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上海之春”能否永葆原创春天

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朱践耳现在很多人用通俗的眼光看交响乐，这就会出现问题。交响乐是提高性的，能听懂的人不多。所以我认为应该有多种评价标准，不能仅仅以商业标准统一要求。音乐要发展应该百花齐放，各个门类都不能偏废。

陆在易在交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和提升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建设，努力调动上海作曲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果把这个丢了，上海本土的音乐创作必将日渐衰落。

杨燕迪要辩证地看待音乐作品的流传度与质量的关系，能够流传是一个准绳，但不是评价的唯一途径，有一部分作品专业界评价很高，但流传度不广，这类作品实际上对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湲“力推新人新作”这个宗旨是有高瞻远瞩性的，希望“上海之春”一直保持这个宗旨，坚持原创和文化的传承，这是一种伟大的理念，一种睿智的理想。

叶国辉现在所有主流文化产品都源于几十年前的前沿品牌或小型品牌的发展。所以要对前沿文化加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上海的音乐原创也该如此，要在兼容主流文化的同时，以前沿性、创新性对文化起到引领拉动的作用。

郭文景不能按照一种模式来要求艺术家，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只有尊重作曲家各式各样的想法，才有可能得到好的作品，只有存在各式各样的艺术家，才能满足各式各样的不同层次的大众需求。

张千一交响乐创作和演出的技术要求以及思维要求比其他类别的音乐更胜一筹。如果交响乐从创作到演奏都能达到世界最顶级，那么这个国家整体文化的水平也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力推新人新作”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首要宗旨。五十多年来，“上海之春”一直高举这面鲜明的旗帜，引领出一批又一批的作曲、演奏、表演人才，诞生一部又一部艺术精品。在人们疾呼“文化原创力”的今天，在“经典主宰市场”的现状下，“上海之春”的这份坚持显得弥足珍贵。

推新人新作——“上海之春”的鲜明宗旨

2011年4月28日晚6点多，雍容华丽的上海大剧院内，灯火辉煌，工作人员正紧张地进行最后的调音。离开幕式还有一个小时，一眼望去，满场红艳艳的座位正静悄悄等待着观众涌入。忽然笔者瞥见离舞台最远的那一排，靠近入口处，已静静坐着两个人，走近才发现，是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朱老师，您那么早就来了？”笔者上前打招呼。“因为要进行最后的彩排嘛，所以白天就过来了。”即将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上，朱践耳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是压轴曲目，几天里，这位已近九十高龄的音乐界前辈不顾年迈，积极认真地参加一次次彩排。“这是这部作品第三次在‘上海之春’演奏。”朱老先生介绍道，激动之情使他更为容光焕发。这部作品也是他与“上海之春”首次结缘的作品。50年前，在第二届“上海之春”上，朱践耳的留苏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和广播合唱团联合首演，并由上海广播电台会同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制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俄文专题节目。这个节目还被送往苏联，于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那天由莫斯科电台向全苏联播出。之后的岁月里，朱践耳的每部交响乐新作的首次露面也都是在“上海之春”这个舞台上。

从青葱之岁到耄耋之年，记载艺术上的成长和事业上的成功，与“上海之春”有着如此深厚缘分和成长记忆的，不仅仅是朱践耳前辈。

“我对‘上海之春’是充满感情的，在其创办之际，我还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科的学生，那时候我们仰望‘上海之春’，就像仰望音乐圣殿一样。‘上海之春’也是我们最好的校外课堂。后来，在第二届‘上海之春’，我上演了我的处女作。文革之后，到了八十年代，几乎每届‘上海之春’都有半台以上我创作的新作品。到了第十五届，我还举办过‘上海之春’历史上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出作品的同时，我还逐渐介入到丁善德先生领导下的‘上海之春’的节目评审、组织工作。”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陆在易满含深情地总结道：“因此，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创作生涯，我的音乐工作都是伴随着‘上海之春’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

“很多老朋友至今都在提起，奚其明，是你奏响了‘上海之春’的第一音啊！我总是说，这是命运对我的惠顾。”年已古稀的著名作曲家奚其明表达着他的自豪心情。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举办时，奚其明还只是上音附中高三学生。与他一样有着这份殊荣的还有上音附中高三学生：金复载、刘敦楠、孙以强、朱晓谷，在当年“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的方针下，他们响应号召组成一个小组，用民间“将军令”的音乐素材创作了《跃进颂歌》。因为这个“题材”非常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被选为首届“上海之春”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这首乐曲是从鼓声奏响的，而敲鼓的就是奚其明，由此奏响了“上海之春”第一音。与此同时，这一个由青年学子谱就、奏响的第一个音，也牢牢地奠定了音乐节的基石：力推新人新作。在这面鲜明的旗帜下，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这里腾飞。

