我们把这条先给捋清楚了,中间环节越多,这个票价就越失真,真正准确合理的票价应该是门口黄牛卖出去的票价。这个体系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源头上这个事情是否堵得住?堵是堵不住的,只能疏导,首先内容制作商大家要形成游戏规则,不能以低于成本的方式解决,如果成本问题找不到平衡怎么办?假如内容是非常好的,价钱定低了要亏本的,那么政府就要补贴,所以市场经济就产生了政府的补贴,就产生了你要有这样一个体系,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转嫁,又想让马儿跑得快,又想让马儿少吃草,你要建立这样的体系。从运营商来讲,你的毛利率要有规范,毛利率只能有多少,像有些行业只能有10%的利润,能做得到吧?我觉得政府、行业协会、联盟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大家都要意识到,如果这个事业找不到资金良性循环的链,你必须把它搞清楚。现在的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团购就是跑量,如果守住了源头,把源头规范了,然后再把流动领域规范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这些问题不梳理清楚,那批判团购或者是运营商都是片面的。首先作为内容制作商来说,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的,我也非常理解,过去我们的院团大部分都是圈养的,上面让我排什么戏就排什么戏,反正国家给钱嘛,票是否卖得出去跟我没有关系。现在既然要面对市场,作为一个剧团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得考虑你的产品不仅要对政府负责,也要找到你的产品和观众的关系,这是你的责任。如果票卖不出去,都把责任推给政府,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当然毫无疑问,我们这个市场是不成熟的,要培育的,要让市场认知我们,这部分投入可能是没有效益的。政府有责任做戏剧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剧场演出的艺术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不仅仅是一个票价的问题。到社区演出,不一定非要拿剧院最好的演出产品,社区演出的内容重点是培养艺术欣赏知识和兴趣。戏剧教育最主要的是让他认知你,了解你,培养他的兴趣。甚至在社区,可以更多地让他们参与这方面的事情,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公益活动要有人买单,做这个事的人没有钱拿是不行的,政府要建立这样的体系,要培养这样的人,要有人做这方面的事情,让更多的人来欣赏。

如何来构建这个体系,必须一步一步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要有开始。怎么看“高精尖”和“数量”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数量,高精尖的东西是靠一定的数量来支撑的,不可能一出来就是好的。这个数量的环境如何营造,不可能政府全部买单,那就要考虑既要有商业的,又要有非盈利的,以及公益的,这几个方面都需要构架好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社会管理顶层系统设计,市场刚开始建立,很多人作为艺术家考虑到艺术创作层上的事情,对市场确实考虑不多,现在做这方面研究,我觉得今天是开了一个好头,来研究这个问题。

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些系统,靠一个研究所走出来的人来做研究,我估计他是不可能有深入认识的。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可能要拿出一点精力来,不要埋头做戏,要拿出一定的精力来研究这件事情,因为你最清楚。国外为什么做得好?也要做这方面的调查,百老汇有今天,也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100多年的历史,它的黄金时期是上个世纪初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它也走过低潮,什么原因?也是因为唯利是图的原因,当时市场都很火爆,都冲着利润,最后百老汇成了纽约最差的街区。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会影响到纽约的经济发展了,然后才制定政策,首先是打击犯罪,第二是政府出钱,采取资助、招标的方式,让这些艺术家再进入做,慢慢又恢复到了这种繁荣。