2011上音国际国内部分获奖选手专场音乐会（第二十八届“上海之春”）

大都会歌剧院低男中音沈洋独唱音乐会（第二十八届“上海之春”）

回顾上海数代作曲家群体，大部分作曲家都是依托“上海之春”这一平台成熟、成名并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其中包括马友道、刘敦南、陆在易、杨立青、金复载、奚其明、徐景新、赵晓生、顾冠仁、刘念劬、曾加庆、陆建华、朱晓谷、朱良镇、周成龙、潘国醒等这批曾是上海最活跃、阵容最大、现今已是60岁开外的一代作曲家群体，也包括一批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现正成为“上海之春”音乐创作主力的、年龄在40～50岁上下的作曲家群体。

此外，“上海之春”在促进青年表演人才成长方面也是成绩非凡。譬如：1959年，《梁祝》在“上海之春”的前身“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中大获成功，人们记住了年轻的作曲家何占豪、陈钢，也记住了年仅18岁的演奏者俞丽拿。正是通过演奏《梁祝》以及之后的各类演出，俞丽拿逐渐成为知名的，造诣很高的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在第四届“上海之春”所举办的全国二胡演奏比赛中，闵惠芬脱颖而出，一举夺冠，当时她还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7岁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名闻中外的二胡演奏家。著名舞蹈家辛丽丽回忆，自己第一次参加“上海之春”时，还只是舞蹈学校5年级的学生，这次演出让不少观众知道了她。“我不夸张地说，没有‘上海之春’，或者就没有现在的辛丽丽。”

“今年的‘上海之春’依然一如既往力推新人新作和原创作品。”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余震介绍道，“本届新人新作的一大特点是，紧密围绕时代背景和主旋律进行创作演出，如上海音乐学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声乐·交响音乐会、“永远的记忆” 民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中华之光”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等。其他的新人新作还有——大都会歌剧院低男中音沈洋独唱音乐会、2011上海音乐学院国际国内部分获奖选手专场音乐会、2011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新人·新作音乐会、笑问客从何处来——世界华人女作曲家原创作品音乐会、《奔向辉煌》——上海音乐学院原创音乐剧片段荟萃、上海音乐学院国内外作曲比赛部分室内乐获奖作品专场音乐会等等。一共有10台音乐会、共35部新作。”闭幕式由久负盛名的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与青年旅德钢琴家谢静娴合作上演，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推新人”的方式。

推新人新作背后是严谨的机制

“上海之春”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最早、持续最久、曾经是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舞蹈节。事实上，自“上海之春”声名远扬之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出现了广州的“羊城音乐花会”， 四川的“蓉城之秋”，哈尔滨的“哈尔滨之夏”，但都没有“上海之春”长寿。从1960年起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历程可以和国外很多重大的音乐节相媲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他的音乐节一般都是以展演为主的，‘上海之春’在全国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他的推新人新作，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陆在易骄傲地抛出了“上海之春”青春永驻的“独门秘器”。

当然，这个“独门秘器”之所以能长时间地发挥作用，是因为其背后有着完整及严密的组织机构。“在前十八届‘上海之春’上，‘艺术委员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有参演节目，都需经过艺委会审听、筛选，从而保证了每一届的艺术质量。”陆在易回忆道，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有一位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只差0.03分而没有被选入，由此可见当时评审之严。“‘上海之春’的创始人丁善德先生对作品质量要求很严格，每个作品都必须经过艺术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上‘上海之春’的舞台，有的作品，丁先生不但亲自审听，还亲自辅导。”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回忆道。

1991年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五年级学生刘湲内心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自己的交响乐处女之作《第一狂想诗——为阿佤山的记忆》是否能被学校选中参加“上海之春”，然而，让他欣喜异常的是，他的作品不仅入选，还获得了第十四届“上海之春”大奖，并且是第一名，这让他颇感意外，毕竟参与评奖的还有朱践耳、陈燮阳等音乐前辈。隔月后，刘湲突然接到一封来自素未谋面的陆在易先生的长信，言辞热情洋溢，赞赏、鼓励之言充满其间，探讨、虚心之辞跃然纸上，令他深为感动。其中一行字更是让他感慨万分：“这次评委组成很庞大，作曲、指挥、理论、演奏、演唱家共四十多人，你和朱践耳都是全票通过，而朱先生差你一票，知道这一票是谁吗？——是他本人，朱践耳对自己的第四交响乐投下了非赞成票。”没有暗箱操作，也不论资排辈，只要你足够优秀，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这是“上海之春”激励青年人的方式，而这背后还有着音乐界前辈们的无私关怀。