我们也经历过,曾经围着西藏路南京路有几十个剧场,由于唯利是图,大家看到做商场有钱,剧场不赚钱,就全部拆了,最后只搞了一个大剧院标志性建筑。但是搞经济的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城市是让人生活的,如果在家门口能够买到东西,凭什么要到南京路去?仅靠商业来支撑南京路,能支撑得住吗?搞经济的人要告诉政府,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百老汇2008年到2009年,商业剧院这一块,它的票房是9.6亿,这是路透社提供的材料,还有非盈利的也是10个亿的票房,将近20个亿,再把因为这些繁荣的演出带动了人流,带动了旅游,拉动了物流,解决了就业问题,把这些因素全部综合进去,解决了1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拿上海和纽约相比,人口是纽约的2倍,我们来做这个对比的话,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各个像样的指标都有20倍的空间,说明一个什么东西?说明上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关键是你怎么做。如何来构架这个体系,这是我们的事,所以谈这个演出行业,我就先开这个头,可谈的可讲的事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现在仅仅是抱怨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热爱这个事业的话,无论是哪一个剧种,都是属于演艺业的,我们应该来认真探讨一下。今天三家协会来研讨这个事,是非常有意义的。

纪晓兰(左邻右舍文化艺术传播公司董事长):

我们公司旗下有一个爵士乐队,在东方艺术中心快演70场了,但确实蛮艰辛的。通过这些年的演出和进行剧本创作,我们对文化市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觉得上海的演出是蛮繁荣的,大部分观众是自己掏钱来买票,养成了演艺消费的习惯。但同时我们觉得要想进一步发展戏剧演出市场,还是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要有好本子、好演员,要做老百姓喜欢看的戏。政府和观众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商演和公益演出怎么处理好,这个很关键,但首先还是要有好本子好演员。希望文联或者其他协会一年开一次创作会议,把体制内或者体制外的剧作家们召集起来,一起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口味。

第二,希望政府的媒体能够多刊登、播出演出信息,希望是无偿刊登。在政府掌控的资源里,拿出一点点的资源出来,所形成的支持是很大的。

第三,加强对好的文化作品的支持力度。上海有文化发展基金会,有一些区里也有文化专项资金,文化是特殊的产品,尤其是市场的培育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要多多的扶持,这样能把好的作品传播给更多的人,希望政府对演出市场有更多的指导作用。

孙徐春(锦辉艺术传播公司董事长):

我们公司是一个企业,国营剧院可能要肩负更大的社会使命,我们更多是从行业角度考虑的。像周立波这种,一个人一张嘴,我们当时预算是10万元,但是只投了5万元,就开始赚钱了。周立波的产品,他个人的魅力才华,他现在到二级市场。后来我们做了其他人的清口,当然我们也在跟香港、美国华人脱口秀的爱好者整合资源,准备在衡山电影院里面做一个清口俱乐部。

关于团购,其实很正常的。有些产品拒绝团购,也正常。一个商业舞台剧的成功,并非只看票房一项,还包括如何跟即将推出的产品沟通,跟品牌对接。基本上我们每个演出都有冠名赞助商的,我们跟广告公司有很好的合作,其实广告公司也要找产品广告的载体。商业对接怎么接?这些都关系到公司的竞争力。希望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扶持,或者帮助我们跟企业对接,就像科技孵化器一样。这次我们做了一个诗歌朗诵会,蛮经典的,因为我听说国外一些年轻人开着跑车,听的是诗歌朗诵,我觉得这种风尚总是要传播到上海大都市的,所以做了一个尝试。

韩婷婷(韩婷婷文化艺术传播公司总经理):

这几年的市场我感慨是挺多的,从一个演员到做市场的人,转变很大。现在的状况是属于资金积累期,如果改革得好的话,是吃得饱吃得好的。我是属于初级阶段,如初级阶段能够搞好,我可以说真正在做我喜欢做的事业。我现在只是在积累阶段,不能说我现在在做我喜欢的事业。在过程中,确实碰到蛮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真的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是怎么做的,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有些人说改革怎么怎么好,但我觉得我们改革到现在,并不能一味的说,改革就是好的,还要用两分法具体分析。我觉得,最好是很多方面的人一起坐下来谈:上海的整体文化体制改革趋向是什么?现在是这里问题出来了解决这里的问题,那里出了问题解决那里的问题,没有很完善的系统。

吴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市场部主任):