“‘上海之春’如同一位师长，永远在监督着你的成长，永远在检验着你的能力。”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刘湲对于“上海之春”一往情深。受访时，他很坦率地透露，他的作品《圭一》曾获得很多奖项，却没有被“上海之春”相中，这也更让他感受到了“上海之春”的公正严苛。一位长期在北京搞音乐创作的朋友曾跟刘湲说，上海是一个“收骨头”的地方，不要在上海轻易展示你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的东西没有含金量的话，在上海是非常容易被检验出来的。刘湲很认同这个评价。“你可以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柏林音乐节展示你的作品，但是想要在上海展示，必须更加谨慎。‘上海之春’如同一块 ‘试金石’，拒绝搞偏搞怪、投机取巧，拒绝平庸、四平八稳。这也跟上海当地的风尚有关，上海人有着务实的精神，不好糊弄。”

不好糊弄——这在学术造假、作品求怪、评比操作、拉帮结派，以至潜规则、走门路，为名利大打出手的现代社会陋习泛滥中，显得尤为可贵。

为了充分发挥音乐界专家的权威作用，体现上海文化节庆应有的品位，在本届“上海之春”上，音乐节组委会又恢复并明确了“艺委会”这一组织机构和功能。艺委会由周小燕、朱践耳、吕其明为顾问，余隆任特邀顾问；陆在易任主任，许舒亚、张国勇任副主任，沪上16位著名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理论评论家及教育家、活动家任委员。专家一致表示，希望能把艺委会的集体讨论制与审定制沿袭下去，严格坚持“听”、“看”、“审”三原则，将艺委会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与常态化。

此外，为了更好地重视和提升本土音乐文化，2006年起，“上海之春”还特别建立了“海上新梦”这个平台，为上海作曲家提供更多的演出原创作品的机会，同时采用了国际乐坛的规范做法——委约创作。今年已是第五届的“海上新梦”又推出了两场专题音乐会。据统计，从2007年至2011年，“海上新梦”通过委约获得的交响乐、声乐新作共41首，民乐23首，合计64首原创作品。

“海上新梦”——上海作曲家原创交响乐.·声乐作品音乐会（第二十八届“上海之春”）

交响乐水平可以标高国家整体文化水平

“这些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有关部门的倡导，外国的著名乐团、著名音乐家、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包括华裔音乐家正频繁地汇集上海舞台，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使上海这座大都市加速了向‘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发展的进程。但是，交流本身不是目的，起码不是唯一的终极目的。交流是为了互动。所以在交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和提升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建设，努力调动上海作曲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果把这个丢了，上海本土的音乐创作必将日渐衰落。”陆在易语重心长地说道。

芭蕾舞剧《白毛女》 （第五届“上海之春”）

首届二胡、小提琴获奖者音乐会 一等奖：郑石生（左二） 闵惠芬（右一）（第四届“上海之春”）

“就整个城市和社会的文化建设而言，聆听新作以及展示新作，绝不仅仅事关个人偏好和趣味选择，而是有关文化使命和艺术发展的大计。不难看出，一种主要依赖原有经典曲目维持的音乐文化生态，其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必定是处于危机之中。”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音乐评论家杨燕迪有些激动地说道，“具体到中国，由于专业艺术音乐的发展机制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建立，因而艺术音乐的传统至今仍显薄弱，并且在一般公众的艺术意识中尚不占据显要地位。为此，在中国着力扶持艺术创作中的‘新音乐’，其重要性和紧迫感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加强烈。”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音乐界人士日益凝重的“紧迫感”与多年来国内呈现的“重经典，轻原创，重西方，轻本土”的音乐环境息息相关。在经济效益的操控下，极少有演出公司愿意操办本土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内很多音乐表演团体的年度音乐季中，更能名利双收的西洋古典音乐始终是主角，而原创作品的首演成了点缀。在“经典主宰市场”的局面下，如何将纸上总谱变成现场音响，成为了不仅是新人甚至是作曲名家们的最大困扰。

在本届“上海之春”开幕式前，从北京赶来的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向笔者透露，他很珍惜这次“上海之春”委约新作的机会。虽然因《青藏高原》《女人是老虎》等流行歌曲和《野斑马》《霸王别姬》《千手观音》等声乐、舞台剧作品被观众熟知，但张千一表示，创作交响乐是他不会放弃的事业，遗憾的是演出的机会不多。“写一部交响乐作品，作曲家是非常辛苦的，如果演出机会很少，甚至一直没机会演出的话，会影响到作曲家特别是年轻作曲家的信心。这也可能会使他们转向拥有广大观众听众群的声乐、舞台剧甚至通俗音乐的创作。”也许很多人看来，多点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个国家的交响乐水平是与整个国家的大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交响乐创作和演出的技术要求以及思维要求比其他类别的音乐更胜一筹。德国作曲家为什么能出那么多作品？这是因为德国有很多的哲学家，这也影响到德国的音乐作品富含哲学思想高度，这个高度实际上能体现一个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强度。如果交响乐从创作到演奏都能达到世界最顶级，那么这个国家整体文化的水平也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张千一期待“上海之春”能委约更多的作曲家来创作交响乐作品，也期望国内能出现更多交响乐演出的平台。

目前在中国，像“上海之春”这样坚持以“推新人新作”为核心宗旨的音乐节，实际上仅此一家。它的存在对于严肃音乐创作者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作曲家借助“上海之春”这个平台才得以完成多年的创作夙愿。

“我们不能肤浅、简单地看待新人新作，长时间不出新人新作代表着原创力的枯竭，这关乎民族精神的失落甚至会导致文化的坍塌。这个代价是很大的。上海之春‘力推新人新作’这个宗旨是有高瞻远瞩性的，这也是上海要成为全国文化桥头堡和标杆的必要举措。”刘湲评价道。

近百年的沧桑变幻，人们发现最终浮现在日常音乐生活里的、经常能余音绕梁的交响曲，似乎只有《梁祝》《红旗颂》《黄河》等寥寥几部，由此人们摇头感慨严肃音乐原创力的苍白与式微。然而专业人士表明，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无论是对“原创作品”的评价标准，还是对“创新”概念的理解，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第二十七届“上海之春”）

“上海之春”不仅仅只有《梁祝》《红旗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艺术史首先是作品史。当然艺术史除了作品史以外还有演唱史、演奏史、表演史，但是他的灵魂、核心还是作品史。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艺术大厦的建设而言，好作品的累积始终是第一位的。”陆在易认为。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国内严肃音乐作品中，至今家喻户晓的，最耳熟能详的，恐怕也只有《梁祝》《红旗颂》等寥寥几部作品。

“几十年来，中国绝对不止这几部精品。”陆在易语气坚定地强调道， “半个世纪以来，单单‘上海之春’就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作品，数量方面，少说也有上千部（首）以上，其中一批作品已经在我国音乐史、舞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或成为传世之作。除了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吕其明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还有丁善德的交响乐《长征》、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王云阶的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朱践耳的《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施咏康的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跃龙》、张敦智的大合唱《金湖》、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刘湲的交响狂想诗《为阿佤山的记忆》……舞蹈方面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在陆在易看来，这些精品之所以没有被大家熟识，传播渠道少是一大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历史境况下，《梁祝》《红旗颂》这些紧贴时代的作品被千万次地传送，成为了人们无法忘却的记忆。然而如今是一个多元化的年代，广播、电视台、音乐会上充斥着流行、爵士、摇滚等各种音乐，如同面对的是丰盛的自助餐，人们可以多种选择，高雅音乐不再是唯一。然而问题是，在文化日益“快餐化”的行进速度中，严肃音乐被挤兑掉了很多传播的机会，也失去了广泛流传的可能性。

刘湲告诉笔者，几年前，他去听了著名音乐家拉赫曼在北京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当他看到节目单上只写着两个规模不大的作品时，不禁诧异起来：通常一场音乐会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拉赫曼的两个作品不到40分钟就可演奏完，接下来的时间他要怎么打发呢？结果音乐会是这样进行的：上半场两个作品演奏，下半场两个作品换次序再次演奏。这让刘湲感受到，一场音乐会上让听众完成两次接受也未尝不是一种好方式。“新作品出来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听众第一次听可能觉得不适应，第二次听就会衍生出很多新的感受。而且有些作品刚推出的时候，也许不切合当时的情境，一时可能会受到冷落，但是过段时间再次推出，可能环境、观众的心态变化了，对于作品的态度也会发生转变。”可惜的是，不少新作出来反响不佳后，即被永久地打入“冷宫”。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曲：何占豪、陈钢（第一届“上海之春”）

朱践耳感叹，很多其实留得下来的作品鲜有机会上演，实在太可惜，“贝多芬一生创作几百部作品，经历几百年的反复演出后，传世几十部，直到今天与当代人也没有产生隔膜。这就是文化的传承。”余震建议：“新人新作的传播主要靠演出和推广，‘上海之春’提供了一个演出平台。除此之外，电视台和电台等媒体，能不能在播放流行音乐之外，辟出专门的栏目，来播放上海原创音乐作品呢？”《上海之春50周年纪念文集》出版之际，组委会向上海歌剧院、上海大剧院等及主要媒体赠书以表示感谢，这也说明“上海之春”的繁荣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几度审视的过程