我也思考过团购为什么给市场带来冲击和影响,它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成因,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不是一开始就想好这个团购项目的,而是在立项的时候,票价定得很高,期待从票价反馈中获得很好的回报,但项目决策往往有一定的风险,这就造成临时降价。团购不是一个营销手段,而是挽回成本的手段,不在乎这个团购的成本是不是亏本,而是减少损失的心态,往往是卖到后期的时候,卖得不好,才进行清仓处理。它往往伤害了遵守游戏规则正常来买票的观众,他买了全价之后,发现这个戏开始卖两折了,真正掏钱买票的观众会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等到最后,最后总会打折的。

如果说我们建立一个一开始既定好的营销手段,它的信息在一开始就进行充分的披露,观众遵守这种规则,就不会产生吃亏的心理。我提前两个月买八折,提前一个月就买九折,越近就只能买原价了。成熟规范的手段,就不会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还有一种做法,卖过100元就可以收本,所以把票价提高到300元,然后再打折,这个事偶一为之是可以的,但长期是不利的。所以说合理定价很重要,合理的制定营销政策,用一种诚信的方式去运营,才这是根本之道。现在有些运营公司永远有利润赚的,所以说它会鼓励或者忽悠大家去找团购,有这样的公司存在,它就会制造紧张气氛。其实做项目的人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对待项目要一个一个的看待,这个项目决策失误了,产生的亏损我能承受的就承受掉,而不要轻易破坏游戏规则。否则的话,损害了市场规范的环境,大家都是受害者。

朱大坤(资深话剧制作人):

上海的戏剧演出市场一直被外省市众多院团所羡慕,国家话剧院很多的戏到上海来,甚至于新戏的首演就放在话剧中心。另外上海还有国际艺术节、上海白玉兰奖都吸引了全国的戏剧、戏曲团体纷至沓来,这本身是比较好的,有它的诱惑力。

但是随之而来又形成了很多的问题。一个演出的扎堆,狂轰乱炸,有统计,一个月里曾经有30台话剧,受得了吗?因此我感觉到,从源头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戏,剧目推出来雷同性很大,炸市场,像上海国际艺术节参加了六七次,到后来我都厌倦了,其中一个月54台戏,这个市场有饱和度,消费是有一定限度的。

现在大家都放到市场上去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就是优胜劣汰,你生存不下去就死在“沙滩”上。现在80%是民营剧团,20%是国家剧团。从一个体制内的人变成体制外的人,也体会到了很多体制外的苦衷。其实民营剧团坚持下来不易,有很多是戏剧学院刚刚毕业的,他们抱团取暖自救弄一部戏出来,他们吃不准这个市场行不行,但是有一条只能赢不能输,资金的投入是很捉襟见肘的,想市场得到回报,恰恰市场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应。据不完全统计,有75%左右的戏是赔钱的。我原来在话剧艺术中心呆了这么多年,我感觉到话剧中心有一个优势,一年做六部到八部戏,有赔有赢,保持一个平衡。现在的民营院团痛苦在哪儿呢?他没有办法通过大量生产求得平衡点。