“一个新作诞生以后，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通过演出，作者可以收到来自各方的真实反馈，然后有针对性地改进、完善。因此，新作的好坏是由时间和演出说了算的。”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建民表示。事实上，作品不断地上演，除了让听众更为熟知，便于流传外，对于作曲家的创作而言也是异常重要的。

上海音协副主席徐景新认为，新作创作出来，总要有乐团来演，但有时候，演出比创作还要难。当代原创作品数量不少，质量也不差，但其中有60%—70%的作品往往只演一两次就“束之高阁”了。缺少频繁演出，成为新作难以流传、难以成为佳作的瓶颈。“一个新作诞生以后，不是今天有人夸它好就是好作品、传世作品了；一个新作是否能够成为经典，主要依靠时间去沉淀、去检验。”

为此，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有了新的举措——音乐会上演了5部作品，只有1部张千一创作的交响诗《英雄儿女》是新作，其余陆在易作曲的混声合唱与乐队《雨后彩虹》、叶国辉的管弦乐序曲《中国序曲》、郭文景的竹笛与管弦乐作品《野草》、朱践耳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都是“老面孔”。这些作品在上演前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甚至重新修改。陆在易告诉笔者，已故音乐界泰斗贺绿汀先生生前曾一再告诫说：“上海之春不能像狗熊掰棒子，演一个丢一个。好的作品可以多演，改一改再演，这样就能积累更多的好作品。”

“这次开幕式很有意义，把曾在‘上海之春’演出过的作品进行汇集，然后重新排练和修改，使‘新作’的概念进一步扩大。”杨燕迪说道。

“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有一度审视、二度审视、三度审视这样一个逐渐的过程，这才是一个创作的负责任的态度。走创造型的路很艰苦，需要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有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实践才能出真正的成果。我觉得可以把这样的举措，定位为上海之春‘推新人新作’之后的第二条原则，出新作之后不间断地追溯，对作品不断回顾继续进行探讨。而这方面的坚持是需要眼光的，不要只期待横空出世的巨剧，这就会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试图一炮打响的急功近利。”刘湲指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创新”只是作品“出炉”前的过程，这个理解其实是狭隘的，真正的“创新”还包括不断地“回炉”、不断地“打造”，这样才能出精品，才能提高真正的原创力，这才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有媒体把今年“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的新举措概括为“挖库存”，事实上，那几百首（部）作品原本就不该“入库”，他们更应该长时间活跃在各个舞台不断地经受检验。

中国音乐无法“中外合资”，创新只能从“根”出发

“大家现在都在说‘创新’，但是很多人连‘创新’这个概念都没搞清楚。真正的创新是必须有‘根’的。” 余震指出了对“创新”理解上的又一问题。刘湲也认为，现在大家对“新”的概念是模糊的，“新”不是搞偏搞怪，而应该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向新的起点继续推进的过程。“现在国内交响乐的发展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传承中华民族的元素，从本土生长起来的交响乐，比如《红旗颂》《梁祝》；另一种主要是一些‘海归派’采用拿来主义，直接从西方拷贝过来的技术语言。这两种形式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个中间道路，就是两者进行融合。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海归派’迅速占据了国内的一些主要发言权，而那些勤勤恳恳的中国元素派，比前者承受更多重的压力，道路坎坷，甚至被边缘化。”刘湲认为这样的现状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的伤害。某国际音乐节上，有国外的专家甚至大师级人物对中国的一些当代音乐表示了失望，他们惋叹道：你们现在搞的东西都是我们50年前就搞过的，都扔掉半个世纪了，你们应该搞自己的东西，否则没有前途。“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中的每个里程碑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一小步一小步向前发展的，没有一个时期耽误过。西方很多的战争，在利益土地资源上进行争夺，但是基本没有动过文化。所以在中国无论怎样的改革，都不能急功近利地将传统文化拦腰截断。有条不紊、逐渐积累才是一个严肃的态度。‘上海之春’也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新人新作。”刘湲说道。事实上，本届“上海之春”开幕式音乐会上对于优秀作品的回顾也是一种传承的方式。

杨燕迪也有类似的观点：“艺术中的客观判断标准不是由形而上的‘理式’或外在的‘权威’钦定的，也不是由难以捉摸的公众趣味所随意决定的，恰恰正是由自古至今的音乐经典杰作所暗示和提供的。所有的音乐新作必须在前人的伟大经典所标示的尺度面前接受考验，从中涌现的杰作又对原有的尺度进行调整和修正。音乐的传统正是由此形成并不断发展。”

女声独唱《东方升起吉祥的太阳》（肖冷改编）演唱：才旦卓玛（第二届“上海之春”）

同时，继承、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中国艺术家的责任，也是他们站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优势。有一年，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时，刘湲借机会问他们，为何到中国来没有演出中国的东西。对方回答，法国的交响乐团到世界演出就是要演出法国的东西，就是要传播法国的理念，这是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存在的理由。“我觉得这点说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国内的交响乐团却非常奇怪，以演奏外国的交响乐为荣。包括国内一些作曲家更期待外国人的承认。我觉得我们中国音乐应该走出这种‘儿子’心态，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你才会建立创作的自信心。”刘湲告诉笔者，几年前他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上海一个画家讲：他不想去国外参加艺术评奖，也不想让外国人来决定自己作品的好坏，中国的作品外国人无法真正看懂，也没有权利来评判。当时刘湲正处于迷茫期，忽然感到：哎呀，上海还是有睿智的人啊。“优秀作品的创造一定是深深扎根于自己文化土壤的。中国作曲家的目标和崇高的事业就是创造中国的作品。文化的原创力也来源于此，它没有‘中外合资’的思路，也不需要刻意向国际接轨，各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基于各自传统的平等的灵魂对话。”刘湲感叹道。

商业标准不是唯一，音乐发展也需要“F1”

“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会变成亿万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作品和作品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比性。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陆在易郑重地指出。《祖国，慈祥的母亲》和《桥》都是陆在易的艺术歌曲名作，其中前者因为题材的缘故更为大众熟悉，但是他本人认为，从艺术价值上看，《桥》更胜一筹。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单一地以“传唱率”来界定新作的原创价值。

笛子独奏 演奏：陆春龄（第七届“上海之春”）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音乐作品的流传度与质量的关系，当然能够流传是一个准绳，但不是评价的唯一途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作品，包括国外的，流传度和受欢迎度都很高，可是还有一部分作品，专业界评价很高，但流传度不广，这类作品实际上对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杨燕迪说。

艺术有两类，一类是大众化的、是普及的，另一类是专业性很强的、是提高的。朱践耳认为，对于不同的类别，评价标准要有所区别。“现在普及的东西多，通俗的多，很多人用通俗的眼光看交响乐，这就会出现问题。交响乐是提高性的，能听懂的人不多。所以我认为应该有多种评价标准，不能仅仅以商业标准统一要求。音乐要发展应该百花齐放，各个门类都不能偏废。”

“你觉得为什么上海要引入F1赛事？”在本届“上海之春”开幕式音乐会前、上海大剧院外，著名作曲家叶国辉向笔者抛出了这么个问题。“因为尽管F1赛车不会在淮海路上开，但它所蕴含的科技将会全面地运用于汽车制作和使用领域。”叶国辉自问自答，“其实我们现在所有大众的主流的文化产品，都来源于几十年前的前沿品牌，或者小型品牌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要对前沿文化加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上海的音乐原创也该如此，要在兼容主流文化的同时，以前沿性、创新性对文化起到引领拉动的作用。”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叶国辉也很自豪地表示，“上海音乐学院今天在前沿艺术领域所凸显出的成果非常显著，也适应了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特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感，需要现代思潮、现代文化来支持、体现。其实在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没有太多的界限，我们要用更多元、更宽阔的胸襟来对待文化发展。而具体到‘上海之春’也需要对于那些前沿作品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样新人新作将会有更多的成果出现，艺术将会呈现出更多的色彩。”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陆培认为，上海向来是藏龙卧虎之地，地处中西文化交融荟萃之地，所以一百年来，只要给她机会，上海总是能做出标新立异、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壮举。“‘上海之春’应该有保持高端、精英知识的风格风范的平台，上海，乃至全国需要这么一个平台，来集中展现中国最新、最超前的创作。她应该有能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相应的音乐文化展示平台——这里有新的音乐，这里有活的音乐。”