再说剧场,现在上海的剧场跟我们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无法比拟的,现在的剧场,说实话,就是场租,没有起多大的营销作用,以前长江剧场也好,兰心大戏院也好,都有业务员,每一个剧场有跑票的人,现在跑东跑西2.5万元一场,合同一签就什么都不管了,卖不卖得出票是剧组的事情。在美琪大戏院,吊一个海报5000元,凭什么呢?你这个是应该给我挂的。跑到东方艺术中心,你的票价一场超过30万元,我还要收你钱,30万元的票房一场,假如说我收不回来呢,你贴钱给我吗?不贴的。大剧院也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规定。今年年初跑到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应该是一个表率吧,那边什么东西都是要钱。我们去的时候,比如说两个箱子,灯光箱上面放一个电脑灯,我们一直是这样演出的。他说不安全,你一定要用我们剧场的铁架子,2800多元。因为我们的器材装进去没有用他的器材,没有用他的器材他就认为损失了器材的租借费。导演、灯光设计说赶紧问国家大剧院借吧,我事先做了功课了,按照灯光设计所需要的灯,问国家大剧院借的话是13.8万元,怎么受得了,怎么来保持投入产出的平衡?就从这个来讲,一个制作戏的院团,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负担都在这个剧组身上,谁来帮他们?我感觉这是机制的问题了,配套工程的问题了。现在当然有一个政府促进渠道,另外还能找一些广告赞助商,但是广告一多,植入广告又来了,又到怪圈里面去了。现在往往比较多的就是企业投给你80万元,我不是赞助,你运作了以后赔掉一点就算了,但是你要还给我的。在这样的压力下运作,一旦一部戏失败就死了。所以有很多民营剧团,实际上一年演不了几台戏,有时候走上良性循环以后,一部戏积累资金了,它就成活了,但一旦一步错就死定了。我感觉到现在民营剧团和国营剧团之间没有什么公平竞争的平台,永远是不会公平的。这是我的体会,更艰难的还是民营。

另外,我感觉到我们有良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在这样的市场大潮当中,不能忘记艺术家的责任。我们艺术家应该引领观众使之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培养培育观众的文化素养,而不是迎合观众。现在很多表现是迎合观众,迎合市场,你市场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有良知的艺术家,不应该忘掉身上的责任,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代一代艺术家永远的责任。

陈惠福(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团长):

对我们这种剧组来讲,很欢迎团购,像我们这种京剧,没有人来搞团购,不像沪剧、越剧在地方上受欢迎。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思考怎么办,还是要搞综合性的带动市场。从我们角度来说,票子卖不出去,有人帮我卖的话,便宜一点,能收回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这个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不清楚,从我们剧团来说是欢迎的,因为我们没法和沪剧、越剧、话剧相比。荣誉和利益不成正比,我们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但没什么利润。现在这个费用那个费用,五花八门,场租费不仅仅是一个场租费,在国外的话,这个场租费是包罗万象的,而我们这儿只是单项的,放一个花篮都要钱,放一个台子1米5,要200元,两个台子300元,带摄像师进去一个摄像师多少钱。所以有些人在讲票价高,其实这个票价我们是核算过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倒欢迎团购,如果票量大一点,哪怕低一点,只要不亏,我是欢迎的。

陈富强(上海越剧院一团副团长):

从我的观念来看,我倒蛮喜欢团购的。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是越剧的市场年纪大的比较多,卖的票价也不是很高,我们要付场租费什么费,很多赚的钱都是为剧场在服务。另外一个票子卖不出去,空着,我可能会送票子的,我送票子的话,还不如团购掉,减少一点我们损失。还有一个要照顾演员,如果演员看到下面的观众没几个,他演出的情绪也不是很好的。我觉得对团购要一分为二看,当然要规范。

还有下社区,我也蛮喜欢的,为什么呢?可以解决我经济指标的问题,比如说我在松江地区一年20场,我不用担心的,虽然经济上少一点,毕竟我有一个经济指标做考评基数的,如果它给我20场的话,这个是完成我的产出指标。所以每年松江地区、闵行地区开会我都去的,把戏送到农村去,当然我也是送好戏下去的,我不可能把粗滥的戏送下去。

我感到上海对于戏剧的扶持,没有外地的政府重视。我们越剧基本上跑的是浙江和江苏。我们到浙江去斗不过当地剧团,浙江省文化厅每年有1个亿补贴,我们上海没有的。对他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拼不过他们。浙江现在有160个剧团,包括民营剧团。民营剧团低一点就低一点,5000元、6000元、8000元,都可以做的,我不可能这么做,我们是上海越剧团,我不可能掉价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不得不掉价,真的硬来的话,他就不要你,我就没有演出市场了。