朱践耳交响乐作品音乐会（第十六届“上海之春”）

不要一叶遮目，以固定思维来代替群众观点

在本届“上海之春”开幕音乐会上，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然而，朱践耳告诉笔者，这部作曲在1962年首演时，却形成了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很多音乐学院的师生都非常赞赏这部作品，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音乐学院学习、对交响乐并不熟悉的音乐界人士对这部作品持反对的意见。在座谈会上，有专家批评，这部作品一会就转调，一会就转调，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当时人们习惯只用一个调门唱完一首歌的现状下，朱践耳创造性地运用转调技术一时让部分人难以接受。“我的转调是有道理的，你看六盘山重重叠叠，革命也是风起云涌，长征是波澜起伏，单一一个调子怎么表现得出来？”朱践耳据理力争。但是当专家指出他的作曲“民族化上有问题，手法太洋化，群众听不懂”时，他有些动摇了。后来，有一天，朱践耳在音乐厅门口外墙上一个“听众来信”栏目中，看到了一个工人、一个学生写的关于他作品的听后感。“我一看，有些出乎意料，其实他们听懂了，听不懂的反而是一些音乐界人士。”类似的情况，二十多年后再次出现。1986年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举办时，朱践耳新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中用了不少现代作曲技法、风格较新，初次内部试奏，得到的普遍反映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所幸的是“上海之春”艺委会的听审结果是刚刚及格，《第一交响曲》得以在“上海之春”公演。公演后，听众反响很好。最后这部作品获得了“上海之春”的优秀作品奖。

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届“上海之春”）

“上海有个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他们的水平非常高，他们的观点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朱践耳向笔者透露，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协会自发组织的座谈会时，忍不住问他们，为什么一些音乐专业的人都听不惯，你们反而能接受？爱好者们爽快地回答：“这很简单啊，他们有老框框，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接收新鲜事物更快，一些音乐一听是老调子或者很通俗，我们就没兴趣听。”

“艺术性高的作品就一定无法被大众接受吗？”叶国辉质疑，他认为现在我们往往低估了听众的接受能力，低估了他们对于现代艺术的需求。“比如《忐忑》的走红很有意思，这个曲子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我们的公众已经不太满足于一般的文化。虽然人们接受《忐忑》有一定的娱乐成分，但是也显示出公众已经对新的文化形式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如今电脑进入众多家庭，这些家庭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娱乐平台，这种平台提高了他们的参与度。有些人会自己进行音频剪接，自己创造手机铃声，这些都是一种文化主动的态势，这种现象的产生从一个潜在的层面提升了大众的文化，也提升了文化的认知度和审美高度。我们的文化艺术机构包括作曲家需要关注这个现象。”

“传播率”、“专业性”、“群众基础”……来自所谓的专家的、观众的甚至官方的种种评价有时往往会左右作曲家的创作。“现在各方面对艺术家‘指导’太多。”郭文景有些愤慨又无奈地感叹道，他认为艺术家是选择大众还是强调自我，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不能按照一种模式来要求艺术家，甚至强迫艺术家，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只有尊重作曲家各式各样的想法，才有可能得到好的作品，只有存在各式各样的艺术家，才能满足各式各样的不同层次的大众需求。

“上海之春”曾是全国音乐家们的圣地麦加，曾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音乐节，然而这些年来影响力在下滑。那么，人们忧虑的是，在呼唤原创的时代，“上海之春”能否闯开新的春天？答案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上海之春”在市场大潮的沉浮中一直坚守着难能可贵的传统，因为“上海之春”有着一批一往情深的支持者、效力者。

期盼年轻一辈早日崛起

盘点历史上很多优秀作品，大都是年轻一辈写下的。“例如：《梁祝》的两位作者何占豪和陈钢，在写作《梁祝》时，还是在‘上音’本科就读的青年学生。吕其明创作《红旗颂》时35岁。朱践耳写作《英雄的诗篇》时是37岁。”陆在易举例道，为此他特别寄希望于年轻人，“毕竟，今后‘上海之春’的历史，将由他们来书写。我热切地期盼着青年作曲家群体的崛起，这是‘上海之春’的希望和旺盛生命力之所在。”陆在易建议现在的年轻学子们在掌握了一定基本功的同时，还要在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上多下功夫，要写出与大城市相匹配的作品，要写出有历史使命感的和社会联系紧密的作品，不能只限于抒发个人的感情。

“现在给学生上课，有的学生很快说，老师我写完了。我就问他，你是为了写完还是为了有所收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形成的结果也完全不同。现在很多学生写东西就是为了新奇，只是突发奇想，是无源之水，今年喜欢这个，过了一两年又变了，整天东一榔头西一榔头，零打碎敲，没有延续性，这也是一些作曲家的弊端，应该像贝多芬那样：终生讨论的是一个大的命题。”刘湲感叹。

杨燕迪认为，当代年轻人较为缺乏的是文化的积累，以及对人生、艺术的独特认识与感悟。“艺术最后还是看文化积累的，绝不是看表面的光鲜与红火，而是看是否对音乐、对历史、以及对这个时代是否有穿透力的理解和把握。艺术创作是大浪淘沙的，能留下来的一定是有内涵的、对艺术作出独特回答的艺术作品。”与此同时，杨燕迪也表示，对于学生文化积累、生活感悟方面的要求，不单单是音乐学院或者师生个人能够解决的。“当前的时代处在急剧转型、价值多元的环境中，总体上非常浮躁，这对任何人都是考验和挑战，就看你能不能有内心的定力，能够真正沉静下来。谈何容易！当然，社会和体制也有责任提供这样的气候和土壤，因此，我们人人有责。”

期待“上海之春”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当年，每逢春日降至的时节，我都会与部队文艺团体战友们一起凑到团长身边去套近乎，为的是得到一张观摩的介绍信，以期获取一次资格，预领一笔经费，好钻进‘上海之春’的剧场里去，过一过‘戏瘾’，饱一饱‘耳福’，补一补‘营养’，添一添‘燃料’，最终带回一大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信息，重新投身到富有创意的艺术实践中去。当时的‘上海之春’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无异于是一堂特设的‘文艺大课’”。 原上海歌剧院院长何兆华回忆道。从创办之初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上海之春”曾经吸引无数上海乃至全国的艺术家蜂拥而至。很多文艺团体会停工三四个月，只为给“上海之春”准备节目，无数作曲家、教授、青年教师，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会进行踊跃的艺术创作，只要作品能上舞台，便是最大的荣誉，没有人会计较报酬。同时，每场的新作品音乐会更是一票难求。那时的“上海之春”曾是全国音乐家们的圣地麦加。

然而时光流转，让人黯然神伤的是，如今“上海之春”的影响力已经羞于用“最”字形容了，全国各地涌现的更为华丽的音乐节在知名度上有着盖过“上海之春”的势头。与此同时，上海原本热闹的各大音乐团体也在萎缩，影响了上海本地的原创力。而资金不足、组织上分工不明等局面，也给“上海之春”的开展带来诸多问题。不过，在刘湲看来，“上海之春”的困境以及下滑的影响力是暂时的，只要坚持“推新人新作”的宗旨，肯定是会峰回路转的。“任何一个节日都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造大声势的，大资金投入，这是一种商业行为；另一种方式是坚韧地做一个文化。文化的力量不在于是否风起云涌，而在于是否坚韧。像某些国际音乐节虽然表面光鲜，但看不到造就了什么东西。法国的音乐在讲法国的故事，意大利的作品在讲意大利，而自己在讲什么呢？不知道。这些音乐节更像公园里大规模摆设的书摊，大家过来买是感动于书，而不是感动于书摊。所以我希望‘上海之春’一定要保持它的‘新人新作’的宗旨，坚持原创和文化的传承，这是一种伟大的理念，一种睿智的理想。”

竹笛与管弦乐作品《野草》曲：郭文景笛子演奏：唐俊乔（第二十八届“上海之春”）

除了坚持宗旨，不少专业人士对“上海之春”还提出了各方面的建议。“像今天这个音乐会，以电视台的长度需要来删减作品长度，这就不是按艺术规律做事。而且在现场有那么多记者噼里啪啦在照相，这发生在上海简直难以置信。在北京不可能，一定会被赶出去。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尊重艺术规律。”在本届音乐节开幕式后，郭文景忍不住向笔者抱怨，他觉得“上海之春”这个平台非常好，但是可以考虑怎样做得更好。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体制改了，开音乐会得自己筹钱。1995年我能开成第一次作品会，也是幸得一位新加坡老板的赞助。其实，国外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补贴的。现在国内交响乐无法普及，我认为国家、政府还是应该多给予补贴。”朱践耳表示。

杨燕迪认为“上海之春”是国际音乐节，视野应该更开阔。“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优秀作曲家和作品在中国推荐的力度是非常不够的，听众耳朵偏于保守。20世纪已经过去了，百余年来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沉淀，而我们的听众更多地关注巴洛克后期到20世纪之前。当然这个时段的所谓“主流曲目”总的来说比较悦耳，20世纪以后的作品，可能听起来悦耳性比较弱，但是它反映了20世纪人类心灵和思维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焦灼和困惑等很多原来没有的东西。”杨燕迪建议上海之春“新人新作”概念的内涵可以进一步扩大，不仅推上海的“新人新作”，而且要有意识地整理和力推已有的好作品，使之成为新的经典，还可以推全国的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新人新作。“虽然文化部和中国音协每年都对优秀作品进行评选，但是这些作品往往评了奖以后难得有机会与普通观众见面，可以利用‘上海之春’这个平台，吸引全国各地的新作过来展演，以及引入国外20世纪以来经典的和前沿的创作。这也为上海的本土创作提供了交流借鉴的机会。”

“上海之春”一直以来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品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新中国音乐50多年发展的厚重历史文脉。我们期待“上海之春”秉持珍贵的传统，重现过往的辉煌，并在上海文化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辐射效能。