像我们越剧院应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办法,不敢排新戏,如果排新戏就要投资吧,而外地观众不喜欢太新的戏,他喜欢老戏,太深奥的话,他们也听不懂,因为都是年纪大的。所以现在要“越剧进大学”,就是要培养年轻的观众。越剧不像话剧,话剧大家都能够懂的,语言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张余(现代人剧社制作人):

整个上海的文化形态也是带有租借的形态,比如说在戏剧谷的不能放在大剧院的,在大剧院演出的话,同时又七个戏在演,不是大剧院的戏不能放的。人为的隔成不是一个整体,也可能是市场比较激烈,所以个人都保持自己的一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自己的产业链做得完整一些。

演出市场,大家都放在一个箩筐里面。经济方面大卖场是大卖场,专卖店是专卖店,有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价格,我们是什么都混在一起。能不能有一些包括各个剧场之间的抱团,不是小的抱团而是大的抱团。去年话剧多少票子卖不掉?全年185台戏,现在13个大学有表演系,毕业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地方去,除了会演戏,没有其他的生存能力。

对团购网站来说,现在已经不是新鲜的了,现在票子能够团掉七八张已经很好了,这个现象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要看更大的一拨是什么?整个海外的抱成团进来了,我们本土的都是很小的,都是小舢板,如果一旦放开了,这个市场到底会怎么样?最好演出市场能够划分成几类,国家重点保护的是哪一块,然后资金的保护,然后整个戏剧界之间和剧场之间怎么样协调……现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就把自己的产业链做好。我们现在有了剧场好了很多,本来借便宜的剧场,一个小时都要付钱的。将来更多的讨论的话,就是如何把上海的七八十个剧团(真正在运作的也就是三四十家),纳入到分类扶持的范围之内,有些也许需要体制上的扶持,有些可能需要场地上的扶持。现在对剧场来讲,大剧院每年也在涨价,它的折旧率还不够我们付的场租,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演出行业协会能够牵头,碰到具体的问题进行协调,包括演出剧目的介绍,我们所有的剧团可以统一由行业协会出面协调。

杨绍林:

刚才讲到国外的进来了,确实对我们有冲击,但是它也会带来正面的东西,使我们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我们的差距。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拿什么东西去面对。还有一个供大于求的问题,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是供大于求的问题吗?有时候也不单单是这个问题吧?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尽管艺术节期间50多台戏演出,但是在美国纽约一晚上就是300多台演出,每天有10万人在剧场里面,上海的人口是它的两倍啊。在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引出的话题、可以研究的课题,真是一个系统工程。

荣广润(上海戏剧谷艺术总监):

在座的都是演出市场工作者,都是有切身体会和实际经验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同业的旁观者。现在做了一年半的现代戏剧谷的总监,接触到一定的现象。戏剧谷更多的是关心商业戏剧市场,这点跟文化发展基金会不一样。我觉得演出市场研讨的事情,不光是我们上海,目前中国的演艺市场如何健康发展,是个全国性问题。按照国家的体制,事业单位要改革,院团体制要改革,要更多的推向市场,这个事情的基础是有没有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是否健全,文化市场是否成熟。把所有院团的艺术家都往大海里一推,这个海水深不深,有没有漩涡,水温是多少,不能不管。不知道的情况下,推下去弄不好就要灭顶。所以演艺市场文艺体制改革得要正确的话,跟这个演出市场的培育是非常有关的。这个东西跟经济联系起来看,其实很清楚。刚才讲到演艺市场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剧院为代表的剧场的朝南坐的态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有些产品要打进家乐福超市一样的,先付进场费,都是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包括刚才讲的团购,说它恶性降价也好,或者说大跳水也好,都是市场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是牵涉到国家民生的,它改革得早,而我们的演艺市场总体来讲是滞后的,再加上演艺本身还有社会效益的功能,问题远比经济要复杂。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对整个宏观的中国演艺市场情况要有一个关注,要有一个研究,不是说光想自己的一个戏。你要长期在行业内工作,真正让自己跟这个市场融合起来,就要研究中国演艺市场的规律。其实中国的演艺市场,上海在全国算好的,话剧是突出的例子,上海的戏剧市场主要是靠观众买票撑起来的,演艺市场在慢慢形成。市场形成其实有很多客观条件,想想十年前的话剧市场很困难,很困难的原因,当然我们演艺业本身有了很多变化,但跟外部的变化也有关系,上海经济的变化,上海中产阶级的逐步形成,上海人收入水准的逐步提高,教育水准的逐步提高,都是促使白领为主的话剧形成的外部原因,再加上话剧界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市场。团购以及每个剧场门口的黄牛,是对我们演艺市场不成熟的一个警示。任何的商业资助都成了“拿一部分票、给你一笔钱”的赞助关系,这就造成了票价和实际价值的差别,所以才有团购。当初电影市场上也有这个情况。它还跟每一个剧种的观众都有关系,话剧的观众比较年轻,200元左右差不多,因为他们收入5000元左右,但是当沪剧、越剧主要观众是中年妇女的时候,票价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反应,现在都是很细化的问题,我们都缺少研究。所以真正的市场成熟是按照真实的市场规律在运转,它可能是良性的,现在我们很多的矛盾都属于市场在成熟过程中的阵痛,它要经过磨合。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我对中国的演艺市场比较乐观,中国的经济目前始终是在往上走,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往上走,再加上政府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它对文化确实比以前投入更多的资金了,重视了,所以应该讲它只会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个别演艺公司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也是正常的,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优胜劣汰始终是存在的。对中国演艺市场要有一定的认知,这样的话,做事情就不会盲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剧协、行业协会、演艺工作者协会来组织会议,这是非常好的方式。大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人人共同来培育健康的演艺市场。这个政府要努力,其实政府是负有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市场,但是对于我们演艺市场,政府还很少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就需要大家来呼吁,让政府来重视调控演艺市场。现在有些政策,其实政府本意是好的,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负面作用,政府为了公共文化事业投了很多钱,它觉得是资助比较薄弱的剧场,让老百姓看戏不用买票。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做的,要让老百姓享受文化产品,又能够让剧团得利,但做法上可以把这个钱补贴到老百姓文化经费活动之中,而不是用免费的方式,这是一个政府的培育。第二个是行业协会的作用,全国都很少有演出行业协会在做工作的,其实这个很要紧,现在的很多经济领域里面,行业协会起大作用的很多。当然行业协会本身要有权威性,各个演出的相关实体单位大家要在某些问题上有共识,这个不是说大家商量起来联合涨价或者欺行霸市这个意思,而是大家来共同交流这个市场规律如何维持,要怎么做。还有一个,在比较好的认识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员,或者是每一个制作单位和经营单位,在操作每一个市场行为的时候,或者对每一部作品的时候,要考虑能够为整个市场起到什么作用。现在比较多的是话剧去年出现的问题,谁都想来捞一票,结果造成了185台戏,其实上座的人数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提高的幅度远远比不上剧目上升的数字。你拿什么东西来竞争,这也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百老汇的东西始终是百老汇的东西,真正的中国人喜欢什么东西?你要吃透。有些戏是惨不忍睹的,其实185台戏也好,良莠不齐也好,说明这个市场份额是有油水的,否则的话,就不来了。

所以这个市场的培育,我觉得是政府、行业协会以及每一个演出实体单位和制作单位共同的责任。中国在搞经济方面,普遍有一个问题,都想短时间内获取暴利,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培育长期的市场,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家常常是打一枪捞一票就走了,体现社会的浮躁,但是真正的要长远地在市场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符合市场规律地好东西出来,慢慢地建立起品牌,然后才有稳定的市场。我们演艺市场需要成熟,需要规范,要走的路还挺长的。但是我们不断有经验总结,有研讨,大家都朝这个方向走,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的。

摄影/王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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